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萨里安尼迪已从历史和考古两方面证明了青金石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的贸易往来。 其后,他的考古发掘厘清了中亚在贸易往来中的地位。其中之一是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名为哥诺尔(Gonur)的大型聚落和墓葬遗址,年代在公元前2500~前1800年。目前发掘的防御型遗址已超过25公顷,中间为宫殿群,一边南北宽400米。同时也发现了宗教设施、工作坊及有上千座墓葬的大型墓地,包括奢华的皇家陵墓。 [15] 在这一地点发现有极丰富的器物和装饰品,由金、银、铜及各种矿物制成,包括半宝石如雪花石膏、红玉髓、青金石、石灰岩等。
青金石作为装饰物与金、红玉髓等制成珠子被广泛用于制作项链(见图5)。它们被制成椭圆形或菱形,在某些情况下,项链上的一串珠子被串在金色的木板上。在乌尔皇家墓葬中出土的项链显示同样的珠子组成和结构。
图5 项链(土库曼斯坦Gonur-depe遗址,约公元前2500~前1800年,阿什喀巴德国家文化中心国家博物馆藏,谢尔盖摄)
哥诺尔遗址由萨里安尼迪于1972年发现。该遗址自1974年开始发掘,使这里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学材料,而且将中亚在古代世界的地位明朗化。萨里安尼迪还提出了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的概念(BMAC)。经过长期在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的发掘,以及对中亚、伊朗材料的理解,和这一地区材料类型学上的相似性,使他有充足的理由确定其为共同的考古学文化群。 [16] 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与同时存在的伊朗和印度河流域考古学文化有关。通过对大量材料的精密检测后的结论认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的边界可以被确定为今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大部、伊朗东北部。 伊朗高原与印度河流域的主要文化在基本器物(陶器、青铜工具)上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安纳文化大部分是不相同的,但是在宗教和奢侈品上却有着紧密的共同文化互动,如装饰物、权力的象征物、宗教雕像等。对所有例子的分析已超越现有的研究框架,这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工作主题,我们已尝试发表。
较大的规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为丰富的出土物,证明哥诺尔遗址极有可能是马尔吉阿纳文明和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化的中心。已发现有直接证据证明这里与同时期的近东和印度河流域有交流,最具代表性的是刻有楔形文字的美索不达米亚类型圆柱形印章,及刻有印度河流域文字的象形图案印章。 [17]
如上所述,在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和马里遗址发现的红玉髓双锥形长珠子和哈拉帕类型蚀花珠说明在公元前三千纪印度河文明已与近东有了联系。但是发现于巴克特里亚、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黄色薄胎陶器 [18] 、动物俑型金属针 [19] 及Sarazm和摩亨佐达罗遗址的青铜箭 (见图6、图7),表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与印度河流域关系更为亲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近东和印度至少通过中亚南部,亦即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取得联系。
图6 动物俑型金属针(上图来自巴克特里亚,下图来自哈拉帕)
图7 青铜箭(左图Sarazm遗址出土;右图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可能来源于卡拉奇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