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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关于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含领导权）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在近几年才开始，成果并不是很多，其中直接以列宁与葛兰西比较研究为题的期刊论文主要有张秀琴的《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论比较研究》、包毅的《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比较及其启示》、潘西华和赵军的《从“政治领导权”到“文化领导权”——列宁与葛兰西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比较》、赵晓刚和王永志的《列宁与葛兰西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之比较》、李瑶的《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比较研究》、李超的《列宁与葛兰西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丁洁的《“领导权”的较量——列宁与葛兰西领导权思想比较》及魏晓军和张思军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比较研究综述》。此外，还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是高顺起的《列宁与葛兰西领导权思想比较研究》和张忠文的《列宁与葛兰西关于领导权思想的比较》，以上就是我国目前直接以列宁与葛兰西比较研究为题目的全部论文。还有几篇如廖胜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谱系及其当代价值——从马克思、列宁到葛兰西》、张缨的《从列宁、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论领导权理论的阐释场域》以及张艳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分析范式的三种理论图景——从列宁、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等文章，它们虽然并不是直接对列宁与葛兰西进行比较，但对比较内容也有所涉及。由于本书进行的是比较研究，所以除了上述这些直接或间接涉及二者意识形态思想比较的文章外，作为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原生基础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列宁与葛兰西各自的意识形态思想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也将是本书的重要文献来源，现将这些相关文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
意识形态理论的相关探讨
首先，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源头的追溯。国内学者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部分学者都追溯到培根的“四假象说”，而且都认为是特拉西——法国启蒙思想家在1796年第一次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并一致认为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含有英国、法国和德国背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其次，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由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并没有做出明确而清晰的界定，所以国内学者在对意识形态内涵的阐述上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指认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含义，强调其批判的维度，主要代表学者是俞吾金和周宏等。如俞吾金认为，在马恩那里，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对现实社会的神秘和颠倒的反映，就是一种掩蔽现实关系和编造幻想的精神力量，因此，虽然马恩也曾偶尔地用描述性的语气来谈论意识形态，但从他们整个的思想背景来看，意识形态始终是被当作否定性概念来理解的
。周宏也指出：“马克思是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的”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指对统治阶级起维护作用并对社会采取非批判态度的思想观念体系，包括政治法律思想、各种社会和经济学说以及宗教、哲学、道德等。学者包毅也持此种观点，指出从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和其整个思想背景看来，意识形态始终是否定性意义的，尽管他也曾用描述性的语气谈到意识形态
。
二是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中性的概念。主要代表是杨生平，他指出，在马恩的著作中，意识形态的确是常常同“虚假的意识”在一起使用，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意识形态概念就等于“虚假的意识”。因此，在解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时，我们必须从马恩的整个理论体系出发，即将意识形态看成并理解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并真正地领悟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实质和内涵
。
三是指出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应该根据具体不同的语境对意识形态的含义进行区别。学者侯惠勤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否定性、中性和肯定性三重含义，“虚假的观念体系”，即否定性的含义在马克思那里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除此之外，至少还有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
这两层含义。张秀琴则从否定性和中性两个层面来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李彬彬也从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只是表述方式略有不同，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从否定性的意义上的使用，即指颠倒的和虚假的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二是从中性的意义上的使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即它是用来分析思想观念的阶级属性的；三是从肯定性的意义上的使用，主要是指其作为上层建筑的层面
。张国启、李欣宇强调要从认识论、价值论和社会学三个视角来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首先是认识论层面的，即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其次是价值论层面的，即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最后是社会学层面的，即意识形态的来源、地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
。戈士国则提出要在哲学认识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三种不同的框架内来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从而得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具有“贬义的”、“陈述的”与“褒义的”三重性质
。与上述学者有所不同，张志丹指出，不管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如何变化，“阶级意识”是其精神实质，其三种实践样态或者历史形态具体表现为“统治思想”、“革命意识”和“虚假意识”
。
四是一些学者强调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不应该从正确与错误的认识论角度进行讨论，因为它不是一个认识论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论概念，此种观点的代表学者主要有张文喜和郁建兴。张文喜指出：“我们不能将基于分裂的阶级统治的社会状况之意识形态虚幻反映及其辩护作用禁锢在知性所能够把握的认识论之中，而应该读出并把握其存在论基础”
。郁建兴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停留在真与假、科学与非科学的知识论框架中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而应该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来进行阐释
