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的宗教状况

若从美国实际的宗教状况来看，詹姆斯所研究的“宗教信仰在科学时代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无论对詹姆斯同时代的还是目前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自一开始大批移民（主要是清教徒）为了逃离因信仰不同造成的排斥和打压，从欧洲各地辗转来到这块曾经是印第安人聚居地的“新大陆”寻求新生时，就为之后的美国打上了鲜明的宗教烙印，为了避免再次经历因宗教信仰而引起的压迫和纷争，美国在成立之初就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美国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写入了宪法，这为宗教信仰在美国的进一步扩散以及信仰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在之后的国家发展过程中，宗教力量也持续通过国民身份认同、道德规范、文化、教育以及政治等方方面面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而彰显了自身的存在，其浓厚的宗教氛围使得美国在一众西方国家中显得特立独行。

其实，“宗教信仰在科学时代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本身已经暗含了一种理论预设，这一预设既与19世纪流行的实证主义观点同源，也延续到20世纪的“世俗化理论”，即它们都一致设定宗教将会随着科学的“祛魅”而逐渐衰落终至消亡。很多学者认为，西方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随着现代性的兴起，宗教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个人心灵层面都必然面临着衰退，与基督教统治千年的中世纪相比，如今人们生活于一个世俗化的时代，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度流行的“世俗化理论”（secularization），彼得·伯格（Peter L.Berger）、大卫·马丁（David Martin）、布莱恩·威尔逊（Brayn Wilson）以及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等都是这一理论的支持者。

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可以这样推论：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宗教的影响力就越小，社会也就越世俗化。若这一推论成立，即以现代化的水平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世俗化程度的标准，则应得出美国比英国、法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世俗化程度高这一结论。不过，如果我们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实际的宗教情况稍做考察，就会发现现实和理论恰恰相反，我们或许可以笼统地说欧洲社会是世俗的，但美国是否同样是世俗的却成了一个问题。

伯格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一开篇就说：“‘美国是宗教社会，欧洲是世俗社会’，这样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老生常谈。” 之所以说是老生常谈，在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宗教复兴的态势直接挑战了经典的世俗化理论，很多学者因此修改了自己的观点，比如伯格在《世界的非世俗化：一个全球的概观》（收录于《国家利益》第40期，1996～1997）中就明确宣称他曾经支持过且着力论述过的世俗化理论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假设我们生活于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中也是错的。 一方面，“现代性并不必然会带来世俗化” ，我们也无须将世俗化这一判断扩展到全球范围；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确为世俗化提供了可能，或者说世俗化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出现的。仅从欧洲来看，不能否认的是，与早期宗教嵌入的时代相比，宗教在启蒙之后的欧洲随着现代社会想象的形成的确逐渐弱化了其社会性，在公共领域所起到的主导作用也逐步淡化，在这样的纵向对比中我们可以说欧洲是世俗化了的，伯格也做出大胆预测，认为“各个国家被整合进欧洲版图的程度越高，其向世俗性靠拢的可能性就越大” 。

要注意的一点是，世俗化理论中的“世俗化”不能完全等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谈论的“世俗”，即一种简单的无关宗教的对俗世生活的专注，它是西方学者在欧洲文明的语境下探讨西方社会在现代所经历的变化时提出来的，强调的是“变化”，就如同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时代》导言中对世俗性的概括，“我想要界定和追溯的是这样一种变化，它将我们从一个实际上不可能不信上帝的社会，带入了另一个社会，在其中，信仰（甚至对最坚定的信徒而言）只是诸多人生可能之一” 。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不是可以单独存在的评价，而是相对于以往的宗教社会而言的，如果没有过去时代的宗教化也就无所谓现代社会的世俗化，从这一意义来看，实际上我们很难对美国社会是否世俗化这一问题做出精准的判断。

如果我们将政教分离、信仰自由、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人间福祉等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世俗化的主要表现，就会发现美国社会以及美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同样具有这些表现 ，从而使我们做出美国也是一个世俗社会的判断。但这一世俗化的判断却是不同于欧洲社会世俗化的，究其原因，在于这两个判断所依据的参照是不同的。前者是根据同时代的欧洲社会世俗化的表现来判断的，后者则是在与现代化之前的宗教社会的对比中提出来的，关注的是欧洲社会从宗教性到世俗性所产生的诸多变化、转变的原因以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然而，美国特殊的国情——不论从地域上还是历史上——让我们很难与启蒙时代以前的欧洲社会形成有效的对照。美国所在的美洲大陆直到15世纪末才被欧洲人发现，早在欧洲人赶来开拓殖民地之前就已经有原住民栖居于此，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并不是承袭着欧洲文明中的拉丁-基督教传统的。即便欧洲人在殖民期间大量传播天主教，并自诩要用他们所代表的高级“文明”来改造这些他们眼中未经开化的“野蛮人”，实质上却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野蛮暴力方式来推行他们自己的价值认同。即便欧洲文明真的在美洲大陆上扎根了，用来殖民和改造美洲的那种欧洲文明也不是中世纪的那一套，而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开始进入启蒙时代同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欧洲文明。既然与早先宗教化的欧洲社会存在断裂，无法进行有效的对照，就不能说从之前的一种社会状况转变为另一种，也就谈不上美国社会是否经历了“世俗化理论”意义上的那种“世俗化”了。

