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第三节之三之1有王处讷、苗训参与陈桥兵变之事件，陈抟亦与此事件相关。相比较而言，陈抟的事迹更具有传奇色彩，流传也更广。陈抟具有常人难以具备的两种资质，这两种资质使宋政权看中陈抟，让陈抟成为宋政权“皇权神授”的舆论制造者。第一，陈抟拥有传奇的相术。陈抟擅观骨相，《宋史》《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太华希夷志》以及宋人笔记中关于陈抟相人的记载比比皆是，因而，借陈抟之口，言何人具有帝王之相即可为其政权提供神圣性的佐证。第二，陈抟不仅擅长星算骨相，自己也具备帝王之相，相传陈抟揽镜自照称“非仙而即帝” 。显然，具有帝王之相且具有帝王之才的陈抟，本人即可成就帝王之业。陈抟放弃帝王之业，其所赞成的政权就是具有神圣性的合理政权。

一 陈抟与陈桥兵变事件

宋代十几种文献记载了陈抟听到宋太祖登基后，大笑并言“天下于是定矣”。宋邵伯温《闻见前录》所记载陈抟有大志，隐武当山时曾写诗云：“他年南面去，记得此山名。”宋太祖陈桥兵变之时，陈抟“乘白骡，从恶少年数百，欲入汴州，中途闻艺祖登极，大笑坠骡曰，‘天下于是定矣’，遂入华山为道士” 。《邵伯温易学辨惑》，宋代王称《东都事略》卷一百十八，《太华希夷志》，宋代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宋代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诗林广记》后集卷九，宋代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三，《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十一，《事类备要》续集卷九等等均有相关记载，区别在于部分有“从恶少年数百”“坠骡”的细节，部分记载无此细节。可知此事在宋代即已流传很广。

此处拟以元代张辂所著《太华希夷志》为例，解读其中关于陈抟的政治谶语。虽然《太华希夷志》一文错误很多，比如记载至道元年（995年）四月十日宋太宗诏陈抟之事，陈抟已于989年去世，此事不可能发生。然《太华希夷志》一文的价值不在于其所记载之事的真伪，而是从中察看民间是如何传播此事的。按此书作者张辂之序所言，作者为一儒生，在华山之地做官，“密迩华山，稔闻希夷先生遗事，公务之暇，采古书所录，或谚语之谈，其高风峻节，信乎前宋一代之异人也，故作《太华希夷志》，以纪之。”作者是一公职人员，在公务之余采集当时所见所闻，形成此书。因而此书可视为元代时各种民间资料汇集，这些资料所反映的是民间流传的陈抟形象。

《太华希夷志》记载陈抟“负经济才”，在五代末年，每听闻一朝革命都闷闷不乐。他揽镜自照称自己“非仙而即帝”，意即他自己有帝王之相。宋太祖与赵普在长安见到陈抟，陈抟“笑而堕驴曰：真人亦在世矣”。他认为宋太祖有帝王之相。陈抟引领恶少年数百入汴州，“中路闻太祖登极，惊喜大笑。问其故，又大笑曰：‘自此定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事实类苑》等版本中称“宋太祖、太宗龙潜时，与赵忠献公游长安市”，多了一位宋太宗，说明其版本形成于宋太宗主政之后。

按文中所言，陈抟有当帝王平治天下的面相和定数。尚有大量文献亦有类似记载，《东都事略》谓其“有大志，隐居武当山”。《武当福地总真集》称陈抟“少负逸才，有济物利人之志” 。《东轩笔录》说：“图南有经世之才。”《太华希夷志》卷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七称：“先生负经济才。”《邵氏闻见前录》记载陈抟学生种放为陈抟立碑，言陈抟“明皇帝王伯之道”。以上文献显示陈抟本有志向、有能力取得天下。

笔者认为，陈抟即使拥有“济世之才”和“明皇帝王伯之道”，亦不足以作为他曾武装夺取政权的证据。首先，陈抟的隐居、辟谷修炼生活方式与夺取政权的军事行为相违背。陈抟隐居在山林石室，不与世俗之人往来，且已辟谷服气几十年，陈抟有当皇帝的野心吗？其次，宋太祖赵匡胤于960年登基，此时陈抟已90岁， 陈抟的军事行动应该发生在其壮年之时，发生在年已九十且修炼丹道的隐士身上，令人难以理解。再者，“从恶少年数百，欲入汴州”就是陈抟夺取政权的武装行动吗？且不说陈抟年老，区区几百人如何能抢夺得天下？自唐末五代始起，战争频发，王朝更迭，政权本质上是谋略与实力的较量，不能凭侥幸取胜，而失败的结局是残酷的。而且，史料中记载与陈抟交往的不是来访的文人，就是隐士和高道，陈抟从哪里招来几百名恶少，又哪里来的钱财让他们为自己卖命？