。
再次，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特征、功能的探讨。特征方面，俞吾金总结出五个方面：总体性、实践性、掩蔽性、阶级性和相对独立性
。周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理解与批判》中指出，意识形态的主体特征是虚假性，另一个特征是综合性，其中虚假性特征有三个方面：“伪真理性”、“伪人民性”和“伪永恒性”。马凯凯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中则从客观性即意识形态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物、与利益的相关性、无历史性和相对独立性这几个层面阐释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关于马克思所揭示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学术界目前主要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这个视角来进行阐释。如郑永廷指出意识形态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功能”、“掩蔽功能”和“教化功能”三个方面
。周宏也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功能，即作为精神支柱和思想指导的统治阶级的工具、社会的精神环境和人类文化活动的主要舞台。蒯正明主要从“维护阶级利益、政治合法性、社会整合、先导性”等四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所论述的意识形态的功能
。
最后，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旨趣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只有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但是并不存在意识形态建构的维度。如张秀琴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种批判是以“政治学批判”为核心的
。余一凡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的摘要中也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典型的否定性概念，是一种迫切需要彻底根除的社会现象，根本不存在建设问题。郁建兴和陈建海也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只有批判而不具有建构的维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除了包含批判性指向外，还有建构的维度，但此建构并不是指意识形态的建构，而是指唯物史观的建构。如张志丹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指针是始终指向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奠基之石”
，侯惠勤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马克思坚持意识形态虚假性这一维度的最终目的是唯物史观的建构
。朱杨芳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启示》中则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兼具批判向度和建构向度，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双重逻辑，一重是显性的批判逻辑，一重是隐性的建构逻辑，这一显一隐，完整地构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双重内涵，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忽视。
国内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成果颇丰，但分歧也不少，特别是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上。笔者还是比较赞同学者俞吾金的观点，即虽然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具有中性和肯定性的表述，但其主要的内涵仍是否定性的。因为意识形态是属于社会意识形式的，即是某种思想观念体系，所以它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社会意识形式所应有的中性特征，如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相对独立性，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等，但这是所有社会意识形式的特点，而在马克思那里，意识或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是不能完全等同的，虽然它们之间相互有交叉，但如果不承认它们之间的区别，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虽然有时把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混用，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意识形态，他也从未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称为意识形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这个方面的用词都非常谨慎，尽管后期他们也意识到无产阶级意识培养的重要性，但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意识即共产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因此也被他们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理论是从现实出发并克服了直观的方法而获得的关于现实世界的正确认识，所以就不同于那种从观念出发，或者即使是从现实出发但又由于用直观方法而不能正确认识现实世界进而又有意或无意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为了不造成混乱，两位创始人都保持了高度的谨慎和默契，而且他们始终认为意识形态只是分工之后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需要超越的，而意识形式则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就开始存在而且将一直会存在下去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强调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含义，但他并不因此否认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及其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秩序方面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
对于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探讨，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对于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概括。如莫岳云、刘国普从六个方面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内容进行了梳理。他们指出，列宁极具创意地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规律、强调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同实际生活相联系的必要性、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设要紧密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及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
。李烨红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
。
其次，对列宁意识形态的内涵、基本特征和功能的分析。
关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大部分学者指认了列宁是从中性的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如学者包毅的主要观点就是这样的，他指出列宁的意识形态就是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并用来维护统治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的
。王永贵指出，列宁根据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在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概念从中性的立场进行了描述性的阐释
