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职业选择和精神危机

詹姆斯在职业选择上历经了十几年的折磨，他不像自己的弟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那样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又从父亲老亨利那里继承了优柔寡断的性格，加上父亲长久以来对他的“偏爱”以及父亲喜好多变的关系，詹姆斯反复改动自己的职业，以使自己能够符合父亲的期望，却总也跟不上老亨利喜好转变的脚步。

当詹姆斯开始考虑将来是要做一个艺术家、科学家还是哲学家的时候，老亨利正信奉傅立叶主义，那一阶段在谈及艺术家时，他总是充满溢美之词。但当1860年，18岁的詹姆斯终于决定要成为一名画家时，他又回之以嘲笑，那时他赞美科学，鼓励儿子向这一方面发展，并以死亡威胁，可当詹姆斯1861年忍痛放弃绘画进入哈佛大学劳伦斯科学院，准备成为一名科学家时，他又因科学事业冲击道德发展而面露冷酷之色。老亨利将其全部成年生命都献给了哲学事业，同时培养儿子的哲学才能，不过当詹姆斯成年后转向哲学时，他又将哲学视为最高级别的知识，贴上“技术哲学”的标签，认为它不及自己的精神学说。 日后小亨利回忆起父亲的百般阻挠时，困惑而又无奈地说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总是不对劲，总是无法落实到具体行动，总是做不成。简言之，不做的总是优于做过的，不论做过的是什么，它由哪些因素构成。”

与父亲在职业选择上的冲突和对抗同样在老亨利和他的父亲身上发生过，两代父亲所要求的都是顺从，老亨利反抗到底，代价是被剥夺了遗产继承权，詹姆斯最终屈服了，代价是割舍了自己最喜爱的艺术，埋葬了作为画家的自我，也永远地失去了当时所能拥有的诸多可能性。不过，与自己的父亲不同的是，老亨利在詹姆斯真正选择职业之前的整整十年都一再宣称詹姆斯可以自由选择，当詹姆斯信以为真选择了绘画后，老亨利却反悔了。个人意志被抑制的苦闷与面临自食其力的压力，病痛也随之而来。詹姆斯的身体状况一向不好，此时变得更严重，从取得医学学位后一直到在哈佛大学谋到职位，有四五年的时间詹姆斯都是在家中休养度过的，他身心疲惫，精神抑郁，甚至一度出现精神危机。

詹姆斯的职业选择问题和1872年这次令他几近崩溃的心理危机，一直为传记作家和学者所津津乐道，这也的确是研究詹姆斯思想不能绕过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詹姆斯的内心活动和思想上的波动是他一生思考的重要源泉。因此，充分了解这一时期詹姆斯的经历，能够贴近他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其思想。

詹姆斯是一位个人色彩浓厚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所要摆脱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人生困境，更是一个时代中许多人的困境。他的实用主义方法、实用主义真理观、彻底的经验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表达了他个人所提倡的人生态度。詹姆斯认为，哲学应该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能够真正在日常生活中给人们以指导，而不仅仅是形而上的逻辑分析和概念的澄清。

因而，阅读他的作品能够明显感受到文字背后詹姆斯强烈的个人存在感，这既与他的写作内容有关，也同其著作的成书风格有关。詹姆斯的著作大都是由演讲稿和论文组成的，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着眼于大处，而不太注重技术上的细节。他的思想尤其是哲学方面的，尽管思辨性不强，也比较缺乏严密的论证体系，却胜在真实、生动，所以他的演讲总是能够吸引那么多的非专业人士，这也是实用主义思潮能够迅速扩大影响的一大原因。但也因为这样的写作方式，詹姆斯的思想常常遭到误解，人们不去理会他最基本的思想设定，而专门从细枝末节上攻击他、诘难他。就像1907年《实用主义》一经出版，就如詹姆斯预想的那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一年内连出五版，学术界的各种评论也接踵而来，逼着他不得不一再地写论文加以回应，《真理的意义》一书就是这样来的。由于此书由期刊论文组成，内容上是针对学者质疑的应答，所以风格就比较严肃，论证也较为详细。

回到精神危机上来，通过詹姆斯当时的日记、画作及日后著作中的描述，我们能够分析出这次精神危机的表现症状以及发生的根源。詹姆斯在1901～1902年主持吉福德讲座的第六、七讲“病态的灵魂”中借一名法国人之口描述了这次精神危机：