当伯格说“美国是宗教社会”是一种老生常谈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的语境下谈论的，其宗教化的判断同样不是对比于一个曾经宗教化的欧洲社会或者曾经世俗化的美国社会，而是对比于同时代世俗化的欧洲社会来说的。亦即，同样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与欧洲社会诸多世俗化的表现相比，美国社会的宗教氛围是十分明显的。至于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可以参照伯格与格瑞斯·戴维（Grace Davie）和埃菲·霍卡斯（Effie Fokas）合著的《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在此书中他们主要通过对比欧洲与美国的历史、不同的智识传统、制度载体以及宗教和社会差异等要素分析了二者不同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伯格他们所说的“美国社会是宗教化的”一定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宗教化”，其宗教在个人和社会中的影响力以及宗教信仰的虔敬程度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毕竟前者存在于现代性语境中，宗教逐渐丧失了曾有过的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在近现代的哲学反思与科学冲击下，人类对自身以及世界的理解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宗教不仅不是唯一有效的解释，还面临着不断的质疑和挑战。因此，现代国家即使如美国这样依然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种宗教化也是处在与现代性相对抗的张力中，如果离开了现代性语境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欧洲社会的世俗化与美国社会的宗教化。而且，现代性不仅带来了世俗化的可能，淡化了宗教的影响力，也产生了如道德困境、人的平庸化、意义缺失、虚无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性隐忧，这些隐忧又为宗教留有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时刻会重新激起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热情和信心，就如同20世纪末的宗教复兴运动。也正是在基督教与现代性理念既相互纠缠又相互对抗的张力中，詹姆斯才会提出“宗教信仰在科学时代如何可能”这样的问题。

但世俗化理论仍然符合很多人的社会想象，他们会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开放，世俗化程度也就越高，而宗教总是意味着相对保守，因而很多人对美国的印象就是一个开放的移民国家，主流媒体似乎也加深了这一世俗化印象。对美国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认知差别，艾克敏（David Aikman）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美国的主流报纸、期刊和杂志并不怎么反映美国内地‘宗教热忱’的情况。流行文娱节目也没有表达出一个虔诚的美国的印象。好莱坞、强势媒体、学术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础机构多半是由放弃有组织的宗教，或至少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控制。正如社会学家彼得·伯格曾经说过那样，‘美国是由精英瑞典人（即认为宗教大概都是骗人鬼话的世故的世俗知识分子）治理的印度人（即渴望表达宗教信仰的人们）的国度’。占据这个国家文化界顶层的那些人多半是些世俗人物，而美国的平民百姓则依然我行我素，去教堂做礼拜、捐助慈善团体、继续遵循十诫或登山宝训等似乎已过时的观念。”

民意调查显示，有90%以上的美国人表示信仰上帝或至少信奉某个能够指导其生活的“更为强大的力量”，每逢周日全美有1/3的人可能在做礼拜，70%～8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其中认为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占25%～40%。 关于宗教信仰的调查有很多，其中可信度较高的是1990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进行的一次“全国宗教情况调查”，“在美国48个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18岁以上的总人口中，基督教人数估计为1.5122亿人，占被调查人口的86.2%，犹太教徒估计为313万人，占被调查人口的1.8%，伊斯兰教徒估计为52.7万人，占被调查人口的0.5%，佛教徒估计为40.1万人，占被调查人口的0.4%，印度教徒估计为22.7万人，占被调查人口的0.2%。信仰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以及其他宗教和新兴宗教的总人数，占被调查人口的3.3%。另外，有2.3%的人拒绝回答自己的宗教倾向，自称无宗教者占被调查人口的8.2%” 。虽然每次的调查数据都有所出入，但整体的数据表明，在美国有宗教信仰的人占绝对大多数。“据盖洛普组织1947～1995年的调查，美国自称无宗教者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除了在1988年、1990年、1991年和1992年达到10%和11%外；1977年至1995年，美国的无宗教者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在7%～9%。” 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下半叶有九成的美国人宣称自己有宗教信仰。

