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纪以来，理性与信仰的双重危机引发了欧洲文明的现代性危机以及与之共生的当代人的精神危机。目前，这场危机在蔓延的同时也有了新的变化。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由对立走向了对话，宗教也没有如科学主义者预言的那样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消亡，反而伴随着宗教世俗化的进程迎来了宗教与科学共处的“蜜月期”。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越来越世俗化的宗教信仰即便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大行其道，也终究会离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越来越远。当代西方哲学家以各自的方式来分析和应对这场危机，其中与宗教信仰直接相关的分析中，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尼采既否定基督教也否定人的宗教信仰，认为上帝死后人的宗教信仰行为是虚假和不真诚的，与其等待一个已经不在场的“神”来拯救人、给人以“希望”，不如肯定人自身以及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通过寻求自我的超越来赋予生命意义。克尔凯郭尔也否定现存的基督教会、神职机构以及神职人员，虽然他也批判宗教世俗化之后的宗教信仰丧失了其原本的含义，认为很多基督徒只是口头上的宗教身份认知，在行为表现上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差别，但克尔凯郭尔是从根本上肯定个人的宗教信仰行为的，而且不合时宜地要在一个宗教越来越世俗化、对宗教信仰的行为要求越来越简单、对宗教信仰的理解越来越宽泛的时代，恢复基督教在鼎盛时期甚至尚未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且还是一种异端邪说时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一种亚伯拉罕献子式的充满了恐惧与战栗的个人孤独的信仰之旅。他想通过揭示“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极为困难的”来阐发个人的宗教信仰行为所包含的真正要义。在他的解释下，严格意义上个人的宗教信仰行为不是盲目地跟从，而是个人主动的行为选择，更是作为孤独个体的自我的最高实现。

在这一意义上，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看似站在宗教信仰的对立面上，一个宣称上帝死了，一个却强调对上帝永无止境的追求，实质上二者都对当时的教会机构以及人们的宗教信仰境况持批判态度。尼采说“上帝死了”的其中一重含义在于，他认为在他所处的年代里基督教信仰已经完全沦为一种偶像崇拜，宗教信仰丧失了基督教在成立之初作为异教所具有的反抗精神以及可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对基督教信仰的主动选择与追求，这与克尔凯郭尔对作为丹麦国教的基督教以及丹麦国民的宗教信仰行为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在反对偶像崇拜与批判群众的盲从上，两人的态度也是相同的。而且他们都认为人是一种未被定型的动物，是有待于自我选择、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只是在成为自己的路径上他们是背道而驰的：一个选择颠覆一切传统价值，让人在一个众神逝去的时代里成为生命的主宰与价值的尺度，从而开辟人类的新纪元；另一个固守基督教一开始的“带泪的盟约”，强调成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从此就找到了避难所从而获得了内心的慰藉，而是意味着要承受苦难，要孤身犯险，因为上帝是所有客观存在中最大的不确定者，人与上帝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因为宗教信仰活动在本质上只能是个人的，所以克尔凯郭尔才认为人恰恰在个人孤独的信仰之旅中才能真正找到并实现自我。

与尼采、克尔凯郭尔所提出的极端路径相比，詹姆斯的态度显然属于温和派，居于二者中间。如果说尼采代表着对人类未来的一种期许，克尔凯郭尔代表着对宗教信仰的一种理想态度，詹姆斯则代表了一种符合现实的实用主义态度，一种在宗教世俗化的科学时代有着宗教信仰的普通人所持有的态度。詹姆斯同样不关心作为公共性事物的宗教，而是要为个人的宗教信仰做辩护。不过，同样是对个人宗教信仰的肯定，詹姆斯与克尔凯郭尔的理解又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詹姆斯泛泛而谈的那种个人的宗教信仰恰恰是克尔凯郭尔所要批判的世俗化了的信仰行为，詹姆斯的态度是符合宗教世俗化大趋势的，克尔凯郭尔却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詹姆斯也是以一种世俗化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信仰的，他为宗教信仰辩护的直接理由是宗教信念符合人们内心的积极倾向，能够带来“希望”并产生好的效果。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宗教信仰无须也不应通过理性上的辩护来增加其可靠性，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是荒谬的、沉默的，人是凭借激情和爱来靠近上帝而不是依靠理性和计算。说到底，詹姆斯关注的是有着宗教需求的人，克尔凯郭尔关注的则是人在宗教信仰境界中的生存状态。