曾有一时，我对自己的前途，哲学上抱悲观主义的态度，精神上普遍低落。在这种状态下，一天晚上，黄昏时分，我去更衣室取东西。突然，我毫无防备，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好像是从黑暗中来的。同时，我脑海中浮现一个癫痫病人的形象，我曾经在精神病院里见过，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皮肤发绿，完全痴呆，成天坐在一条长凳上，或者，坐在靠墙的椅子上，膝盖蜷起，顶着下巴，他惟一的装束是一件粗布衬衫，盖过膝盖，包裹着他的整个身躯。他坐在那儿，好像一尊雕刻的埃及猫，或者秘鲁的木乃伊，全身只有他的黑眼睛动，样子绝对不像人。这种形象与我的恐惧彼此交织在一起。我隐隐觉得，那个形象就是我。我具有的一切，没有什么能够使我抗拒这种命运，假如命运曾经降临到他头上，也会在某个时刻降临在我头上。我对他极其恐惧，并且知道，我只是暂时与他不同，因此，以前胸中具有的某种坚实的东西，好像统统消失了，我变成一团颤抖的恐惧。此后，我眼里的世界完全改变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总觉得心窝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并觉得生活没有安全保障，这是我以前从不知道的，以后也再也没有感受过。

詹姆斯当时没有承认，而说这是一个法国通信者为他提供的病例材料，后来1904年6月1日在写给阿鲍兹特（Abauzit）的信中，他才表明叙述的是他自己的体验：“由于病态的恐惧带来严重的神经衰弱。我很自然地隐瞒了出处！” 但是，即便没有詹姆斯本人的承认，结合他当年的画作以及他当时的处境和精神状态，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上述的描写与他本人的情况是相符的。

首先，处境相符合。詹姆斯也在为前途担忧，范斯坦对此评论道：“弟弟亨利已找到安身立命的职业，父亲也找到了他的上帝，只有他，还依然优柔寡断地游荡在已经沉没的艺术的亚特兰蒂斯、科学的需求、哲学的诱惑之间。” 绘画，虽已放弃，却不甘愿；医学，得到了学位，却不是自己喜欢的，不过出于生计的压力，他最终还是会选择它；哲学，他很喜欢，仅次于绘画，而且做理论研究很适合自己。如果依詹姆斯的意愿来决定自己的职业，首选是艺术，其次是哲学，最后是医学。在与沃德的通信中，詹姆斯表达了他对三种职业的看法，他说：“每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增进种族的福祉。通过创造奢侈品和艺术品，你可以欣赏人的意义或趣味；通过发现某些道德真理，你可以获得安慰；通过调制新的专利药品，你可以解除痛苦。” ^[3]

其次，“病态的灵魂”中的描写与詹姆斯那时的素描非常吻合。素描包括一幅自画像还有卡通人物崩溃的样子、笑着的埃及人头像以及耷拉着脑袋坐在椅子上的绝望的詹姆斯，与那个“法国人”所描述的精神崩溃的年轻人、埃及猫、木乃伊一一对应。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不论是詹姆斯还是那个“法国人”，畏惧的都是自我的迷失，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茫然。那个“法国人”会突然之间觉得“我”不是“我”了，在“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曾经那么熟悉的自我变得陌生，不禁让人怀疑曾经的“我”存在的真实性，以及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我”。到詹姆斯这里，问题就变得更加具体而明显了，它是长久以来在职业选择问题上与父亲对抗、屈服所累积的压抑和苦闷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他的自画像里有很清楚的表现，画里的他目光炯炯，像是在询问“我是谁” ，最终他用“父亲的儿子”作为回答。詹姆斯曾经拥有过个人的意志与兴趣，他也以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一生，老亨利也给过他以为可以自由选择的希望。可是，当个人的意志与父亲的意愿相冲突时，对父亲的义务总是逼他放弃个人的意志。而在詹姆斯看来，由个人意志与兴趣所支配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始终按照他人为你做的决定来进行，那自己的人生又算什么？所以，詹姆斯会质疑“我是谁”，才会认为他只是“父亲的儿子”。

于是，看似简单的父子间的争论，实则转变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争论，转变为上帝与个人的关系，从而上升到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这些问题在他日后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并得到更加深入的探讨。1897年出版的《信仰的意志》是由1879～1897年发表的十篇文章结集而成，这也是詹姆斯的第一本哲学著作，书中详细论述了其自由意志的哲学立场，而这一立场的源头就是他的职业选择问题，更具体地说是这次精神危机给他的启迪。

老亨利也发生过精神危机，他通过宗教得到救赎，从此皈依了斯威登堡主义 ，在《社会，人的救赎形式》一书中对此专门做了描述。詹姆斯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摆脱困境的，当然宗教对他也有慰藉作用，却不是最根本的，它只是治病的工具。此时，詹姆斯的上帝观已初见端倪。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争斗中，他在雷诺维叶的启迪下，最终站在自由意志一边，通过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来摆脱自我存在意义的虚无感。

