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南亚地区发现的10～14世纪的锡锭

1989年，考古人员对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方廖内省（Riau Province）林加群岛（Lingga Archipelago）的鳄鱼岛（Island Pulau Buaya）海域的一艘12～13世纪初的沉船进行了考古发掘，出水了较多的金属器，数量仅次于瓷器。其中有一类，考古报告称之为“截顶金字塔形金属铸块”，描述如下：

沉船上发现了45件截顶金字塔形（trunkated pyramidal）金属铸块，是11～14世纪东南亚考古遗址中并不少见的形制。金属成分还不详，可能是锡或者铅，更有可能是铅（方铅矿）。底部为7×7厘米、顶部为4×4厘米、高为5厘米，从底部到顶部逐渐收分。有一些发现时是包裹在一起的。

发现的金属铸块有明显的两种不同的重量。每种不同重量的金属铸块，其重量还略有不同 ^[1] （见图1）。

资料来源：Abu Ridho and E. Edward McKinnon， The Pulau Buaya Wreck：Finds from the Song Period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1988，Plate 61，p.83。

该报告还提到，在苏门答腊岛东北面的Kota Cina遗址及其他地方，还有类似发现，并提供了三种参考文献。 ^[2] 根据三种参考文献提供的信息，可以获悉1950年在马来西亚霹雳州（Perak）金宝（Kampar）的Tronoh矿场距地表10英尺以上深的地方，发现一艘独木舟，所载货物中有两个小锡块，为截顶金字塔形 （见图2）。1957年马六甲港口路发现的一件双面锡锭石范，所能铸造的锡锭是凸缘截顶金字塔形。石范两面刻一小一大两范，小的完整，有1英寸深；大的残破，但可复原，复原后深3英寸，凸缘宽3英寸，金字塔形的底部则宽2.5英寸（见图3）。同时公布的另外一件石范是莱佛士博物馆（Raffles Museum）的藏品，出土于马来亚森美兰州（Negri Sembilan）日叻务（Jelebu）的Kanaboi矿场，出土时还有一块锡锭就在石范里（见图4）。 出土石范的地点，当为锡锭生产地所在。Kota Cina遗址发现的则是两个铅块，位于地表。其一为圆柱状，高45毫米、底径25毫米，一端有缺口，可能被用作秤砣。其一为截顶金字塔形，尺寸为65×68×55毫米。据说在日里河（Sungei Deli）西岸的Kota Bangun，也发现了两个类似的铸造金属块，共出有宋元时期的陶瓷。 ^[3]

资料来源：G. de G. Sieveking，“Recent Discoveries in Malaya（1955），”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1，No.1（173），May 1956，Plate 4，p.209。

资料来源：B. A. V. Peacock，“Recent Discoveries in Malaya（1957），”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31，No.1（181），May 1958，Plates 12，p.184。

资料来源：B. A. V. Peacock，“Recent Discoveries in Malaya（1957），”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31，No.1（181），May 1958，Plates 13，p.185。

1997年，对印度尼西亚爪哇海（the Java Sea）西北部一艘10世纪的沉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靠近印坦油田（Intan Oil Field），沉船被称作印坦沉船（Intan Wreck）。这艘沉船发现了大量的陶瓷器和金属器。其中的锡锭，也多为截顶金字塔形，数量非常可观。考古报告有详细的描述：

主要的船货是锡。锡铸成多种形状和大小的锭块。绝大多数，大约755块是截顶金字塔形（truncated pyramid）。11块是圆锥状（cone），20块是扁平盘状（flat disk），4块是扁平条状（flat bar），2块是杆状（rod）。

在考古发掘之前，曾发现重约659公斤的几百块锡锭。这些锡锭几乎都是截顶金字塔形。据说集中出自E7和E8格。

大量的锭块严重腐蚀了，一定程度上只有部分锭块碎块保留了下来。相应地，现在公布的锭块数量并不代表船载的所有锭块。然而这些发现可以用来确定金字塔形锭块在遗址中的分布。分布图显示一个明确的巨大的分布区在南部，但是考虑到早先发掘中得到的锭块数量，这一集中分布区最初至少应扩展到F8和F9格。大量的锭块发现于向北远至H格的位置，意味着锡锭是沿着船体长度方向码放的，只是在南部放得更多一些。事实上锡锭在遗址最南部是U形的分布，这可能意味着锡锭堆放在其他的货物周围，几乎可以完全确定就在船舱的底部。沉重的、相对不易移动的锡锭是确定船体原初形状和方位的基础，本书8.4部分将对此予以讨论。

大多数金字塔形锡锭是相当标准的尺寸，底部大约11厘米宽，4.5厘米高，每个重量在2.2到2.5公斤之间。有足够小的锭块可以保证区分出更小的尺寸。典型的较小的锭块是底部7厘米宽，3厘米高，相应地重0.8公斤。更小的尺寸，则发现很少。更小的锭块底部宽5厘米，高1.5厘米，重约0.3公斤。最初锡材船货的总重只能作粗略的估计。考虑到更早时候的发掘和大量的腐蚀，估计船舱中堆放了多达1000块的锡锭。取每个锭块平均重量为2公斤，则锡货相应地重达2吨。

