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8世纪广州银器的外销生意

福布斯等人在1975年的专著中就已将那些由中国本地工匠运用中国传统工艺技术生产，并经由海路传播至西方的银器或镀银器物，统称为外销银 ^[22] ，后又经多位学者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从内涵及外延方面对这类银器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但是对其基本物理特性的认识始终意见一致。 ^[23] 事实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定义似乎所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很多时候也会将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各口岸经营、生产与出口的银器也一并称之为外销银。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直至20世纪80年代，北京、广州等地依然有生产相关仅供外销的花丝镶嵌银质产品（以创汇银器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也理应归入“外销银”的系列中。可是经比较与研究发现，这些现代的银质出口产品却与18世纪、19世纪的外销银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及存在意义。

随着单口通商时代的来临，18世纪的广州口岸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前来贸易。据李隆生综合与统计前辈学者的研究数据，发现在1700～1800年，西方国家共计输入中国的白银约1.2亿两 ，他们以求用各自的银圆在中国换取所需的商品，茶叶、丝绸及陶瓷，这些都是当时西方商人热捧的贸易物品。

贸易过程中，在清点白银数目之时，都需要“看银师”（Shroff/Assayer）对银的纯度进行检测，以此确定交易商品相对应的银币数量多少。例如荷兰人或丹麦人在支付购买茶叶费用之时，使用的是纯度为95%以上的银币，广州行商在交易时，会略微调整茶叶的价格来补偿外商的损失，以求公平交易和有回头客。表1中所示为18世纪在中国常用的外国银圆及其纯度标准。

虽然在广州出现的外国银圆的纯度基本都在表1中的范围内，但是有时候纯度也会略有偏差，而误差仅在1%左右，通常在贸易过程中也能被认可，并且能顺利进行交易。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记载有1724年的一些法国银圆被检测出纯度仅为94%，而非通常所熟知的纯度，经检查仅有三枚银圆达到纯度95%。 ^[24] 同样，其他国家的银币也会出现这种纯度偏差的现象，说明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可能是铸币者或使用者刻意添加其他贱金属所致，以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也可能是不同的看银师检测出来的不同结果。1767年，广州十三行行商蔡煌官、蔡文官、颜瑛舍与潘启官分别指派了他们自己的看银师去检测来自印度的4种银币（见图1），结果发现与印度当地提供的检测结果迥异。 ^[25]

资料来源：大英图书馆藏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IOR R/10/6，1767.12.21，p.83。

从图1中显示的数值不难发现，中国看银师检测的结果普遍偏高，这可能是由于中外对于白银不同的检测方法所致。这些差异可能会是中外商人讨价还价的理由，但最终都会找到一些合适的方式解决这些纯度偏差的问题，以求交易顺利进行。

不仅行商在与外商交易过程中会邀请看银师来协助查验银币的纯度，广州城及其周边的银楼、银器作坊或银匠也会邀请他们来帮助检测一些银器的纯度，以示他们在制器过程中没有掺假。另外，一些银匠本身可能就是看银师，会被聘请协助一些贸易中的验银工作。特别是在广州贸易时期，对于这样的专业人士需求量较高，所以在广州还成立了专门的学堂以传授学徒一些基本的验银与识别假银币的技巧，并出版了一些配套使用的教材以帮助学员速成基本的看银方法 ^[26] ，从而满足当时贸易的用人需求。

然而，广州银匠除了能够验银外，其主要工作依然是制作与生产银器，从各种小件饰品到各类大型器物。他们中一些人的工作场景及形貌有时也在18～19世纪的中国外销画中被记录下来（见图2、图3与图4），这些画形象地向欧美传播了彼时中国的行业百态及文化习俗的信息。在18世纪众多广州银匠中，有一部分人能够专门为外国人制作与生产银器，这些银器就是外销银。

资料来源：黄时鉴、沙进（William Sargent）：《中国三百六十行：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藏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47页。

资料来源：《中国清代外销画：民间生活图集》。

资料来源：《中国清代外销画：街头买卖（白描画）》。

18世纪广州银器的外销较少被人进行专门研究，除银器本身会被重熔后再次制器故难以留存至今外，原因还有两个：其一是被发现的现存传世遗物较少，大多数器物都是直接仿制而非原创，因此非专业的收藏者很难将其与西洋银器进行区分，从而增加了传世品被发现的难度；其二是对于彼时外销银的生产都是需要定制的，甚至多数贸易活动如纹章瓷与广彩外销瓷一样，都是外国商人或船员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秘密或私下进行采购，并在购买后将这些银器带回船上，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船上的一些船员都有一定额度携带私人物品的特权（private privilege），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免除一些进出口税费，甚至能以较为低廉的税额将物品带回国内，还有一些港商也不时会将广州生产的外销银带到欧洲销售。