但此时，决定论和自由意志在詹姆斯这里尚处于均势，无法取舍。1869年3月从欧洲回到坎布里奇（Cambridge）不久，他在给沃德的信中说道：“我已经陷入经验哲学。我感觉到，我们完全就是自然现象，我们完全受到条件的制约，我们摇摆不定的意志一点也没有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保留下来，尽管我们拥有理智……” ^[4] 三个月后，他又说他相信心灵的力量：“不久之前，我对生命有了体验，它惊醒了我心中的精神单子（spiritual monad），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的事情只有这么一两次。‘尽管这一观点在这些方面脆弱乏力，但他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总有一束难以灭绝的火花，在我们最不期待它的时候闪现出来，至少它能照亮某些真实事物的存在，照亮事物底层的理性的存在。” ^[5] 可见，这一时期的詹姆斯还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境地，整体上他认为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是受决定论支配的，但偶尔他又感受到来自理性的心灵所具有的不可预期性和将事物导向不确定性的力量，而且这种偶然的体验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不容忽视。

詹姆斯是在欧洲读书休养时知道雷诺维叶的，1868年10月5日在迪封（Divonne）给父亲的信中，他说自己在读康德的书并开始接触雷诺维叶的思想。 ^[6] 1870年4月30日，詹姆斯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昨天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危机。我当时读完雷诺维叶第二部作品 ^[7] 的第一部分，看不出他对于自由意志的定义（即当我可能有其他想法时，却因为我的抉择而支持某一想法）有任何理由必定是对于一个幻想的定义。无论如何，我现在（直到明年）要认定它不是幻想。我的第一个自由意志的动作是去相信自由意志。在今年剩下的日子里，我将戒除我本性最喜好的纯粹思辨和沉思冥想，而刻意地培养对于道德自由的感受，借着阅读有利于它的书籍，并且借着行动。在元月一日以后，待我羽翼稍丰，或许我可以回到形而上的研究以及怀疑心态，而不致危及我的行动力。目前且谨记：少关心玄想；多关心我行动的‘形式’……救赎不在格律中，不在‘看法’中，而在累积的思想行动中。……迄今为止，我已经喜欢自主争取主动，就像是最初勇敢行动一样，而不会等待思考着外部世界为我决定一切；现在，我要进一步依靠我的意志采取行动，不只是用它行动，而且用它相信；相信我个人的真实性及创造力。” ^[8]

詹姆斯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正如他日后总结的那样，“太多的问题和太少的行动责任，经常将我们引导到失望的边缘，几乎与太多的感觉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一样，而在失望深渊的底层，只有悲观主义和噩梦或自杀的人生观” 。所以，他给自己开的处方就是多关注行动，少关心玄想，他要通过做事情以防止自己沉溺于一种内省式的哲学思考。而“行动”“实践”也成为詹姆斯哲学最核心的东西，他的哲学是一种人的哲学，而在詹姆斯看来人是实践的存在，因而人生的意义就在实践和行动中。

可是，不论是雷诺维叶的思想启迪，还是詹姆斯个人的治疗方案，都没有及时产生疗效，他的精神抑郁仍在继续，身体上的病痛也依然折磨着他。直到1872年秋精神危机过后，加上同一年他曾经的化学老师，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同意鲍迪奇（Bowditch）将生理学的教职转让给他，情况才真正好转。1872年秋他在给雷诺维叶的信中说道：“非常感谢，我第一次领会清晰合理的自由观念……可以说，通过这个哲学道理，我正开始经历一次道德精神的重生。”

关于这次精神危机发生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如朱建民）认为1870年4月30日的日记所提到的“危机”就是日后詹姆斯所描述的精神危机，就此推断发生的时间在1870年。如果单凭日记中的“危机”二字就断定它指的是“精神危机”，未免过于草率，而且这也不是詹姆斯唯一一次在日记中写到“危机”。1868年他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听一场音乐会的感受时也使用了“危机”一词。另一部分学者（如范斯坦）则认为它发生在1872年秋，直接证据是“詹姆斯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过这件事［威廉·詹姆斯致罗伯逊·詹姆斯（Robeson William），1874年4月26日，打印稿亨利·詹姆斯·沃克斯（Henry James Vaux）档案］，但他称之为哲学危机。它是由于焦虑和失望造成的，发生在罗伯逊最后一次访问坎布里奇之前和之间，持续时间不长。罗伯逊和他的新娘在蜜月期间拜访过这一家人，他们在1872年11月18日完婚的，所以威廉发生精神危机的时间，应该是在1872年的秋天” 。

