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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在伦敦工作的詹姆斯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您，尽管我们在表达上似乎有所不同，但我确信我们之间具有某种和谐，我们的努力将结合在一起。您给予我的是我所无法估量的——这种影响很早就开始并且是那样的深刻持久。” [1] 这并不是一个有孝心的儿子讲给临终前的老父亲的漂亮的安慰话，而是发自内心的诚恳表达。詹姆斯多次提到父亲对他的影响，但并没有说明具体是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他。
“我们在表达上似乎不同”实在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两人的思想基础是对立的。老亨利所主张的一元论正是詹姆斯所要竭力反对的，老亨利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个人放弃自我的扩张并向上帝完全开放”
；詹姆斯则坚决支持自由意志说，他将“自由意志”跟“绝对”“上帝”“精神”这些宗教的形而上学名词相提并论，认为它是一种解救的学说。
老亨利和詹姆斯都在经历精神危机后确立了自己以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同的是二人的选择是相反的，前者投入了上帝的怀抱，后者找回了自我。这是两代人由于时代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提出疑问，生长在宗教狂热期和前达尔文时代的老亨利如何会对经历过战争和现代科学洗礼的詹姆斯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
这并不冲突，老亨利对詹姆斯的影响，不是教会他如何去思考问题或者如何去解决问题，而是教给他一个终生都要面对并力图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人性的问题。这是詹姆斯所有思考的出发点，贯穿他一生的宗教关怀也来自对人性的考察。因此，二人面对的虽是同样的问题，但由于成长的年代和所受的教育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产生差异。比起老亨利对斯维登堡的皈依，詹姆斯更多地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和雷诺维叶自由意志论的影响，这是他与父亲最大的区别。父亲对詹姆斯的这种深刻持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用力长时间潜移默化的结果，或许詹姆斯没有具体说明正是因为父亲给他的影响太多了反而不知如何说起。
首先是教育。在所有的孩子里，老亨利最重视詹姆斯的教育，也因为他讨厌制度化的东西，所以詹姆斯在欧洲很多国家都短期学习过，随着詹姆斯学习地方的变动而搬家也成为这一家经常上演的戏码。詹姆斯受到正式的教育是1861年之后他在哈佛大学学习化学和医学期间，不过前者学了两年就放弃了，后者最终取得博士学位，虽然他自己不喜欢医学日后也没有成为医生，但医学教育使他后来得以进入心理学领域，也算是学以致用。在宗教学方面，詹姆斯是站在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用他擅长的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来分析个人的宗教经验。在哲学方面，詹姆斯完全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也没有受过正规的逻辑训练，这样的背景虽然常使他在跟同事们的辩论中处于下风，但也因此让他在思考问题时没有哲学史的包袱，可以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他独特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与父亲的冲突也成为詹姆斯前进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跟父亲一次又一次的职业选择上的对抗或观点上的对立，成就了我们所认识的詹姆斯。由职业选择冲突而诱发的精神危机，不仅让詹姆斯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使他从此相信人有自由意志，也令他感受到宗教信仰的力量以及人对宗教信仰的情感需求，使他在精神上真正地接近了自己的父亲。
最后是父亲在宗教观念上对他的影响，这也是老亨利给予詹姆斯最直接的影响。老亨利是个宗教思想家，他着迷于两件事情：“迷恋宗教冲动和讨厌现存的宗教制度。”
梅南德的这种说法用在詹姆斯身上也同样合适，他的《宗教经验的种种》所研究的主题就不是宗教制度，而是宗教感情和宗教冲动。此外，维斯博德（Katherine Weissbourd）说：“老亨利的理论专门集中于经验的内部动力。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最重要，乃因为它反映了上帝的存在，是人认识上帝的唯一方式。只有通过内心世界的体验，人才是实在的。”
而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中说：“我个人相信要证明有上帝，主要在于自己的内在经验。当这些经验使你相信你有上帝以后，上帝这个名称最少会给你一种精神上休假日的好处。”