为何有数量如此庞大的信教者，社会氛围恐怕起了关键作用。美国记者瑞克·布鲁格（Rick Bragg）在《南方纪事》中写道：“1994年美国的亚拉巴马州皮特芒市只有两个医生诊所，却有二十座教堂。” 瑞克的父亲年轻力壮时从来不去教堂，等到病魔缠身却只想到向主求助，为什么？瑞克说：“我猜想假如在一个每一个教堂、每一家电台和每一个家族团聚都能听到下地狱的警告，在超级市场里的某个地方，一个陌生人会问你是否在被主拯救的地方长大，我父亲的举止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即使你不信教，反驳教义，你仍在受宗教的影响，就像你漫不经心地将带印第安人头像的分币放在口袋里作为护身的吉祥物那样。”

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中，当宗教语言和一些宗教信念已经成为大家习以为常的文化背景时，有信仰是很自然的事情，如道金斯所言，承认自己没有宗教信仰或者是一个无神论者反而是需要勇气的。 就像詹姆斯不加论证地就认为人是有宗教情感需求的，在经历精神危机后他很自然地将一种模糊的情感需求理解为宗教意义上的，尽管在此之前除了艺术他接受的教育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在此之后也没有明显的宗教行为表现，但周遭的环境却明白地向他传递出这样一种讯息：大多数普通人是有着某种宗教信仰的，当宗教信念受到自然科学研究的质疑时，他们的信仰权利与宗教情感需求是应该受到维护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尤其是现代人才会体验到的因本体论安全感的缺失所带来的孤独、焦虑、恶心、荒诞感，并不必然将人导向宗教信仰，使人满足于信仰所带来的情感慰藉——哪怕是詹姆斯所说的最宽泛意义上的宗教，也有可能如尼采、加缪那样走向对宗教信仰的彻底否定。假如詹姆斯生活在宗教氛围并不明显或者高度世俗化的社会中，他的宗教立场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人虽然总想摆脱自身的有限，有着对于某种超越力量或秩序的敬畏与渴望，对未来抱有期待和希望，渴望成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但这种情感需求不一定是宗教意义上的，唯有在信教人数如此众多的社会才有可能将这种大多数人的情感需求自然地理解为一种宗教需求。

同时，美国浓厚的宗教氛围的营造也得益于教会势力的积极争取，包括对现代媒体的广泛运用。有调查显示，“美国85%以上私立中小学校的学生就读于教会学教。……今天，美国有12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每12家电视台中就有一家是宗教电视台，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美国的宗教节目增加了75%。美国的宗教报刊杂志有5000多种，《新约圣经》在美国的印数超过了1亿册，宗教音乐的音像制品销售量远远超过了爵士乐、古典音乐及其他各种流行音乐” 。看到这些数字，就应该能够想象在那个年代为什么有九成左右的美国人宣称自己有宗教信仰，当宗教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想要完全不受它影响恐怕有些困难。

退回到一个半世纪以前，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1831年至1832年来美国做民主制度实际运用的考察时，就对宗教在美国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感叹道：“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最主要的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 于歌在《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中指出，“美国人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制度，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着基督新教的信念。这些价值观与新教教义一起，构成了延续200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本质” 。

不过，从近年的调查来看，美国人信教的数量有所下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数量则有所上升。美国著名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07年开始进行全美宗教调查，到2015年5月12日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基督徒的数量下降最多，成年人中自称信仰基督教的比例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从78.4%下降到70.6%。其他全美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在过去7年增长了将近一倍，非宗教信仰者的人数从16.1%上升至22.8%，仅次于福音派的25.4%，高于天主教的20.8%，其中无神论者从1.6%上升到3.1%，不可知论者从2.4%上升到4%。而且，年轻一代的成年人中不认同任何有组织的宗教的人口比例也在持续上升。此外，得州贝勒大学也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从1960年到2000年，主流新教会包括美国最广为人知的7大联会（联合卫理公会、美国福音信义会、圣公会、美国长老会、美国浸信会、联合基督教会和基督会）已失去了近一半的教友，福音派和其他宗教团体却在快速发展。不过，就总人数来看，美国仍然以1.73亿的基督徒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