因而此谶语的意思是，陈抟有帝王之相和成就帝王之业的天命，陈抟本人没有去当皇帝，是因为他认可宋太祖、宋太宗等人是天命所归的圣贤帝王。陈抟遇宋太祖、宋太宗，或“大笑坠骡”称之为“真人”，或称之为“紫微帝星”，或听闻其登基后言“自此定矣”，最终证明的真命天子是宋太祖和宋太宗。

二 陈抟与烛影斧声事件

上文对张守真、宋太宗等人参与的烛影斧声事件已有过分析，宋代尚有文献记载陈抟与此事件有关联。《长编》作者李焘引蔡惇《直笔》云：“太祖召陈抟入朝宣问寿数，对以丙子岁十月二十日夜，或见雪当办行计，若晴霁须展一纪，至期前夕上不寝，初夜遣宫人出视，回奏星象明灿，交更再令出视，乃奏天阴，继言雪下，遂出禁钥，遣中使召太宗入对，命置酒付哀翰，属以继位，夜分乃退。上就寝，侍寝者闻鼻息声异，急视之，已崩。太宗于是入继。按惇所载与文莹略同，但即以道士者为陈抟耳。抟本传及《谈苑》并称抟终太祖朝未尝入见，恐惇亦误矣，当是张守真也。” 此文以陈抟的预言试图说明宋太祖之死为命中注定，宋太宗登基为合法即位。

史籍记载，陈抟在太祖朝未曾入见，因而陈抟不可能作此谶语。李焘认为可能是张守真，然而张守真以降神闻名，并非以星占相术闻名。笔者认为，此预言是由宋太宗的政治集团编造并附于陈抟之名的谶语之一，期望借助陈抟的谶语以掩盖宋太宗加害宋太祖的事实，并宣扬宋太宗即位是天命所在。

三 其他谶语

1.“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

清代流传《古谣谚》一书，其中曰：“初兵纷时，太祖之母挑太祖、太宗以篮以避乱。陈抟遇之即吟曰：‘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 《宋史》太祖、太宗本纪载，宋太祖生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太宗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年），二人相差12年，则不可能二人同时都很小，盛放在篮子里让母亲挑着行路。此条明显为假。既是谣谚，当然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此谣谚借陈抟之口预示宋太祖与宋太宗都是天子，其产生年代当在宋太宗朝。

2.建议寿王（宋真宗）为储君

据传在宋太宗建王储一事中，陈抟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记载陈抟对宋太宗说“天命实在章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称太宗“曾出诸子使视之”，陈抟密陈“天命实在章”。 《邵氏闻见前录》说：“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诣南衙见真宗。及门亟还，问其故，曰：‘王门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建储之议遂定。真宗即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阴，幸云台观，谒其祠，加礼焉。帝知建储之有助也。” 《东轩笔录》记录更详，“太宗以元良未立，虽意在真宗，尚欲遍知诸子，遂命陈抟历抵王宫，以相诸王。抟回奏曰：‘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寿邸，见二人坐于门，问其姓氏，则曰张曼、杨崇勋，皆王左右之使令者。然臣观二人，他日皆至将相，即其主可知矣’” 。以上显示，宋太宗本来就有意立真宗为太子，他命陈抟“历相诸王”，陈抟之言暗示了真宗具有帝王的天命，所以真宗被立为太子。宋真宗即位后，曾亲临云台观，观瞻陈抟遗像，下令免去云台观的田租，赐陈抟弟子武子华紫袍，民间因此有“华山不纳粮”的传说。

虽然记载此事的宋代文献很多，但陈抟建议立宋真宗为储君之事是不可信的。陈抟在南衙见真宗，北宋时习惯称开封府的官署为南衙，真宗驻开封时为淳化四年（994年），立为太子时在至道元年（995年），而陈抟于989年逝世，因而此事不实。邓广铭考证认为“抟断无密陈天命何归之理”，他疑惑张方平生在北宋中叶，对此事应熟知，为何“不审”。 关于宋太宗建储之事，依太祖传弟之先例及杜太后遗嘱，太宗本应传位弟弟赵光美，后再由光美传位于长子元佐或次子元侃，然作为第三子的真宗得以继立为帝，天下人难免非议，宋王室传弟的规矩也到此为止。包括《乐全集》在内的诸多典籍记载此预言，应该是宋王室有目的地把皇位继承改变的原因推到陈抟身上，推到陈抟所代表的神圣天意上。道教文献《搜隐记》明确表明这一观点：“太宗览天命实在章文，而定储之事遂决；不立嗣以长，而立三子恒为太子”，太宗“窜光美，虐德昭，废元佐”，“执意唯先生之言是听”。 依照此文，由于陈抟权威认定了天命在真宗，宋太宗执意听信陈抟所言，才立真宗为太子，并对赵光美、德昭、太子元佐进行压制迫害。显然这个故事意在维护真宗皇帝的利益，它能得到广泛流传说明真宗借助陈抟的威信为自己登基提供合法性证明，以取信天下。同样，真宗大搞天书、封禅等活动，其目的是要天下人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