二人都重视人的内在经验，不同的是老亨利是通过上帝来证明人的实在，詹姆斯是通过人的宗教经验来表明上帝的实在。
老亨利在哲学思想上最终归属了柏拉图主义，认为世界分为有形和无形的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有形的世界也是不完满的世界，无形的世界是神的世界也是真实完满的世界，人们所要做的就是依照上帝的安排从不完满走向完满，而帮助人们理解何为完满就是哲学家的任务。
“老亨利相信：哲学指的是起始引导的宗教悟性，是知识的最高行为。”范斯坦认为，“正是他的这种思想观念培养了威廉·詹姆斯的思辨才能，也影响了詹姆斯对人性的关注”
。我们无法确切地估量老亨利给了詹姆斯多大程度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詹姆斯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追随了父亲的脚步，也从哲学方面给宗教信仰以支持。为了解决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他提出了实用主义——一种符合一般宗教需求的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哲学。
在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1872年的精神危机。加缪（Albert Camus）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的确，当一个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追问生命的意义时，不论答案是什么，最后的落脚点总是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所以，生存还是毁灭是一种带有本体论意味的发问，詹姆斯在精神抑郁期间也多次想到自杀的问题。
詹姆斯的精神危机究其根源，主要有两方面诱因：其一，长期以来在就业选择上与父亲的冲突和妥协中导致的自我迷失感，以及对未来生计问题的担忧导致的精神抑郁；其二，科学与宗教相冲突而产生的信仰危机所导致的心灵上的惶恐与不安。
前者的解决之道，先是在雷诺维叶那里找到安慰慢慢振作起来，而后通过在哈佛大学的讲课以及活跃的社交活动摆脱了困境。1872年秋詹姆斯在给雷诺维叶的信中说道：“非常感谢，我第一次领会清晰合理的自由观念……可以说，通过这个哲学道理，我正开始经历一次道德精神的重生。”
经由相信自由意志令自我得到觉醒，这对詹姆斯意味着人生并不是被安排的，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从而使生活发生改变。
后者一方面通过正视自己的宗教需求，从上帝那里获得安慰。正如他在“病态的灵魂”里借“法国人”之口所讲的，“我始终认为，我的这种抑郁经验具有宗教意义。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恐惧势如破竹，强大无比，假如不是我紧紧抓住《圣经》的字句，诸如‘永恒的上帝是我的避难所’，‘到我这儿来吧，你们所有劳作和负重的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等等，我想，我早就真的发疯了”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捍卫宗教信仰，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真理观都是为此服务的。
詹姆斯后来在对哈佛大学基督教青年联合会（Harvard Y.M.C.A.）做的题为《生活值得过吗？》
的演讲，论述的就是生活在科学时代的人们如何自处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将它看作詹姆斯对自己所经历的精神危机的一个回答和总结。
生活值得过吗？人一旦反思自己的人生，探究起生命的意义时，总归有两种结果，要么承认生活并不“值得”，而后自杀或继续过活；要么相信生活是“值得”的，而后自杀或继续过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对等的结果，是因为探究人生意义是精神层面的活动，它不一定会转化成现实的行动，否定生命的意义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生活本身，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
詹姆斯所关注的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研究的课题，前者更多地考虑人的精神层面，怀着一种强烈的宗教关怀直接提出可以指导人生的理论，后者则面向生命本身，着重分析人的存在状态。其中，德国存在主义主要以人的忧虑、恐惧、绝望、死亡等生存状态为研究对象，法国存在主义则强调人的本质、自由、选择，强调人的能动性，这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多元的宇宙观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所以，美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巴雷特（William Barrett）说：“在所有非欧洲的哲学家中间，大概要数威廉·詹姆斯最称得上是存在主义者了。”