。孙民指出：“列宁根据革命和实践的需要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不再把意识形态看作虚假的、否定性概念，而是赋予意识形态中性的含义”
。与上面这些对列宁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理解有所不同，学者张志丹则分别从中性、肯定性和否定性这三个层面解读了列宁的意识形态概念
。
关于列宁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国内学者基本达成共识，即阶级性和党性的统一。在承认列宁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与党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学者王永贵还指认了列宁的意识形态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特征
。
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学者包毅把列宁的意识形态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是论证并捍卫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凝聚人心与整合社会思潮、利益阐释和维护功能
。王永贵也指出意识形态具有辩护、凝聚、整合等功能
。
再次，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创新与贡献的总结。
一些学者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建设的层面剖析了列宁的创新与贡献。如廖胜刚指出，列宁对于领导权理论的重大贡献，既表现在他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表现在他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从而最终获得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胜利
。谷少杰也指出，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和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强调在俄国这样一个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并且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一定要时刻坚持并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宣传工作，为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最终达到瓦解资产阶级领导权的目的
。
还有学者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层面上进行了总结。周宏指出在实践上，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助于俄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为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理论先导；在理论上，列宁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并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和原则也进一步完善化和具体化
。张述周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列宁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需要，不仅承继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还将其苏俄化，因而成了最有影响的学说并极大地影响了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余一凡指出“列宁成功化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性原则与建设性实践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
最后，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的探讨。学者孙力杰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列宁意识形态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及意义。一是通过科学解读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击退了不良思潮的进攻；二是采用整合和引导的方式正确处理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三是提出以强大的舆论和组织对社会成员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灌输的方式来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学者莫岳云、刘国普则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层面指出，列宁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不仅为其本国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思想指南，同时也对目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
国内关于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学者较少，相应的参考资料也较为有限。在目前关于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文献中，有两位学者的研究较有特色。一是学者包毅，他的成果较为集中和多产，共有7篇以上的文章来探讨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二是学者余一凡，他的《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一书虽然重点不在列宁的意识形态研究，但他通过探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也系统地梳理了列宁意识形态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逻辑必然性及其主要内容，极具参考价值。关于列宁思想研究还有一本较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由何萍主编的《列宁思想在二十一世纪：阐释与价值》，该书虽不是专门研究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但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关于国内学者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与阐述：葛兰西的领导权、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的含义及特征、对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评价及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启示。
首先，关于葛兰西的领导权的研究。由于葛兰西把意识形态的建设看成是一个以领导权为核心的动态过程，因此要想理解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就无法绕过“领导权”这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有人将它称为葛兰西的轴心概念。
第一，关于领导权的译法。意大利文“egemonia”或英文“hegemony”的中文翻译存有争议，国内主要有三种观点。有学者主张采用“领导权”的译法。如田时纲从语义的差异上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进行解释，指出葛兰西使用“egemonia”更偏重于延伸义——领导权
，学者展江、彭桂兵也建议此种译法
。也有学者主张将“egemonia”理解为“霸权”。如学者周凡基于语用学和语义学两个视角对“egemonia”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指出“egemonia”的“霸权”译法虽然有别于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但它能反映葛兰西赋予“egemonia”的独特意蕴
。仰海峰也认为霸权的译法更适合。还有一些学者指出，霸权与领导权二者译法均可，如学者郭蓠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实践”与“文化领导权”》中指出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其实就是领导权，这两个词在葛兰西的理论中是同义词，王昭锋和马静伟也均表达了此种观点。目前我国关于“egemonia”这个词的译法并未达成一致，因此，本书之后引用的文献中，一部分学者使用的是领导权的译法，一部分学者使用的是霸权的译法，但都是指“egemonia”这同一个词。
第二，关于葛兰西领导权的基本内涵的研究。一些学者强调葛兰西领导权的文化意识形态意蕴。如殷旭辉指出，霸权概念在葛兰西那里具有多种维度，但其中最核心和具有原创意义的是文化霸权
