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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09年关注中国的土地制度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对土地制度的研究无疑来源于自小所接受的一套围绕着土地制度的历史叙述。土地制度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历史和政治教科书都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历朝历代农民的起义和战争都是土地占有的不均导致。近代革命的主题同样是围绕着土地的再分配而展开，从孙中山的“涨价归公、平均地权”，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体化运动，土地制度始终是革命者和建设者所关切的最重要的变革领域。显然，要理解近代国家的发展和政治运转逻辑便无法绕开对土地制度变革逻辑的理解。
土地制度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方向，也与个人的生命历程密切相关。伴随着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很难体会到农民对土地的那种深重且特殊的感情，直到2008年国庆在赴江汉平原的调研中。由于此时金融危机导致农民返乡潮的出现，围绕着两亩土地的权属，原本和睦的两家人大打出手，以致其中一位差点为此寻了短见。在他们打工时近乎荒芜的土地此时成为双方争夺的香饽饽，土地的价值绝不能用市场价值来衡量。原来乡土中国并没有远去。农民远离土地，但他们像被放飞的风筝，尽管远离了地面，线的另一头仍然被土地所牢牢拴住。
2012年，我在安徽繁昌遇到一位老人，他的儿女都在外地打工，自己衣食无忧。但是他每天的生活仍围绕着田打转，一天要去田里三趟，明明田里没有活。但田就是他的寄托，他的生活意义所在。对于留守农村的农民而言，土地绝不只是他们收入的来源，更是他们在地化生活的根基，离开了土地，一部分人的生活和生命将不知道如何安放。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制度在当下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与中国农民群体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制度，因为乡土中国并没有远去。
土地制度上承国家，下连个体生活，是宏观和微观力量的结合点。还有比这更重大的题目吗？我所选择的土地制度研究虽没有大的起色，但是乐此不疲。
然而当前对土地制度的研究却给人一片冰冷的感觉，缺少对土地制度中人的关注，以致缺少了研究的温度。以当前主导的土地经济学和土地法学的研究为例，囿于学科的视野，其着眼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生产效率的发挥和作为资源的土地权利的有效配置。尤其是土地权利的有效配置是当前土地制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这种研究当然重要，土地制度中有效的权利配置关系到公民的土地财产权能否得到保护、农业现代化能否得到实现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能否实现，但以权利的话语和范式来规范土地制度是不够的，其不足以涵盖现实土地制度的全部面向。作为农业社会的根基，土地权利的建构和土地效率的发挥往往要以土地的传统意义和价值系统的消灭为前提，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化正借助一种权利、效率的话语和制度构建来造就农村社会的新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由此，即使这场变迁不可抗拒，但转型社会的变迁仍需要更具人文情怀的研究来补充，需要重新理解土地之于农民、之于村社的意义，理解这场制度变迁的复杂性。
为此，我坚持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土地制度，将其嵌入村庄社会中予以理解。在这种研究进路下，土地流转仅仅是本书研究的切入点，笔者所关切的是土地流转背后的乡村社会和基层治理的变迁和重构。当前驱动土地流转的并非只是市场力量，在农业规模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盲目追求下，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土地流转正在大范围的发生。由于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土地流转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几千年来，农民之为农民就在于其拥有土地并直接经营，农村之所以为农村正在于其拥有大面积的耕地，当大多数的农民离开土地时，当土地逐渐转移到大量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手中时，农村社会的面貌呈现的是加速的变迁。
从地区上看，当前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主要发生在中西部欠发达的农业地区。相比于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农村仍然以种植效益较低的粮食为主，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化水平都维持在较低水平。但越是存在这种差距，地方政府越具有实现农业规模化进而实现地方社会赶超式发展的宏愿，以至于其所推动的土地流转远超过当地的承受能力。因此，大规模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后果并非城市化过程的提速，而是社会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得到的是权利，丧失的却是生活的部分意义和价值。农民或许能增加一点收入，失去的却是传统生活得以展演和发生的空间以及村社共同体中温情的社会关系。在我的家乡苏北农村，不仅土地的大规模流转正在进行，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所主导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村庄合并、农民上楼的运动也正在上演。尽管因为这场运动，农村的外观和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但是大量的农民所流露出的却是一种尴尬的笑容，他们对土地流转以及上楼后的生活表现出极大的隐忧。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企图用行政权力的方式来重建社会秩序是一种激进且危险的发展理念。
土地流转还直接影响了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长期以来，地方社会的治理是以村社为单位进行的。依托土地的经营和在地化的生活，村民的社会关系交往成为可能，并逐渐建构出了村社熟人社会的性质。在熟人社会中，纠纷的发生尽管频繁，但是因为大家熟悉并具有长久生活和相互依靠的预期，村庄具有修复矛盾的天然能力。在此基础上，村民自治制度具有了运转的社会条件。然而，土地流转后，村庄关系逐渐松动，异质性力量开始进入村社，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本已经脆弱不堪的熟人社会共同体趋于瓦解。面对村庄社会的这一状况，地方政府需要加大资源的投入和权力的下沉才能维持秩序，传统的村民自治制度事实上被改变。面对土地流转后村庄社会的失序，地方政府才发现建立在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村社基础上的治理方式其实是一种低成本的治理方式。在国家推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大背景下，土地流转所导致的基层治理体系和结构的连带性变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
由于关涉农民的长远福祉，我不希望农村土地流转以如此的方式推进，但是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却展示出了正常条件下土地所未曾显示出来的一系列治理功能，从而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契机。土地，土地，竟然如此之重要！我对土地的重要性终于有了深切的体认。记录下这个过程中农民、基层干部的行动逻辑和喜怒哀乐便是本书的写作初衷。
为了完成本书的写作，我和研究团队从2012年开始就奔赴皖、鄂、湘、苏、浙等中东部省份农村进行专题调研。由于每一地区的调研时间有限，本研究还未能深度揭示土地流转背后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这正是本研究存在的些许遗憾。但我更愿意将这本书看作一次尝试和自己近年来对土地问题思考的一次总结。为了加深读者对该书主题的理解，我加上了两篇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作为补充。论文都已经正式发表，主题和本书的内容一致，且在理论上实现了进一步拓展。
要特别感谢接受过我访谈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他们的畅所欲言才让我感受到土地流转所产生的诸多意料之外的后果，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资料。要感谢我所在单位和研究团队的长期大力支持，他们给予了我研究的平台和灵感。其中要特别感谢余练和孙新华，他们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任晓霞女士的辛勤工作，她出色的编辑工作为本书添色不少。正是各方的大力帮助使我有幸记录下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乡村社会，希望该书能够抛砖引玉，让学界有更多的人投入对这场变迁的研究中来。
是为序。
郭亮
2019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