四 陈抟与张守真、王处讷等人的区别

苗训、王处讷、张守真三人为宋王朝神圣性背书的共同点如下。

第一，三人参与政变，苗训出现在宋太祖夺位军事活动的现场，王处讷为其师；张守真更是在宋太宗夺位千钧一发之际出现，并活动在政变现场，正史与各种涉及其活动的材料均来源可靠。

第二，三人参与政变之初，皆不具有道士身份，苗训为参与陈桥兵变的军士，王处讷为政权机构司天监的官员，二人隶属于政权。张守真本是普通民众，先进行具有政治色彩浓重的降神活动之后，才入为道士，也就是先有政治目的，然后加入道教。

第三，三人并非真正有志于进行修道、证道的道教实践，不是真正的道士，他们均受控于政权，并服务于政权，他们三人与政变者密切合作。

这三点都是陈抟不具备的。学界关于陈抟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往往被各种资料记载的陈抟为宋王朝各种合法性的预言所迷惑。《两宋道教与政治关系研究》《宋代政教关系研究》等文中，把陈抟预言作为为君王登极制造谶言的重要实例，认为陈抟主动为宋王朝政权服务。鲍新山认为，有关陈抟政治谶语的材料“未必属实，甚至可能是一种故意的附会与编造，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编造，就是因为陈抟与赵氏兄弟有着极为密切的交往” 。向仲敏认为“两宋道教自觉地服务于宋政权，通过道教义理神化君王、控制臣民、维护政权，从而获得了赵宋政权的扶植” 。笔者认为，如果作为整体的道教而言，此言或许是合理的，然对于陈抟个人而言，此言是不准确的。

首先，关于陈抟的政治谶语故事性强，可信度差，如前文之分析，其内容不容易证其真，而容易证其伪。其次，中国有历史久远的隐士文化传统，他们不与政治合作，陈抟即是道家式隐士。《五朝名臣言行录》《东都事略》《谈苑》《渑水燕谈录》《邵氏闻见录》等众多资料表明，宋太宗下令召见陈抟，并非陈抟主动朝见。

宋代执行严厉的天文之学的禁令，违者或被流放，或被诛杀。宋太宗召见的时间，与宋太宗下令禁止私习天文并召知天文者进京的时间一致，因而陈抟是被迫进京的。在政权的威慑之下，凡是广为流传的谶语一定是官方制造或默许的，苗训、王处讷、张守真的谶言和宗教活动无疑是政变的一部分，陈抟的谶语也应该是官方制造的。

陈抟不是一名普通的道士，而是一个真正的隐士，其对政治的态度是疏离的，不欲合作，也不欲介入。与张守真等人相比，陈抟没有出现在夺取政权行动的现场，关于陈抟的政治谶语故事性强，真实性差。历代帝王给陈抟赐官、赐号和赐紫衣，给予其合法道士身份和财物，其目的是笼络利用。由陈抟坚持隐居的做法和其留下的诗文来看，他采取了回避政治的态度。

此外，张守真对陈抟的非议也隐含陈抟不合作的信息。《翊圣保德真君传》载：“守真尝启告曰：‘华山陈抟近卒，时人谓之尸解，未审其人修何功行？’真君曰：‘抟之炼气养神，颇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耳。’” 陈抟仙逝后，张守真借神灵的语言对陈抟作了评价，“及物之功未至”一语显然不满陈抟拒绝服务于赵宋政权的做法。道教内对陈抟几乎全是赞誉之词，陈抟在世时就拥有极高的声望，张守真属于晚辈，陈抟与其师若真为“林下友”，则张守真更应尊重陈抟。张守真为太宗皇帝的御用道士，一系列附加在陈抟身上的谶语说明宋太宗需要陈抟为其利用，然而可靠的资料并没有证明陈抟有意愿为其所用，陈抟拒绝加入宋太宗、张守真的阵营，因而张守真心存不满。

师事陈抟的刘海蟾也存在慢待张守真的行为。《春渚纪闻》记载“翊圣敬刘海蟾”的故事，张守真掌管供奉“翊圣真君”的庙宇，“百里间有食牛肉及着牛皮履靸过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苎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庙庭，进升堂宇，慢言周视而出，守真即焚香启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即殛之，有疑观听神，乃降灵曰，汝识此人否，实新得道刘海蟾也，诸天以今，渐入末运，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贺，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职，折族尘中，寻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尚不敢正视之，况敢罪之也” 。由此可见，刘海蟾“慢言周视而出”，显然对张守真的降神活动持不屑态度，但张守真竟然说“我尚不敢正视之，况敢罪之”，可见张守真对他们心存不满，却也不敢治罪。 itqxGBIGDEdI3qq0jvUUnF1wOCLzt3xY9vDjwjckmBxSOgZKXc5FELGoqGH5Fm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