。王昭锋在其《如何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一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还有张羽佳也认为，葛兰西虽然有时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领导权这一概念，“但他更主要的是强调一种狭义上的‘霸权’即‘文化霸权’，专指‘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
。不过目前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从总体的角度来解读葛兰西的领导权。如学者仰海峰强调，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一个具有总体性意蕴的概念，“它不仅指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而且指经济与政治意义上的霸权”
，学者和磊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葛兰西的领导权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王永秋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意识形态领导权：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中指出葛兰西领导权的总体性意蕴之后，认为割弃或者偏重任何一个维度，都无法准确理解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工作应该注意和加强的方面。李金勇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中指出，葛兰西语境中的领导权其本身就包含总体性的意蕴，即它是经济、政治、文化领导权的总体性建构。郭澄澄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领导权与现代君主》中也表达了此种观点。
第三，关于领导权实现路径的探讨。王凤才认为，葛兰西的“所谓赢得霸权，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确立道德、政治、知识的领导，采取的做法是将自己的‘世界观’（即意识形态）传播到整个社会中，从而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利益”
。然后接孔国保和彭冰冰指出，在葛兰西那里，统治阶级建立和巩固其领导权的路径是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各种组织和机构的操纵来极力宣传本阶级的价值理念和世界观，让广大民众将其作为一种常识认可并接受下来。因此，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要想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领导权，应该采用“阵地战”策略，通过不断扩大并巩固自己在市民社会领域的阵地来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取得最后的领导权
。
其次，关于葛兰西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及特征的研究。曹允青指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指一群人所持有的观念、思想或者是信仰体系，是描述性的和积极的意义
。吕连凤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中也指出，葛兰西拒绝从否定性的维度来理解意识形态，而是继承了其积极意义，即把它视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这样，意识形态就被看作是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即一般意义上的世界观。付强则从动态角度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独特的解读，他指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是多元的、对抗的复杂场域。意识形态的变化流动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随时处于建构中的，而不是任何简单的对立”
。朱彦振指出葛兰西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具有实践性、权力支配性和物质性”
。
再次，关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评价的研究。一是正面的肯定的评价。学者们分别从以下几个不同角度总结了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创新性及意义。王永秋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意识形态领导权：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中指出，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问题方面，葛兰西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这也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贡献所在。与此同时，葛兰西还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内在运行机制问题，探讨了常识问题和大众心理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积极的意义上说，这也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曹允青指认：“葛兰西第一个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的思想……这种观点的提出对后来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殷旭辉从文化角度探讨了葛兰西的贡献，他指出，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最为独特的价值在于他紧紧抓住了文化——这个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被长期忽视的领域，不仅如此，他还将其作为领导权概念的一个中心线索
。王延华也表达了此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提出及其对文化及意识形态权力功能的注重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转变，即由“硬权力”转向“软权力”的关注和探讨
。
二是对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质疑。孙晶指出了葛兰西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对“强制”和“同意”机制缺乏经济基础的分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阵地战”的策略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对东方文化的认识较为缺乏，认知世界文化的视角比较狭隘，对西方文化的地位有些过分抬高
。吴友军和郑冬晓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重点在于社会历史主体，特别是主体意识，因而抛开了生动鲜活的革命实践活动过程，无论是作为革命主体的有机知识分子还是作为客体的无产阶级大众无疑都被一定程度地抽象化了
。张羽佳认为，一种新型的文化要想在民众身上积累、扎根并渗透到其血液中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但很遗憾的是，在这一关键的问题上，葛兰西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探讨和论述
。蒋欢、卢德友在其《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洞见及其理论限度》一文中则专门探讨了葛兰西市民社会的理论限度。
最后，关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启示的论述。有学者从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智力资源的视角来探讨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启示意义。李咏梅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掌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有效地展开和进行，特别是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沈崴、王民忠认为：“应用文化领导权理论对苏联解体等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更凸显出加强我国现阶段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实践价值”
。