加缪说：“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并不‘值得’。”
詹姆斯说：“我对你们的忠告是：别害怕生活。相信生活是值得过的，而你们的信念将帮助你们创造这一事实。”
这两个人一个用“承认”，一个用“相信”，其潜台词是一致的，即都认为生活有悲苦的成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继续存活下来？这里的相当一部分人专指那些认真考虑过自杀的人，因为反思生命的意义和产生自杀的念头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时甚至正相反。比如叔本华，一边书写着人生的种种悲苦，时常为恐惧和邪恶的幻想所困扰，一边却又分外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不赞成用自杀来逃避人生的痛苦，也不认为自杀就能够得到解脱，因为自杀只是个体生命的毁灭，作为世界本质的生存意志却依然无恙，而意志又是痛苦的根源，面对无恙的生存意志，自杀，即一个个别现象的自甘毁灭自然也就是一个完全徒劳的愚蠢的行为了。
“身体的判断和精神的判断是相等的，而身体面对毁灭畏缩不前。我们在养成思考的习惯之前业已养成生活的习惯。在这迫使我们每天都一步步向死亡靠近的奔跑中，身体相对思考而言总是保持着这不可挽回的提前量。”
加缪认为，身体对死亡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想过自杀而终究没有自杀的一个原因。也可以说，大部分人是因为活着的习惯在驱使着生命继续，毕竟求生存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但这种凭着生命本能以及肉身习惯的继续存活不等于找到了生活值得过的原因。另一个选择生存的理由是找到了生活的“希望”，这也是詹姆斯为自己和世人提供的生活值得过的理由，即求助于宗教信仰。
不过，借助于“希望”在加缪看来就是一种哲学上的自杀，寄希望于上帝，企望来世与彼岸世界，这无疑是精神上的自杀，是对自我理性的抹杀。加缪认为，面对荒诞的生活，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自杀都是对人生的逃避，都是不可取的。他宣扬的是一种西西弗式的悲剧人生，一种极致张扬自我的人生。这首先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人生悲苦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悲剧人生的先决条件，同时还需要蔑视苦难、永不屈服的精神。人正是在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意义，这意义来自抗争本身，来自自我的坚持与张扬。人生悲苦之处也正是人生幸福之所倚。
“我们总是看到他（西西弗）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惟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如同尼采所说的，“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终点”。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经历本身的这个过程，而非结果。可是，这也不过是人为自己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在与不可知世界的联系中获得意义之外）所能找到的唯一像样的理由，却总伴着悲怆与无奈，带着自我鼓励的成分，总显得有些许的牵强。
作为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思想家，我们能够理解加缪何以会倡导一种西西弗式的人生态度，在一个人性被任意践踏、生命如同草芥的年代，与其消极地等待上帝的拯救，倒不如通过自身的努力冲破困难。但如果抛却特定历史年代的影响，加缪所论述的面对荒诞的三种人生态度之间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看你处于哪种人生境遇，由此做出哪种选择而已。
面对苦难仍能够保持乐观，这种品质和勇气并非人人具备，也不是想做到便能够做到的，否则加缪也不必大力倡导了。事实是，的确有一部分人是悲观厌世的，对于如何能够让这部分人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加缪宣讲的西西弗式的人生观恐怕是无力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已经厌世的人还能在悲剧人生里寻找安慰。你也不能给他一个生硬的宗教理由——自杀是一种渎神的行为——以警告他不能够自杀，这解决不了问题。
加缪认为荒诞是人生存在的一个必然状态，因为从根本上讲，生存永远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加上他摒弃了宗教，讲求活在当下、活在今世，抗争就成为彰显人生意义的唯一途径。而詹姆斯生长在以新教精神为其核心价值体系的美国，其父亲又是个宗教思想家，当他反思人生时，宗教很自然地会成为他的求助对象。不过詹姆斯所说的求助于宗教信仰，并不同于加缪所批判的第二种人生态度——哲学的自杀，而更像是第二种和第三种人生态度的结合体。他虽然相信上帝的存在，却并不认同目的论，相反，他同加缪一样宣扬自由意志，倡导一种在苦难中抗争的积极人生。他对上帝的设置是出于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出于对一部分人内心需求的考量。詹姆斯毕竟不是一个神学家，发展和壮大宗教、证明上帝的存在不是他所关心的事，他捍卫宗教信仰只是源于对人性的关注，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宗教疾病。在讨论“生活值得过吗？”这一问题时，詹姆斯面向的始终都是那些和他一样有着宗教情感的人，鼓励的是那些和他一样因为宗教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悲观沮丧甚至想要自杀的人。