对于前者，人是世俗社会中的一分子，宗教信仰只是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的需求，还有天生的唯物主义倾向。詹姆斯为个人的宗教信仰做辩护本质上是为人的宗教需求和宗教情感做辩护，而非为宗教或宗教信仰本身。也就是说在詹姆斯这里，“上帝”和“彼岸世界”实际上已经被推得很远，宗教信仰如果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完全在于它是属于“人”的宗教信仰，是能够满足人的需求和为人的生活服务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信仰对象的那个超越的存在者是否还在场已经不重要了，他许诺的那个“永恒国度”是否存在也不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世俗时代中的宗教信仰于人而言首先是求得现世的安稳，詹姆斯虽然肯定宗教信仰所带来的那个对遥远未来的期待，但这种期待唯有与人的现世以及现实生活相连才是有意义的，即它带来的是对世俗生活的肯定而非否定。

对于后者，个人的宗教信仰不是随大溜的行为习惯，不是为了在人世间结成一个个利益团体，宗教信仰于个人而言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在克尔凯郭尔对宗教信仰的严格要求中，进入信仰的境界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从根本上不同于世俗的伦理境界的人生道路，宗教信仰成为生命中的头等大事甚至成为宗教徒应该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这是一趟充满了勇气的冒险之旅，不仅因为宗教徒所信仰的对象完全超出了人的智性和想象，还在于成为一个宗教徒不只是一个决定。也就是说，宗教徒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现成的，而是后天通过主动的自我选择以及坚持不懈地靠近“上帝”或“终极真理”的努力而形成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个虔诚的或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徒，依凭的不是这个人言语上的宣誓而是他的行为表现，并且不是一时的行为，还包括之后持续的行为活动直到生命终结才有可能做出判断，而且这一审判最终有赖于上帝的意志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意愿，但上帝的意志又是人无法揣测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不是个人逃避现实苦难的止痛剂与精神鸦片，而变成了一个人在世俗生活中坚守其宗教信念的苦修。

实际上，除去宗教信仰这层外壳，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克尔凯郭尔对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徒的描述与尼采关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的论述几乎一模一样，克尔凯郭尔对于上帝的激情和热爱与尼采对于生命本身的激情和热爱也如出一辙。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尼采这里，哲学替代了宗教成为他的“信仰”，而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也具有了哲学的意味。而二者对于各自能够为其生、为其死的主观真理的探究精神也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是一致的。

如同詹姆斯在提出实用主义时所表示的那样，他的哲学是要调和没有宗教信仰的刚性气质与有宗教信仰的柔性气质的，这种混合气质的哲学是符合一般人需求的哲学，因而詹姆斯的态度也代表了一般人的态度，他所寻求的宗教与科学的融合也与当前西方学术界的主流研究趋势一致。所以，本书选取了在宗教信仰态度上居中的詹姆斯为研究对象，试图透过他的思考及其与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对话来对科学、宗教与哲学交叉所引发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在理解詹姆斯宗教哲学思想的同时，也对科学时代里宗教信仰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个人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可以作为一种不同于哲学与科学的理解世界与人的独特方式而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内化的精神力量平衡于理性外化的物质力量，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以其宗教信仰“复魅”的神秘主义对抗现代技术“去蔽”所带来的异化。

科学时代的宗教信仰问题，是一个复杂且涵盖范围广泛的问题，当代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科学家等都从各自的领域和视角对此有过论述，形成了一批卓著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在这些研究中，詹姆斯为个人宗教信仰所进行的解释与辩护，其观点并不新奇也不极端，却代表了普通信教者在宗教信仰世俗化的时代所持有的一种既朴实又实用的态度。必须承认的是，由于个人视阈所限，对书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的理解与分析远没有达到作者所期待的广度和深度，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也可能存在偏差，希望读者和专家同行能够给予批评和指正。

最后，本书几经辗转最终得以出版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感谢魏屹东教授组织出版一套山西大学“分析与人文哲学丛书”的计划，若没有这一计划的推动，本书能否有动力完成还难以预知。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孟老师将我的书稿推荐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恽薇社长，并由人文分社的李建廷老师耐心与我沟通出版的各项事宜。感谢本书编辑韩宜儒女士非常认真地对书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订，指出了文稿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与瑕疵，使书稿更为规范。感谢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遇到的所有老师，尤其是我的导师欧阳谦教授，希望在将来我可以做得更好，不辜负你们的教诲。此外，本书得以完成并能够出版有赖于“1331工程”重点学科哲学项目基金的资助，特别予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