较早的外销银可以追溯到一件藏于美国皮博·埃赛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的六棱壶，被断代为1679年，而壶上的戳记标识为英国伦敦1682，是后来进口到英国后打上的记号，但是这只壶的产地却没有任何相关记录可查询。从现存于欧美的外销银藏品来看，大约在18世纪初期，广州制作的银花丝玫瑰香水洒（Rose Water Sprinkler）就已经进入欧洲市场，如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的重要中国外销银收藏，虽然它的风格并非中国传统器物的风格。 此外，至少在18世纪中叶，广州的银匠已经按照西方的造型风格和用途制造并出口银器，彼时已有当地的银楼或作坊接受西方卖家的订购，并按照西方风格和造型制作成器。根据《粤海关志》（见图5）、相关户部税则簿册及作者前期研究来看，早至18世纪50年代前后，粤海关就已经明确列出了银花丝器物（即洋累丝银器）的估价与税费，分别是1两与3分，说明这些器物属于较为常见的出口产品类型，因此才会记录在案以方便征税，这也说明这些器物具有一定的销量。可是，对于18世纪出口银器的大小和重量等方面的内容却仍然不清楚。与此同时，这些外销银中均少有原制造者的款识，也没有文字资料记载，因此不能确定是由哪些银楼或作坊制造而成，这些都需要更多的文字记录及实物资料才能清楚地还原它们的本来面貌。

资料来源：梁廷枏：《粤海关志》卷8～13《税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9辑）》，文海出版社，1975。

1757年后，广州的贸易量与日俱增，十三行商行与外国商馆规模不断扩大，外国商人在商馆区频繁出入。靖远街（China Street）和同文街（New China Street）的中国艺术品商店逐渐繁荣起来，其中不乏专门出售银器给外国人的银器店或银楼。由于商馆区及其周边场所使用面积限制，虽开设的中国艺术品店铺门类很多，但多数难以容纳大型作坊。这些外销银的店铺也仅仅是以销售为主，生产制造很可能由南海、顺德等地的若干作坊完成。生产制作外销银的银料可以由买家提供，商家也会帮助顾客从“收买尾银”“兑换花银”这样的小商贩手中获得较为廉价的银料（见图6和图7）。

资料来源：黄时鉴、沙进（William Sargent）：《中国三百六十行：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藏品》，第119页。

资料来源：《中国清代外销画：街头买卖（白描画）》。

到18世纪末，十三行商馆附近有一家叫作“宝盈”（POWING）的银楼，较早经营外销银。外国藏有一对带托花丝银盖瓶，底部有中文“宝盈”刻款，广州产，是名为“宝盈”的银楼所制，断代为18世纪末，其风格是18世纪50年代前后较为典型的花丝外销银器。 因此，“宝盈”是迄今为止可识别的最早的广州外销银的银楼之一。除宝盈外，还有其他三家经营外销银的广州银楼（见表2），而与这些银楼具体对应的现存样例和刻款见图8至图15。

资料来源：H. A. Crosby Forbes et al.， 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 ，p.207。

资料来源：H. A. Crosby Forbes et al.， 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 ，p.247。

资料来源：H. A. Crosby Forbes et al.， 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 ，p.187。

资料来源：H. A. Crosby Forbes et al.， 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 ，p.243。

资料来源：由召苏拍摄及供图。

资料来源：由召苏拍摄及供图。

资料来源：由召苏拍摄及供图。

资料来源：由召苏拍摄及供图。

图12与图14分别为138克的一对银勺和138克的一套叉勺，若按照《粤海关志》中的记载，估价都应该是1两，而对应税率为4分。 1750年前后，粤海关监督报送户部对于当地贸易的银器估价每斤为4两，而乾隆七年（1742）八月二日报送户部的1斤银器比例价为两件玉器，又每件玉器价为1两，即可知银器在当时的每斤价格为2两，对应的税费为8分。 由此看来，银器的价格并非一成不变，较之其他贸易产品可能相对不稳定。

从目前所发现的18世纪广州外销银器来看，器物上的刻款都会有仿英国标识，因此应该称这些标识为伪标（pseudo-mark）。西方银器上常打有多种标识，其中由官方检验机构根据法律要求进行化验所后加的戳记，以及经备案的责任者（银匠或厂商）标识，一般统称为鉴定标记（hallmark）。 正如图9、图11、图13和图15中的标识均属于伪标，都是由制作者或经销商自行添加的，不但未经任何的登记备案手续，而且还有意无意地模仿英国的鉴定刻款标识。从目前所收集的实物资料来看，这些与外销银有关的制作者、经销商和银楼很可能多数都在广州，并集中在同文街一带进行外销银的生意，一些画中偶尔也会出现这些经营贵金属产品店铺的名称（见图16）。

资料来源：李国荣：《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85页。

综上，18世纪的广州外销银器虽然现存传世遗物并不多，但是这些器物及刻款、标识的存在，客观反映了它们都是彼时广州贸易的产品，并可能是当时西方所追捧的一个贸易门类。美洲白银的流入除了用于购买相关贸易产品外，也有可能存在一部分充当银料使用，用于制作外销银器。 WQUVfuCCxE8djMMIrOn6GaD83+LUP57GOMwkiKXKXIcsxNNI/sCAFHS4gOHFcN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