詹姆斯生于1842年、卒于1910年。他出生之前美国宗教正处于狂热阶段，“从1776年到1845年间，按人口比例算，美国的传教士的数量增加了3倍。卫理工会（Methodism），在18世纪还是英国国教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教派，经过发展壮大，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教派；摩门教派，基督教各派，宗教神教派，耶稣复临派，唯一神教派，很多浸理会教派还有非裔美国人的黑人教派——同超验主义和很多人道主义的运动，包括废奴运动在内，都在同一时期涌现。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宗教狂热” 。在他成长的早期，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美国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当时美国的宗教特点是由传统宗教转入世俗宗教，即由占据美国早期宗教生活主流的清教主义转向宗教个人主义。“一方面，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从1800年开始持续到内战（1861年）前夕的第二次大觉醒就是欧洲基督教的民主化，是传统基督教融入以新教精神理念为主导的美国主流文化的过程，也是摆脱传统基督教的等级制度和繁文缛节的过程。另一方面，在科学取代神学占据美国人文精神主导地位之前，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是超自然主义思潮的最后一波浪潮。” 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全称《依据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24日问世，与第二次大觉醒结束的时间相距不远。

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一般以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出版为标志），除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长期被教会奉为圣典的托勒密的地心说而直接对基督教理念进行怀疑外，另外一次强有力的挑战便来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基督教的核心——上帝创世说。据《圣经》记载，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世，第七天休息，至今存在的所有物种和天体都是在这六天里创造出来的，人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听从撒旦的诱惑偷吃了“禁果”被放逐出伊甸园，这就是“原罪”。所以作为他们后代的人类自出生起就带着“原罪”的烙印，要通过虔诚信仰上帝才能得到救赎。而依据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物种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向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如果这个假说是真的，创世纪里的说法就会被质疑，“原罪”说和“赎罪”说也就站不住脚了。

可以想象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会引起多大的震动，“1864年有30位皇家学会会员和40位医学博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达尔文进化论。他们强调，一个科学家不应自以为是地肯定自己的结论而轻易否定‘圣经’的有关论述” 。基督教会则直接对达尔文本人及其理论进行谩骂和诅咒，他们不能忍受人类由上帝的子民变成无尾猿的后代，他们提出人和猴子的不同加以反驳，但是这种驳斥对以大量事实为依据的“自然选择”理论很难造成威胁，况且这已经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时代，宗教观念虽然在社会上仍有着重大的影响，教会却不再掌握政权，不能像以前审判伽利略和布鲁诺那样对付达尔文，美国在1791年就已经颁布《人权法案》规定人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1863年赖尔（Charles Lyell）的《人类的古猿性》出版，在书中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人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由于赖尔之前在其著作《地质学原理》的最初几版里曾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的进化适应论提出尖锐的批评，让人以为他是反对进化论的，事实上他只是不能认同拉马克为其进化论观点提出的变化机制。也是在同一年，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出版，同样提供了丰富的论据支持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于是，当1871年达尔文的另一部力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问世后，虽然也受到基督教教会的指责，但宗教界有身份、有影响的人却开始转变态度，要么回避，要么想方设法将进化的观念纳入神学体系中。物种进化的观念与上帝造物的信仰并非不能融合，可以将物种的变化理解为上帝的意旨，这虽然无法解释上帝为什么要让物种经历如此残酷的生存斗争，与传统基督教为人们所描述的仁慈的形象也有出入，但这终究能够保住上帝创世的地位。

不过，这只是基督教会的一厢情愿，对达尔文来说，他的生物进化论根本没有打算给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留有位置。如果“上帝”意味着一种宇宙理性或者一种非人格化的秩序，达尔文还是愿意承认它的，这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对宗教的态度。只是这种对宇宙秩序的敬仰可以理解为带有某种宗教情感的意味，却不是传统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情感。正如1940年爱因斯坦在《科学与宗教》的报告中所说：“今天宗教领域同科学领域之间的冲突主要来源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

19世纪流行一种“神话—宗教—哲学—科学”的实证主义社会进化论观点，显然达尔文进化论在19世纪后半期的强势表现为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增加了砝码。杜威也说：“知识的增长以及相关的方法学和检验学的进步已经导致对（宗教）信念的接受日益艰难，或者对许许多多有识之士来说，甚至不可能接受这种宗教信念。” ^[1] 杜威所说的“宗教信念”指的也是传统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有人担心在科学的冲击下，人们的宗教信仰会越来越偏离传统宗教，人的宗教情感会越来越淡漠；也有人直接做出论断，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必然会衰落和消亡。应该说，詹姆斯在科学时代为宗教信仰寻求辩护，除了来自他自身经历的精神危机使他在情感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宗教需求，更多的是对时代问题的哲学思考，而不是直接来自对美国实际宗教状况的考察，他关心的是普通人的需求，想强调人有着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需求。他在《信仰的意志》中已经表达了他日后明确提出的谨慎的实用主义态度，既不盲目崇拜科学的权威，也不迷信宗教的力量，科学与宗教并不必然对立，二者各有优缺点，是可以互补的。 nl17+aLjM4RSCoA4UIkfpl/Da/IJU4mP1zcb9odJVnJ6Vb6OfIaZZJ1LD/nHwBF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