还有学者具体剖析了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意义。如学者雷雪芹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主战场、主导力量、领导核心和建设途径等五个方面来解读葛兰西领导权的现实意义
。学者陈翠芳则从政党职能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来阐释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指出：“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党和国家的文化领导职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建设性作用，是有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
。此外，很多学者也探讨了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建设、思政教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的意义，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国内对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还是较多的，并出现了仰海峰这样对葛兰西的思想从整体上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学者，他的《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一书不论是对于研究葛兰西的整体思想还是对于研究他的意识形态思想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从学界整体研究状况来看，对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学术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出现，而且写作方法和研究思路也大同小异，在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方面还显得不够深入和系统，关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一手资料翻译得也很少，只有《火与玫瑰》、《狱中札记》、《狱中书简》和《葛兰西文选》等几本早期的相关翻译书籍资料。不过近几年也出版了一些青年学者关于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和书籍，也较有参考价值，如吕连凤的博士学位论文《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走向政治的哲学智慧》，还有三本相关书籍，分别是和磊的《葛兰西的领导权与文化研究》、周兴杰的《文化霸权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的话语重构》和潘西华的《“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基石》，以上这些论文和书籍都为我们更好地研究葛兰西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国内关于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比较研究的学者不是很多，成果也相对较少，具体梳理如下。
国内大多数学者从领导权的角度对列宁与葛兰西进行了比较。赵晓刚、王永志指出列宁与葛兰西领导权的共同点是都十分重视建党思想和联盟思想，尽管他们在对领导权的内涵和侧重点的理解与诠释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围绕着上层建筑这个领域进行展开的。二者的不同点首先在于列宁的领导权思想侧重于“统治”“强制”，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则侧重于“同意”“服从”。其次，在如何取得领导权的问题上，列宁认为有赖于革命高潮的到来，而葛兰西则注重人民群众内在的世界观的改变。再次，列宁认为暴力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手段，而葛兰西则强调要通过思想文化的力量从内部夺取资产阶级领导权。最后，在夺取领导权的策略上，列宁认为应采取从正面直接攻击国家政权的运动战，而葛兰西通过分析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结构后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从市民社会领域实行长期的、不断渗透的文化意识形态阵地战
。李瑶在分析了列宁与葛兰西领导权的侧重点和意识形态宣传主体不同之后，也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即他们的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相互补充的
。丁洁从领导权的内涵、哲学基础、内在机制三个不同方面对列宁、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进行了对比性研究，指出暴力革命是列宁获取和确立其政治领导权的方式，而自觉认同则是葛兰西建立文化领导权的前提；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列宁领导权的理论基础，而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基础是其实践哲学。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在列宁那里还是在葛兰西那里，他们的领导权思想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即领导权的获得并进而推进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必须通过政党、知识分子、工农联盟等一系列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但由于不同的背景又使得列宁和葛兰西这两个相承的理论体系异中有同和同中有异。作者之后又分别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工农联盟思想的和知识分子思想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
。高顺起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列宁与葛兰西领导权思想比较研究》中首先从“时代背景”、“坚持和重视领导权的建设”以及重视党和人民群众在争取领导权过程中的作用三个方面分析列宁与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共同点，之后又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列宁与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不同点：一是社会背景不同。二是相异的哲学基础，列宁领导权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葛兰西领导权的哲学基础则是实践哲学。三是对意识形态内涵和特征的不同阐释。他们一个侧重通过暴力革命来获得政治领导权，一个侧重通过非暴力的自觉认同来获得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四是获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路径的不同。列宁主张要想获取领导权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去发动和团结民众，而葛兰西则除了注重政党的作用之外，更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五是获取领导权的策略有别。列宁主张速战速决的“运动战”，而葛兰西却指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适合阵地战。张忠文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列宁与葛兰西关于领导权思想的比较》的第二部分从列宁与葛兰西生活的历史背景、哲学基础和意识形态建设三方面论述了列宁与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差异。
直接对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只有张秀琴和包毅两位学者。张秀琴从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生成路径和制度建设对二者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上层建筑，都认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的一个动态过程，都强调宣传和教育是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主要手段”
