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外销银器研究回顾

从国内外关于中国外销银器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是国外学者参与并发表了较多相关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主要还是停留于释读国外文献的阶段，已有研究成果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外销银的展览与出版物

继福布斯的著作问世后，国外陆续出版了一些与之主题相似并配合各自展览的图册或读物，但其中多数属于通识性作品及对一些新发现银器的鉴赏。例如：依约斯在《旧中国贸易的银器与錾刻品》对广州贸易时期的银器和生产者的情况进行了初步介绍，并展示了一些19世纪末带有刻文的银器。 ^[7] 福布斯为配合《外销银：一种奢华遗产》展览而编写了一本图录，其中将展出的银器设在1700～1900年间，且并非完全外销到美国，而是将外销范围扩大到了西方世界；他在序言中还对当时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回顾，并提到自1966年发现有大约200件外销银以来，18年间数量上升至2000件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发现的器物会越来越多。 ^[8] 凯尔南帮助纽约蔡特美术馆整理了一批外销银并出版了配套图录，其中提到新发现的一些刻款，书中对此前外销银的定义进行了修订，他认为银器除海运外销西方外，主要还是供应给非华人群体使用。 ^[9]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以外的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等开始逐渐重视起外销银的收集与整理，其中英国伦敦约翰·斯帕克斯画廊展出了多件销往英国的外销银，马洛（Alan James Marlowe）编写了一本配套图录，福布斯则应邀作序并认为这是第一次在美国以外专门对当地外销银进行展览与推介的活动，意义重大。 ^[10] 还有新加坡海外华人曾保龄（David P L Chan）从1982年开始关注外销银，并在香港《亚洲艺术》上发文，介绍了他的收藏经历 ^[11] ；2005年1月曾氏又正式对外展览他多年的收藏并出版了一本图录，福布斯同样应邀作序，高度评价此次展览是亚洲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外销银的展览。 ^[12] 香港也于2006年8月组织了一次外销银的展览，主要是来自陈幼坚先生的藏品，香港文化博物馆不仅配合展览还出版了一本与展览配套的小册子，供观众学习。201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公立与私立博物馆展出了各自的银器藏品，如：2011年北京金银沙龙收藏展、2016年湖南长沙博物馆 、2017年香港海事博物馆 ^[13] 都纷纷设专展、特展，介绍外销银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在各种报纸杂志上推荐他们的展览。

总体而言，外销银的发现与发展有赖于国内外文博界的推动，诸如美国福布斯和凯尔南的著作与论文，都是奠基性的作品，其后的展览与图录都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进行了一定的拓展，但鲜有历史学家参与。然而，越来越多的新器物和铭刻被发现，致使后来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对刻款的研究上。 ^[14]

（二）外销银的刻款、伪标与纹饰的研究

上述文博界学者主要关注制作银器使用的传统工艺和表面纹饰，并在各自的图录中按照这两方面对外销银进行了分类展示。虽然对相关刻款、伪标与铭文已进行过探索，但是，诸学者主要结合近现代英文出版物对其中涉及的英文刻款、伪标与铭文进行了一些探讨，特别是参照英美等地的银器检测标识与外销银上的伪标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发现广州银匠起初发明的刻款仅仅是模仿，并未意识到这些标识对于银器质量评估的重要意义 ^[15] ；还有对于银器上铭文内容的考证，涉及一些来华贸易的商人，这些银器都是各家族的传世文物 ^[16] ；对于中文字的刻款，外国学者基本没有深入探讨，偶尔会对银器包装盒上的商家信息进行考察，但缺乏联系中文史料的研究。近年来，国内文博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外销银的征集与研究，对一些广州与上海生产的外销银器进行了初步介绍 ^[17] ，都重点讨论了相关器物的类型、工艺和一些常见的刻款，多数银器都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产品。至于伪标的研究，虽然国内外学者进行过讨论 ^[18] ，但是，对于其产生的原因，并无突破性进展，基本观点都与福布斯等人相似，或对其观点进行补充，仍然缺乏更多文字材料和其他佐证材料，更较少关注其他仿银器物上出现的伪标。 ^[19]

从这些已有研究来看，对于外销银的刻款、伪标、纹饰与铭文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其中涉及的内容相对零散，可能是由于语言或文献收集的障碍未能深入讨论诸如银器买家、制造商、银匠和银楼等方面的问题，所涉及的史料及文献又主要以英文为主，缺乏结合中文史料及运用其他欧洲语言的资料。

（三）外销银与中西贸易的研究

前述提到的外销银展览及配套图册中，都会提到银器与中西交流的内容。在18～19世纪，外国人若想在广州城购置或订制银器，必须经过十三行行商完成，而后作为随身物品带上船运回国，福布斯家族及其他美国商人家族的传世银器大多都是这种情况。 ^[20] 在这期间，大多数的外销银是在广州或其周边的卫星城镇提供货源，生产出来的银器起初使用伪标居多，后来逐渐改为英文字母加汉字的刻款；五口通商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逐渐丧失，外国人获取外销银也更为便利，能够直接在口岸附近的银楼或珠宝店购置或订制各种心仪的器物 ^[21] ，这些银器的生产中心也逐渐从广州单独一处，扩大到其他地区，如上海、香港、九江、福州、宁波等地，生产出来的银器主要是中英文刻款，有时在上海也会出现“90”刻款的银器，代表银器纯度在90%左右。这些银器除了一部分带回国使用，在产地使用的情况也常有发生。但是，具体有哪些行商参与了外销银的生意，哪些外国人与行商有交易，又是哪些银楼或银匠制作或销售这些银器，目前这些方面的情况仍不清晰，中西史料发掘仍需继续深入。

然而，对于外销银的银料来源问题，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是美洲白银，外国人带到中国后让当地银匠熔化后造器；由于当地加工费用低廉并且生产出来的银器独具特色，因此他们都愿意购买或订制外销银使用。可是，到底有多少美洲白银用于制作外销银器，是否仅有这种获取银料的方式用于制作外销银，银料与器物的成分是否存在差异，等等，国内外学者似乎对这些问题较少进行专门讨论，更无结合彼时的史料进一步探讨，如欧洲多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尚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同时还需要结合冶金史与科技考古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银器进行分析、检测与定性。

除此以外，对于一些馈赠银器（Presentation Silver）和各种奖杯的研究也非常欠缺，这些大多也属于外销银，也是出自同样的银楼或银匠之手，其表面通常都会有一些详细的铭文，提到一些人物、地点和事件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也可看作重要的史料，但是却常常被外国学者所忽略；中国学者偶有提及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涉及的内容多数是清末民国的事件。 因此，更多的材料需要进一步收集、整合与解读。

综合看来，对于中国外销银器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者主要是来自文博界，多数是以展览为导向进行的研究工作与成果，缺乏深入的历史研究，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是由美国学者为主导进行，使用的实物及历史资料也普遍集中在美国本土。此外，诸学者还缺乏对中文史料及欧洲贸易资料的深入发掘，通过中西史料互证的方法探索这方面的问题，因此，许多历史问题依然模糊，亟待解决。 sgaD6DOf9s78uOTQDeU71f2H9dKFnFeOmxgqrayPqD0NG5sGqpZC5DDcywrI9L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