痛苦的根源在于科学与宗教之争，即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与人们已有的宗教情感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正处在19世纪，通过进化论和我们的物理哲学，我们已经对自然有了极为公平而深刻的了解，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去崇拜任何上帝，把她看作是这些品格的一种充分表现”
。另一方面，科学又无法满足人们心灵上的所有要求。一边是摒弃了自然宗教、对传统宗教产生了怀疑，一边是现代科学的“权威”还不足以令人完全投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怀抱，人在宗教与科学的拉锯战中陷入了对生命本身的质疑，这也正是詹姆斯在精神危机时期所面临的人生难题。因此，詹姆斯才说：“悲观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疾病。在其表面形式上（你们最容易相信这种形式），它只不过是一种宗教要求，而这种宗教要求是任何正常的宗教所无法满足的。”
如何摆脱这种痛苦？詹姆斯认为，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自杀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和分心的罪恶，单是这种想法就会增加自身的罪恶感和恐惧感，既然科学提供的事实动摇了信仰，不如索性摆脱所有的目的论，这样至少可以消除由自杀念头带来的这层罪恶感。同时，生命也从神那里收回到个人手中，在生命的价值方面也找到了令人鼓舞的答案。“从此，我的我终于站起来了，我站在上帝创造的国王面前，我的生命中有了反抗的记录。这种反抗是我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用一种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可以把这种反抗合适地称作尊严和违抗。……从那一时刻起，我便开始成为一个人。”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能够依凭本能的生命力来过活的。至于生命中的悲苦和恶的方面，由于去除了善和恶的根源——上帝或者某种精神实体，它们也成为有限的存在，变成我们能够应对的事物。如果这样还是判定生活不值得过，不妨比较一下那些在极度悲惨的处境下仍努力抗争直至生命最后一秒的人，詹姆斯将韦尔多教派作为忍受痛苦的强者的典范，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这种抗争带有强烈的宗教意味，为信仰而战往往会令人产生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忍耐力，跟普通人的痛苦没有可比性。那么，就想想在集中营里存活下来的犹太人，那里是人间的地狱，没有尊严、朝不保夕、人性被泯灭，也丝毫看不到希望。饶是如此，这些人仍然坚持到底，更没有放弃生命。与此相比，自己所遭受的苦难也没那么可怕了，抗争的勇气和信心也会增加。
如果个人真能抛弃原有的宗教情感，上文提到的“纯本能的好奇、好斗和荣耀”就成为生活值得过的三点理由。詹姆斯和加缪一样都不赞同自杀，虽然他也承认对于想要自杀的大多数人来说，自己的提议是软弱无力的。但他仍然认为，“生活是值得过的，无论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只要我们在这些生活的战斗中坚持到胜利的终点，只要我们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
。若就此而论，詹姆斯的人生态度跟加缪所宣扬的西西弗式的人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个人真的能够无视自身的宗教情感吗？至少对詹姆斯个人而言是不能的。他相信在“可见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延伸着的看不见的世界”，虽然我们对它尚没有任何确切的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我们与这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关系”
。他认为人的内心对宗教有着某种需求，这是科学无法替代和满足的，所以他无法像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那样，能够通过舍弃宗教来解决宗教疾病。因此，对于那些和他一样仍倾心于宗教的人，可以通过发现或相信那些补充性的事实，使宗教的解读得以继续，从而消除内心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