。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列宁突出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而葛兰西则更注重意识形态的公共性。二者关于意识形态的形成路径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会自发产生，必须由革命家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也就是说，在列宁这里，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主要是通过革命思想家对无产阶级从外部进行灌输，而葛兰西则更强调意识形态是革命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民众共同参与的结果，正是所有人群形成了一个历史集团，生成了集体意识。最后在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场域的理解方面，二者也存在分歧。列宁将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放到政治国家领域，而葛兰西则指出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
。包毅指出，关于意识形态思想，列宁与葛兰西在两个方面达成共识，即对第二国际中盛行的机械决定论的批判、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及中性地理解意识形态。二者的不同点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意识形态存在的场所或领域。列宁认为意识形态与党性紧密相连，政治国家是其存在领域，相反，葛兰西则侧重于在市民社会领域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其次，二者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哲学基础。在列宁那里，唯物史观是其意识形态思想的哲学基础，而葛兰西则将其实践哲学作为其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再次，二者关于领导权的解读。列宁的逻辑理路是先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新的上层建筑，然后在此基地上进行文化革命进而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不同于列宁的思路，葛兰西则认为相对于政治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更根本和更重要的作用。最后，二者关于意识形态的形成路径。列宁认为，由于长期受到资产阶级的控制和压迫，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形成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必须通过革命的知识分子或者革命家从外部向他们灌输，否则工人阶级无法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葛兰西却指出灌输的方法只能是权宜之策，应该更注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部生成
。
庄严从革命观的视角对列宁与葛兰西进行了比较，指出：“列宁的革命观强调的是政治革命，它力图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改造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葛兰西则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革命，它以激发无产阶级的内在潜能和首创精神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它们是适应两种不同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是相互补充的”
。
除了上述直接对列宁与葛兰西进行比较的文献外，还有一些学者在探讨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过程中，也涉及了他与列宁的比较，如学者谢蕴枰认为，列宁与葛兰西的共同点是都重视政治，但二者的具体路径却并不相同。相对于列宁把政党放在首要的地位，葛兰西则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政治运动，一是机遇性的，二是有机的，而十月革命就属于第一种意义上的运动。同时，不同于列宁对政治—军事斗争的强调，葛兰西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领导权同样重要，因为强制与认同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不是依靠强制力来支撑的，它是一种渗透到人们的日常实际的具体生活中的革命的政治意识
。孔洁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借镜》中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以往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他对于统治阶级权威性的认识，以往的革命都是考虑如何通过“武力”来获得统治权，进而获得权威，而葛兰西则希望通过从属阶级的“自愿认同”来获得政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小结：目前国内关于列宁与葛兰西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从领导权思想、意识形态思想和革命观等几个方面展开的，虽然每个学者各自的视角和论述方式有所不同，但在以下方面都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关于共同点，学者们大都认为领导权是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论域和主题，他们的意识形态思想都是围绕着领导权的获得和建设而阐释的，并都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中性的理解与阐释，而且他们都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与此同时，他们还都认为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都需要政党和知识分子的引领。关于不同点，学者们指出列宁的领导权侧重政治，具有强制性特征，而葛兰西的领导权侧重文化，另外在对意识形态的具体界定、划分、存在领域、教育主体和教育传播方式上，列宁与葛兰西具有明显的不同。列宁更注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党性，意识形态教育和传播场所主要在政治国家领域，采取的主要策略是速战速决的运动战，教育主体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教育的方式是外部灌输。而葛兰西则更强调意识形态的公共性，因此其教育和传播场所主要是在市民社会领域，采取的策略是通过文化渗透的长期的阵地战，教育的主体是有机的知识分子，方式是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共同参与的内化生成。可以说，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本书的研究也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但从总体上说，学界目前对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只是在某个方面上展开或者在泛泛的宏观层面上进行，细致度和深入度都还不够，而且对二者异同点的原因挖掘得不深，更少有学者对二者意识形态思想的互补性进行挖掘，这就需要之后的研究者继续沿着他们的路向进一步开拓、前行。
如前所述，本书虽然是对列宁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但相关文献却颇为繁杂，因为要想比较他们的意识形态思想，不仅要研究他们思想的原生基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还要研究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思想。因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我们这里主要梳理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内涵的解读。
有相当一部分国外学者都认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具有否定意义上的概念。乔治·拉伦、雷蒙·高斯及英国学者马丁·塞利格都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乔治·拉伦认为，虽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有时显得模棱两可，而且马克思对其表述也不具有系统性，但“它不必失去其最初的否定内涵”
[1]
。雷蒙·高斯进一步从三个层面对马克思的“虚假意识”进行了解读，即认知性的、功能性的和生成性的
。马丁·塞利格则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只有“虚假意识”这一个维度
。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有多重意蕴。艾伦·伍德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三种含义，分别意指“历史唯心主义”（贬义）、“不实的空想、幻想或者虚假意识”（贬义）和“具有一定功能性或者能动性的观念体系”（中性）
[2]
。英国的约翰·B.汤普森也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首先是指论战意义上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其次是指现象意义上的表达统治阶级利益的观念体系；最后是指维持现存统治的思想体系，此一维是意识形态的潜在概念
。比克胡·帕雷克认为：“马克思一生用意识形态概念来指代唯心论和辩护理论”
