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明清时期运河在促进沿岸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亦对区域社会民间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成为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目前，学界尚没有专门研究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的学术专著，只是在一些宏观性和区域性的研究成果中有所体现和涉及。简单归纳起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的研究。这类成果侧重于从明清国家或区域社会的角度探讨水神信仰的产生、发展及流变。蔡泰彬《明代漕河四险及其守护神——金龙四大王》阐述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起始期，并揭示漕河与信仰之间的关联。
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论述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内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情况。
闫化川《妈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山东地区传播史研究》以时间为脉络，探讨宋元明清时期妈祖信仰在山东地区的传播过程及庙宇分布情况。
向福贞《济宁商帮与金龙四大王崇拜》讲述了济宁商帮在金龙四大王信仰传播及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陶道强《明清时期妈祖信仰在山东的分布与成因分析》探讨了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妈祖庙宇的分布情况，认为明清时期盛行于山东的碧霞元君信仰是导致妈祖信仰未见兴盛的主要原因。
吴欣《明清山东运河区域“水神”研究》以山东运河区域为视角，对水神信仰的构成及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官方运河水神和民间水神的主要功能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刘兵《明清运河区域人格神信仰成因探析——以白英为中心的研究》
、郭福亮《从凡人到神灵：白英形象的演变及诠释》以明代治水名人白英为视角，探讨了明清时期运河水利人格神信仰的形成及发展。
周平平《明清漕运与水神崇拜——以运河山东段为个案的考察》以山东段运河为视角，探讨了明清山东运河沿岸水神崇拜兴起的背景、水神信仰的主体和客体、水神信仰的特色和影响等问题。
二是有关区域民间信仰的研究。此类成果侧重于从区域社会的视角，探讨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海外学者的代表性成果有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万志安（Richard Von Glahn）《财富的魅力：江南社会史中的五通神》、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等。近年来，国内有关区域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于江南、华北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考察。涉及山东运河区域的主要有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妈祖信仰和关帝信仰的传播及影响进行了专门论述。
吴欣《正祀与杂祀：明清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研究——以张秋镇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以明清时期张秋镇为视角，通过对国家所倡导的“正祀”以及无关祀典的“杂祀”进行对比性研究，揭示了民间信仰本身自我完善的能力以及信仰群体的力量。
其《“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一文以鲁西运河区域为视角，探讨了泰山奶奶、鲁姑奶奶、托山奶奶三种信仰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影响，强调了人群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原则性。
以上成果对于深化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史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从研究对象上看，有关山东运河区域神灵信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金龙四大王、妈祖、白英等运河水神的研究，其他信仰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利用正史、档案、地方志、文集等传统文献，对碑刻、家谱、口述访谈等民间文献资料缺乏利用；较少运用社会学、民俗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未能从社会角度去挖掘更深层的历史内涵，关于神灵信仰与地域社会的理论体系未能建构。从研究区域上看，研究视角过于宏观，缺少对具体、微观、细致的考察，未能深入发掘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的地域特色，对地方人群和底层民众的信仰活动缺乏关注，对于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传承亦较少涉及。本书在依据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考察和口头访谈，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展开全面而细致的研究，重在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特色及其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
对于传统社会民众的信仰，研究者曾用不同的概念去界定，如“民间信仰”“民俗宗教”“民间宗教”“大众宗教”“民生宗教”等。名称不同，所指的对象却基本一致。赵世瑜指出：“所谓民间信仰，则指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包括围绕这些信仰而建立的各种仪式活动。他们往往没有组织系统、教义和特定的戒律。既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皮庆生则认为，民间信仰“有强调其信仰群体、价值观念等方面均为下层的意味，同时隐含着将此类信仰活动与释道区分的意思。事实上，传统中国社会的祠神信仰的信众涵盖了所有的阶层，包括士人群体，并将儒释道的一些核心观念有机地融汇进来，所以使用‘民众祠神信仰’较‘民间信仰’似乎更具体、更合理，且表示不排除某些祠神所带有的释道色彩”。他所说的“民众祠神信仰”，“是指以祠神为中心，有比较固定的活动场所、仪式和相对稳定的信众，介于官民之间的全民共享的宗教信仰活动”。
马新进一步指出，“所谓民间信仰是指存在于民间社会的种种信仰与崇拜，它或者与上层社会的信仰同源，或者生成于民间社会，其中有许多内容是与上层社会所同享的。”
笔者基本同意马新的说法，本书所指的民间信仰既指民间社会自发产生的信仰活动，也包括精英阶层（包括封建帝王、各级官僚和士绅阶层在内）和普通民众共同参与的各种神灵信仰。从信仰的主体而言，所谓的“民间”，既包括平民百姓，也包括地方士绅和官员，涵盖所有的社会阶层；从信仰的对象而言，既包括朝廷祀典中的神灵（略同于“祀典”），也包括在地方社会中传承的神灵（略同于“杂祀”或“民祀”）。民间信仰指的是民众通过相对固定的仪式而进行的神灵信仰和崇拜。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明清两代长达四五百年间，京杭运河河道稳定，持续畅通，它所流经的地区（流经的城镇和州县）及其辐射的区域（距离运河较近且明显受到运河交通、运河经济影响的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纵贯南北，穿越几个行政区域、自然区域的地位特殊、特点显明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不仅有数百年前后传承的与其他区域明显不同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而且漕运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区域内外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人口的迁移流动等，更使这个区域逐渐融汇积累了丰厚的精神文化。
”本书所指的山东运河区域，是指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山东境内流经及影响的区域。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以下地区（详见表1）。
表1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行政区划沿革