另一个佐证来自上文中詹姆斯关于雷诺维叶的文字记载。1870年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他在阅读雷诺维叶的书，并从中得到鼓励，但这还远不能将他从抑郁的情绪中解救出来，他也给自己制订了康复计划，准备通过相信自由意志一步步重建自信，其中却充满了彷徨和自我鼓励的意味，而詹姆斯的抑郁还在继续。1872年秋写给雷诺维叶的信则流露出轻松喜悦之情，他感谢雷诺维叶令他经历了一次道德的重生，这跟范斯坦推断的时间吻合。

就在1872年8月，艾略特向詹姆斯提供了生理学的教职，得知这个消息他很兴奋，但随之而来的是他执着的艺术热情的再次复活，投身于科学工作也就意味着内心中艺术家的自我将被窒息，他已经为此挣扎了12年之久。在他接到教职通知时，我们能够想象詹姆斯内心的波动，一方面他终于可以给父亲一个交代，履行了道德上的职责；另一方面他想从事艺术工作的心愿终究还是不得不被自己埋葬了，而这一次将是永久性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在内心的长期争斗，终于在现实中还是决定论胜出，这样的结局应该也加剧了詹姆斯原本就有的对于精神疾病遗传理论的担忧。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詹姆斯多次写信给小亨利，表达了他对弟弟能够从事艺术工作的嫉妒以及对自己放弃绘画的后悔，同时也提及他“最近由于内省式的研究而导致了一种哲学忧郁症”以及他近来对哲学活动的厌恶和怀疑。 ^[9] 这应该就是詹姆斯向罗伯逊描述的“哲学危机”。

而1872年11月当詹姆斯开始忙于哈佛大学的工作时，他的健康状况也开始好转。此后的人生中，詹姆斯虽然经常疾病缠身，但在精神上他已经是个强者了。正如日后他在《心理学原理》中所写的那样，“一个人如果拥有经过广泛扩展的经验自我，拥有一无例外地促其成功的能量，拥有地位、财富、朋友和声望，那他就不可能被病态的缺乏自信、自我怀疑所光顾，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是怀有病态的缺乏自信、自我怀疑的” ^[10] 。综合以上三点理由，詹姆斯的这次精神危机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1872年秋，也就是詹姆斯接到哈佛大学生理学教职通知后的那个秋天，而非是1870年。

詹姆斯最初接受这份教职只是希望能够通过科学工作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毕竟这份工作只是暂时的。他一开始只承担生理学的课程，身体状况也果然有所好转，可是1873年2月艾略特让他同时承担解剖学课程的提议，令隐藏起来的道德义务与个人意愿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如果接受了艾略特的提议，他就能得到一个永久性的职位，詹姆斯认为，这“实际上就等于在未来的十或十二年内，我得依附于那些课程，要是我能活那么久的话” ^[11] 。

问题还是老问题，解决的方式一开始也没有新意，他又一次病倒了，父母都希望他能中止工作，到国外休养一年。詹姆斯再次去欧洲养病，与以往每次以疾病为由来拖延从事科学职业的到来不同，这次他在1874年初主动回到了坎布里奇。因为詹姆斯决定要参加工作，之前的教学经历给了他真实的科学工作的经验，在工作中他也获得了自我满足感，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在有意识地抑制自己对艺术的热情，同时也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成为哲学家，并为此全力以赴。终于，詹姆斯能够在个人欲望与道德义务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了，这之后他在调和的工作上一直做得很出色。

正如杜威评价的那样，“他（詹姆斯）从艺术转移到化学；从化学转移到医学、到生理学、到生理心理学；从生理心理学到心理学、到哲学、到具有一种进步的‘形而上学’特色的哲学，这是一个心灵和一个人格继续努力寻求它自己的记录。……他所走的道路使他具有着各式各样的兴趣，从事于各式各样的工作，而这样的道路确实丰富了他的知识的宝库，积累了他的资源，使他不致过早凝固，而过早凝固也许是大多从事于哲学职业的人们的毒害” 。

因而，职业选择问题和精神危机 对詹姆斯而言，在经历的当下是磨难，经历过后却成为他的个人宝藏和思想的源泉。为什么他坚决支持自由意志论？为什么他持一种多元的宇宙观？为什么他将“一与多”视为所有哲学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他会有如此的上帝观？为什么他如此关注个人的经验？为什么他认为个人气质对哲学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他会提出实用主义哲学？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回到这里找到最初的答案。因为，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其世界观、人生观、宗教观的想法也是在这个时期有了最初的呈现。 dXdsnJ0h8WeEh7M67L+S5HwyioZDYVmf3V56LvZi7JU+1t+jK1jekU8V/UcnhV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