，这是两个既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交叉的含义。
学者麦克卡尼则“努力揭示马克思不仅没有把意识形态等同为虚假意识，而且也甚至没有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过意识形态概念，由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认识论上的中性概念”
。他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与阶级（利益）相关的社会理论，却不是与‘科学’相对立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虚假认知”
[3]
。
截至目前，国外学者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甚少，学界大都从文化学或者是历史学的视角去研究列宁，未见有学者对其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专门探讨，对列宁时期的文化成就、文化体制与政策一般都采取否定的态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对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基本上就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首先，他认为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关心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而只从政治功用性角度来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另外他还认为列宁消解了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总是与谎言和欺骗联系在一起，最终是要消亡的，而列宁却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认知进行了修正，从政治功用性的角度把本来是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意识形态学说。所以，柯尔施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的意识形态总是与欺骗和谎言关联而且其最终必然是要灭亡的，而在列宁这里的意识形态却对马克思的这种否定性的解读进行了修正，这样就从政治功能性的视角将本具有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柯尔施认为应该剪掉列宁主义的脐带，因为列宁主义充满欺骗和幻想，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已经不能再适应和满足国际工人运动的需要了。同时，柯尔施批判列宁评价意识形态科学与否的标准是党性原则标准，却置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于不顾，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其次，柯尔施批评列宁意识形态思想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认其哲学基础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最后，柯尔施指出列宁最终走向了某种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并提出用“意识形态专政”来扬弃列宁这种意识形态专制主义 [4] 。
“西方列宁学”也对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些观点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并且很长时间的负面影响。他们首先否认马克思之于列宁的理论来源，指出民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是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来源。而后者则是东正教信仰的狂热的维护者；其次，一些“西方列宁学”学者指责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意识形态体系”，而“马克思建立了自己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而是作为科学的学说”
；最后，质疑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普遍意义。总之，在“西方列宁学”家那里，专制主义、东方的无政府主义和密谋主义是列宁意识形态的特点，是亚洲的思想落后性和狭隘性的表现。
与柯尔施及“西方列宁学”家不同，阿尔都塞则以一种前无古人的方式对列宁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指出：“列宁不仅仅是恩格斯的评论者；他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领域贡献了某种新的、决定性的东西：从恩格斯那里漏掉的东西”
，“列宁的这些意见，如果被接受的话，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它们会把问题置换成一个难题，并且使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那种关于哲学实践的沉思冥想，因为这种沉思冥想从来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形式，就是对于它的真正的实践的否认”
。因此，正是从列宁开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11条预言才真正获得了实质的意义和内容
。
关于葛兰西领导权及相关概念的综述。美国学者托马斯·R.贝茨在其《葛兰西与霸权理论》一文中，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进行了解释，同时也对其霸权概念谱系进行了追踪，并阐述了霸权与知识分子、阵地战等的关系问题及霸权理论对革命战略的意义。他指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事实上非常简单，它是指那种建立在被领导者同意之上的政治领导权，而统治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和流行则确保了这种同意”
。美国学者纳迪娅·乌尔比诺蒂指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贯穿于整个文化工作的权力策略。它主要关注个人和群体的从属状况”
。威廉姆斯指出葛兰西的霸权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概念，而是一个“必须被不断更新、重建、修正”
[5]
的概念。伊格尔顿认为葛兰西的霸权不仅仅指某种已经获得成功的意识形态，还可以被区分为各种各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指权力斗争的展开方式，在意义层面展开的方式，尽管这种意义被包含在所有的霸权过程里，但它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维持统治的主导层面
。本·阿格尔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主要探讨了葛兰西对知识分子和群众关系的见解。此外，他还讨论了葛兰西关于民主集中制、实践哲学等理论。
关于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评价。国外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解析了葛兰西包括领导权在内的意识形态思想的创新性与历史贡献。对葛兰西最具影响力的评价者无疑是波比奥，他指出葛兰西的独创性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与列宁一样都是开创者，而不仅仅是列宁的追随者。其次，葛兰西之于列宁的独创性在于，他是从市民社会出发来谈论其领导权理论，而不是像列宁那样从政治上层建筑出发。再次，他重新解释了上层建筑的概念，颠倒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即不再简单地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机械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在上层建筑内部，相对于政治制度，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优先性。因此，文化与政治伦理的意蕴明显地呈现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之中。最后，葛兰西还贡献了一些原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没有的概念，如历史集团和集体意志等
。佩里·安德森认为葛兰西最为深刻和最有创见的内容是其知识分子概念，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精辟的历史性的分析，同时还有他关于意识形态对维护阶级统治的社会功能和教育的社会作用的分析也极富创意。美国学者纳迪娅·乌尔比诺蒂指出，葛兰西的独特之处和伟大功绩是其改变了政治解放的远景，开启了对不相容的和从属的社会和文化的广泛研究，“并从它的边缘的最下端考察现代性”