本书在依据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和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的种类及构成、特点及成因、功能及影响等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综合而细致的研究。本书主要分为八章，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章：多元与融合：民间信仰形成的社会环境。山东段运河是整个京杭大运河中汇集泉水最多、河工设施最为密集、河工技术含量最高的运河河段。运河的流经在促进山东运河沿线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运河区域社会结构变得日趋复杂多元。伴随运河的贯通，运河两岸城乡社会生活中的商业色彩大大加强，出现了许多有悖于这一区域传统风俗的新景象。由于邻近儒学思想发祥地，相较佛教和道教，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频发的水、旱、蝗等灾害则导致了民间治水神、祈雨神和驱蝗神信仰的盛行。这些自然和社会因素都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地对民间信仰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章：漕运与治河：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建构及影响。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是金龙四大王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金龙四大王为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故其庙宇主要分布于黄、运沿岸地区，频发的黄河水灾和漕粮运输的现实需要是导致其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谢绪的忠义形象和众多的商人商帮亦推动了信仰的扩展和传播。金龙四大王信仰对明清国家的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漕运和治河官员借助酬神报功，彰显自己的治河理漕功绩。漕军、运丁则通过祭祀神灵，获取心理慰藉。
第三章：忠义与教化：山东运河区域的关帝信仰。关帝信仰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人格神信仰。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关帝信仰盛行，关帝庙宇遍布城镇和乡村。除了官方的倡导和推波助澜外，当地尚武好义的民风、大量山西移民的存在以及山西商人的推动成为信仰传播和盛行的主要原因。关帝职能的多元化使其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地方官员往往借修建庙宇、崇祀神灵，灌输国家祭祀理念，实施社会教化。地方士绅则通过修建庙宇和祀神活动，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彰显自身事迹和影响力，表达愿望和诉求。与地方官员和士绅不同，民众信仰关帝主要目的则是禳灾祈福、酬神还愿。
第四章：神圣与世俗：碧霞元君信仰与区域社会。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是碧霞元君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呈现出庙宇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广泛等特征。官方的肯定和认可、神灵职能的多样性、特殊的文化传统以及地方士绅的推动是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员对信仰大多持默许和认可态度，并希冀借助祀神传达官方祭祀理念，实施社会教化。地方士绅对待神灵的态度则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如何维护神灵的“正统性”成为主流地方精英面临的重要课题。民众通过组织香社、结众巡游、扮演杂剧等祀神活动，在酬神还愿、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还起到了增强社区凝聚力、强化地域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的惯性原理以及民众的现实需求使得信仰在当今社会中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第五章：保漕与祈雨：山东运河区域的龙神信仰。龙神信仰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龙神信仰亦极为盛行，频发的水旱灾害是导致龙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龙神庙宇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官方修建之龙王庙，二是民间龙王庙。龙神信仰对运河本体和明清国家而言，其功能更多体现为治水与保漕。对地方官员和民众而言，则主要是祈雨和教化。由信仰活动而衍生出的众多仪式和传说，在促进信仰广泛传播的同时，在凝聚人心、强化地域认同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运河区域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导致传统龙神信仰发生了新变化，使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
第六章：酬神与娱人：山东运河区域的庙会及其功能。庙会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民俗活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庙会数量众多，呈现出经济功能突出、辐射范围广等特点。庙会的定期举行在满足民众祭祀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为祭祀神灵而举行的戏曲表演、接驾巡游等活动，在酬谢神灵的同时，也起到了文化娱乐、强化地域文化认同的作用。作为民众的集体狂欢活动，庙会的举行不可避免地对地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并为当政者和地方精英阶层所诟病和批判，甚至对其加以取缔和打击。庙会在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官民力量博弈的舞台。
第七章：神灵与众生：区域社会视野下的民间信仰。地方官员是沟通国家和民众的桥梁和纽带。当面临灾害或动乱时，祭祀神灵成为地方官员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祭祀神灵、修建庙宇成为地方官员灌输国家祭祀理念、实施地方社会教化的重要活动。地方士绅通过领导和参与祀神活动，不仅表达了自身的祭祀理念和利益诉求，而且还在活动中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在地方社会的精英地位。民间信仰在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方面亦有显著功效，这在地域色彩浓厚的乡土神灵祭祀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人们通过共同的神明信仰，共同举行祭祀活动，将地方上人群整合起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强化地域文化认同。民间信仰对区域社会和民众生活亦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社会风俗信仰活动。
第八章：环境与信仰：民间信仰的地域特色。运河的流经及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使得民间信仰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色。运河的流经和频发的水旱灾害导致山东运河区域水神信仰极为盛行。按照功能和属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信仰的运河水神和漕运保护神，如金龙四大王、晏公、漳河神等；另一类是民间治水神和祈雨神，如龙神、二郎神赵昱、羊使君等。运河水神的出现是运河区域与非运河区域民间信仰最为显著的不同。运河的流经促进了不同区域间信仰、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妈祖、晏公、许真君等外来信仰的传入为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增添了新的元素，使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成为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民间信仰不仅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与当地的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山东运河区域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亦造就了名目繁多的“地方土神”。相较金龙四大王、妈祖、晏公等“全国性”神灵，这些地方性神灵有着更为顽强的生命力。这些地方性神灵的形成及发展，既与传统生产方式、地理环境有关，也与国家权力、正统思想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