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考古证据表明，伴随着“印度化”的过程，东南亚在公元前一千纪末成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珠子成为印度至东南亚商路上的重要物品。早期东南亚地区的珠子由石头、贝壳、骨头制成，且多为本地生产。最早的半宝石（红玉髓）珠子被认为出自泰国Nong Nor遗址，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前后。 ^[37]

大部分由半宝石和玻璃制成的贸易珠在公元前一千纪末至公元一千纪上半叶“印度化”时期传播至此。各样的半宝石珠大多数由红玉髓和玻璃制成，在柬埔寨Phum Snay遗址（公元1～7世纪）和Angkor Borei遗址（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都有发现。有管状形、双锥形、圆柱形等其他形状（见图14）。一些如上文提到的双锥长形红玉髓珠给我们充足的理由推测它们若非印度进口，即受印度影响。

玻璃工艺同样在“印度化”时期传入东南亚。在Phum Snay遗址D地点发现的一块玻璃熔渣使我们有理由推测至少玻璃在这里回炉重熔（见图15）。

柬埔寨、老挝、越南、印度玻璃材料分析的工作由中井泉教授和笔者完成。研究显示中南半岛的玻璃混合有不同的化学成分类型，反映出这里不同的玻璃贸易方式。如在柬埔寨普遍流行的印度-斯里兰卡样式和东南亚铝碱玻璃类型，越南则和中国华南地区一样是钾碱玻璃。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少数碱石灰玻璃、典型的西亚玻璃、铅类玻璃，此外，还可以看到典型的中国玻璃。这证明东南亚与遥远的西方世界有着联系。

印度-太平洋类型玻璃珠的传播也是东南亚贸易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我们依靠印度阿里卡梅杜遗址（Arikamedu） ^[38] 的证据。随后在泰国中部约公元前4世纪的Ban Don Ta Phet遗址发现有这类单色玻璃珠，比阿里卡梅杜遗址早100～200年。 ^[39] 无论如何，这种类型的珠子广泛遍布亚洲，东至韩国、日本（公元纪年开始），西至非洲东海岸。 ^[40] 发现于Shasenem遗址和土库曼斯坦其他遗址的一些玻璃珠 从外形上均属于这一类型，但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和分析（见图16）。

另一个表现东南亚与遥远西方联系的重要证据是在Oc Eo 遗址和Angkor Borei遗址发现的罗马金币和希腊-罗马式阴文印文（见图17）。 ^[41] 它们肯定不是本地生产的，而是通过印度进口的。无独有偶，希腊罗马式宝石在泰国南部也有发现，如Klong Tom，Ta Chana，Phu Khao Thong遗址，年代为公元前一千纪晚期至公元8世纪。 ^[42] 它们中的一些希腊神话主题与东南亚原住民文化截然不同，毫无疑问这些是来自希腊化的世界，如印度北部。藏于Suthi Ratana基金会，出土于Klong Tom遗址的一件阴文印文与沙迦酋长国Dibba遗址发现的相似，由Sabah Jasim发掘。 ^[43]

虽然至公元前一千纪末中亚仍保持着连接西方纽带的作用，但印度作为东南亚与西方连接的关键节点的地位毋庸置疑。有时，我们甚至可以从东南亚遗存中看到某种关系。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与印度的密切关系，多数情况下我们会谈到印度的影响，同样包括中亚的一部分。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中亚很大一部分地区在当时属贵霜帝国（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境内，同时也享有着犍陀罗式的佛教文化。

土库曼斯坦出土的希腊和帕提亚时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的珠子中有镶嵌平面人脸珠。在泰国南部Khlong Tom遗址（公元1～8世纪）、新疆营盘遗址（公元1～5世纪）、印度北部Kausambi遗址 ^[44] 都发现有极为类似的珠子（见图18）。它们与来自地中海的珠子表面属于不同的类型。 ^[45] 也许，这种类型形成于中亚或印度北部的某些地方。

另一个例子是一端饰有金或银、另一端饰有奔马样式，可能用来装扮奔马的玻璃或红玉髓的管状珠子。这类珠子或仅存金属端装饰，在柬埔寨Phum Snay遗址、泰国Phu Khao Thong遗址和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地区的Shirin遗址都有发现 ^[46] （见图19）。Shirin遗址（公元前3～前1世纪）出土的器物前部有马的装饰。Phu Khao Thong遗址有一件类似的金尾型器物，前半部是类似于有蹄类动物抬腿的样式，虽然没有发现珠子，但从样式和大小看极可能是珠子尾部残缺部分。这种有蹄类动物样式是典型的来通杯尾端装饰，来通乃是流行于伊朗和中亚的宗教器物，后来传遍欧亚大陆，从希腊直到韩国和日本。Phum Snay遗址出土的珠子虽未见有蹄类动物雕像，但与前两件样品之间的联系可见一二。当然，公元前一千纪贸易路线的中心从中亚移至印度，通过印度的间接联系为所有这些相似之处创造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