。戴维·麦克莱伦也这样称赞道：葛兰西是第一个认真探讨和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怎样不通过强制而是自觉认同的方式来维持统治秩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因此，功不可没
。按照墨菲的看法，“葛兰西是第一个对经济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此”
[6]
。美国学者Femia指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填平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一直存在的上层建筑这个巨大缺口，而这极大地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这样评价葛兰西，将“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概念结合的第一人就是葛兰西，他“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引入了一种深刻的革新”
。
国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了葛兰西理论中存在的不足。阿尔都塞本人曾经做过阐释：“不幸的是，他没有对他的机构进行系统化整理，其思想依然处于尖锐、不完整的笔记状态。”
埃内斯特·曼德尔认为葛兰西的先在文化上夺取领导权的想法不切实际，完全行不通，因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有根本区别”
。拉克劳、墨菲虽然赞同葛兰西改变了阶级主体观念但认为他并没有根本完成
。
关于葛兰西理论的当代影响及理论的适用范围的研究。弗兰尼茨基——南斯拉夫实践派，他认为葛兰西的理论具有国际情怀和普适性，不应把他的思想仅仅局限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来说，他的许多设想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唐权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政党与文化领导权》中指出，C.博格斯也赞同葛兰西的思想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外关于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比较主要是围绕着二者的领导权理论来阐述的。
一些西方“列宁学”学者极力指认葛兰西与列宁主义的对立，如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就从全方位宣称这种对立
。
有些学者认为葛兰西和列宁对“领导权”的理解有很大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唐权指出德·奥瓦尼就持此种观点，在他看来，葛兰西的领导权是以“认同”和“自愿”为前提的，而列宁的领导权则是以“灌输”和“强制”为特征的。波比奥更强调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创新性与独立性，指出列宁与葛兰西都是领导权理论的开创者，但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并不是对列宁领导权理论的简单运用，而是有其独创性的，这种独创性体现在，列宁是从政治上层建筑角度来谈论领导权，而他则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其领导权理论的。约翰·霍夫曼则从以下两个方面指出葛兰西领导权之于列宁领导权的新颖之处。一是他使领导权“变成了一种普遍的阶级统治的特征”，而不仅仅指无产阶级领导权；二是葛兰西向领导权这一概念注入了文化、道德和智力因素 [7] 。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更注重葛兰西与列宁的一脉相承性，指出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是受列宁的影响和启发后才形成的，葛兰西沿用了这个术语并对其进行了扩展
。多数苏联学者认为不应把列宁与葛兰西的思想对立起来。
小结：从国外学者研究的情况看，他们关于马克思和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相对多些，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有些问题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些国外学者在对马克思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解读过程中，有很多过度诠释的倾向，这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和葛兰西带来了不良影响，而关于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比较的文献不仅少而且很多解读是不切实际的，未能真实反映列宁本人的思想和贡献，这都需要我们予以纠正和注意。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认真梳理，笔者试图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做出自己的评价。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列宁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的，特别是他们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思想的挖掘，对我国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然而，目前国外的相关研究至少还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涉及较少，而且即使偶有间接涉及，也基本上是从否定和批判的角度进行阐释的，根本不符合列宁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实际情况。二是，对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研究还很薄弱。
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关于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可以说，我国关于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研究时间较短，还有很多问题、很大的讨论与探索空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论列宁还是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虽都各有侧重，正如许多学者总结的那样，列宁侧重政治，葛兰西侧重文化，但无疑他们都继承了马克思的总体性意蕴，即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总体性建构，舍弃任何一个维度，都无法准确理解二者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价值。目前我国学者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在具体探讨意识形态思想建设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这个总体性前提，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现实解释力和干预力。
第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研究大都集中在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存在领域、教育主体及建设路径等几个方面，比较视角和内容较为雷同，很少有学者对二者异同点的原因进行分析和阐释，更鲜有学者对二者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创新、局限性及互补性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比较和梳理，笔者将在本书中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论述。
第三，我国学者对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比较的当代意义关注不够。虽然目前已有一些学者把对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同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联系起来考察，但尚未有通过对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比较、互补的视角来探讨这些问题，所以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还存有可以提升的理论空间。
综上所述，对于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研究和探讨，为本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源，但由于国内外对此研究的时间较短，相关的论著较少，已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所以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探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