较大的锭块在顶上铸成至少两种印记，一种如图5.119（本文图5右——引者）所示，另一种则是简单的“X”形印记满布于顶部。最小的金字塔形锭块也铸有“X”形印记。

许多金字塔形锭块发现时钉在一起，底对底严丝合缝，完全可以推测实际堆放时就是这种样子。每一层锭块都必须是交替着以朝上和朝下的方向放置，以便充分利用船舱的空间。有一些粘在一起的锭块被分开后，便露出一块光亮无瑕的平面。

西澳大利亚材料研究所（the Materials Institute of Western Australia）对两块锡锭进行了扫描电子显微镜元素分析（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elemental analysis），发现几乎都是纯锡，除了锌、铅杂质，一块是99.6%，另一块是98.6%。使用传统的技术不可能从含锡的矿石中提炼锡达到这样的纯度，因此这些金属应该是熔化锡砂（Cassurite）而来，那基本上是纯锡的氧化物（Sn02）。（Macleod，1998，私人通信。） ^[4]

报告随后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 ^[5] 认为锡锭不是从中国进口的，应该是东南亚当地所产。但并不是距离沉船地点最近、锡矿最为丰富的邦加（Bangka）和勿里洞（Belitung），这两个地方晚至18世纪才是重要的锡产地。而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吉打（Kedah）、雪兰莪（Selangor）和东海岸的北大年（Pattani），则早以产锡而著名，10世纪阿拉伯人的记载就多次提到；并且在马来半岛陆地上发现过与印坦沉船上相类似的锡锭，有一处锡锭顶部也是“X”形印记，因此最有可能是锡锭的来源地。报告所举的马来半岛有关锡锭的考古发现，就是前文已经描述的两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到截顶金字塔形锡锭是马来半岛所谓“锡帽”钱（“tin hat” money）的雏形。

资料来源：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Oxford：BAR Publishing，2016，Figure 5.118，5.119，pp.81，82。

报告中还提到，鳄鱼岛沉船中的截顶金字塔形锭块发现时也是紧紧钉在一起的。 ^[6] 从印坦沉船报告看，鳄鱼岛沉船的锭块原本也应该是单独的截顶金字塔形，而非底底相对的两个截顶金字塔形拼在一起的形状。事实上，那种形状是不便于铸造的。

在关于货币部分，报告还介绍了其他形状的锡块。一类是卷成独木舟的样子的锡板，称“独木舟钱”（Canoe Currency），另一类是节状的（两端或两端加中间有扣环状突起）锡合金长条，在马来半岛都被当作货币来使用。 ^[7]

印坦沉船有关锡锭的发现，多有中国学者提到。 ^[8] 近来引起中国学者广泛注意的，还有2004～2005年进行打捞的印尼爪哇岛井里汶（Cirebon）北部海域沉船，与印坦沉船一样也是10世纪的遗存。 井里汶沉船也载有大量锡锭、锡条、锡器。锡锭为覆斗形（见图6），有多种规格，估算有两吨重。还有一大批5厘米长、1厘米宽、两端卷起的铅锡合金条。学者还引用《瀛涯胜览》中的记载，说明其用于交易的情况。 从照片看，似乎是两块粘在一起的样子，但是和覆斗形略有一些差别。

另外，菲律宾明代弘治年间沉船上也发现成批的锡锭（见图7），截顶金字塔形的底边，做成再突出一截的样子，似乎和前述马六甲发现的石范正好可以配合。

资料来源：李旻：《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资料来源：李旻：《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鳄鱼岛沉船锡铅锭块，学者多倾向于是铅锭，而东南亚地区其他的沉船中还有出水金字塔形铅锭的例子。1982年泰国的泰国湾（the Gulf of Thailand）芭堤雅（Pattaya）西侧海域发掘了四处沉船遗址——芭堤雅沉船遗址、沉船遗址G、沉船遗址S、罗勇（Rayong）沉船遗址。芭堤雅沉船发现262块铅锭，“锥形（pyramidal-shaped）。平均大约2厘米高，4.2厘米宽。最大2.4厘米高，4.7厘米宽”（见图8）。20世纪70年代已报告在此发现过好多铅锭，这在泰国沉船中是常见的。沉船遗址G发现12块铅锭，“扁平锥形（flat pyramidal-shaped）。平均1.5厘米高，4.1厘米宽”（见图9） ^[9] 。其中，沉船遗址G还发现了“大明万历年制”铭的青花瓷碗，有助于确定沉船的年代。1986年，对泰国湾是拉差（Si Racha）西侧寇西章岛（Ko Si Chang Island）西海域的3号沉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一共发现了2020块铅锭，平均直径5～7.5厘米，高约3厘米，平均重量360克（见图10）（标准差44克）。而2号沉船遗址出水的铅锭，平均高1.5厘米，底部直径4.1厘米 ^[10] 。这些铅锭的形状，和“锡帽”钱类似。

资料来源：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Pattaya Wreck Site and Survey of Three Other Sites Thailand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1，1983，p.31。

资料来源：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Pattaya Wreck Site and Survey of Three Other Sites Thailand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1，1983，p.65。

资料来源：Jeremy Green，Rosemary Harper and Vidya Intakosi， The Ko Si Chang Three Shipwreck Excavation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4，1987，Figure 15，p.66。 AaNM/GlS+gEpA1SyP3dUJxnghqGM5L6nn8utywTWu6o06JrTCxUIwzv1cSxOWv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