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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西的中亚、西亚及中近东地区，古代的冶铁技术水平也具有差异性。从发明冶铁技术和使用铁制工具时间来看，中近东最早，之后依次为西亚、中亚、中国。但铸铁技术却是由东向西反方向传播。 [21] 研究认为，中国铸铁技术的西传最早可能始于西汉时期：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铁）器。
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
考古学家在中亚的费尔干纳、铁儿梅兹、木鹿地区找到了使用坩埚铸铁的遗迹，指出9～13世纪时这里是生产较高质量铁器的中心，能够使用坩埚铸铁锻造锤、钳、斧、锛、犁、锹、镰等农具，以及剪、刀、勺、锁等小型工具。然而中亚和呼罗珊地区能够广泛使用铸铁来铸造锅、壶等器物，则晚至15世纪以后。 [22] 铸造更加大型的钢铁制品，则更晚得多。
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历史文献《也里天堂志》（
RawLāt al-Jannāt fi Ū
i
āf-i Madīnat-i Harāt
）记载，帖木儿王朝的沙哈鲁国王在征服伊朗时，将伊利汗国曾经的都城贴必力思城的几扇钢铁大门（dar-i pūlād）运回了自己的也里城（Hirāt，今译赫拉特），安装在古哈尔·沙的·贝格姆宫廷学校中，后来将这些大门又迁移至撒麻耳干城。
[23]
这几扇铁门，被不远千里地转移至几个王都，可知一定十分珍稀。而这些钢铁门最早为伊利汗国都城贴必力思之物，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亲密，往来频繁，此钢铁之门的建材极可能来自中国。同时代稍晚成书的阿里·阿克巴（Siyyid ʻAlī Akbar Khitā'ī）《契丹志》（
Khitāy-nāma
）曾评价中国的铸铁技术道：“三扇供皇帝通过的中央大门都是用中国钢（pūlād-i Khitāy）铸成的，多么神奇。如果在世界的其它地方还存在这样的门，那一定是在中国制造的。”
[24]
由此可知，直至16世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未达到铸造大型钢铁器物的技术高度。沙哈鲁从贴必力思运走的钢铁大门，当是中国制造。此外，在《契丹志》中，作者同时使用了“中国铁”（āhan-i Khitāy）、“中国钢”（pūlād-i Khitāy）和“铸铁”（Jūyn）三个词语来描述中国的钢铁制造。伊朗裔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eri）认为，Jūyn一词的词源即为汉语“铸铁”，此语传入突厥语、蒙古语、俄语以及波斯语。在波斯语中，Jūyn后来演化为今天的chudan，意思就是铸铁、生铁。
可以说，中国的铸铁冶炼技术和使用铸铁锻造、铸造钢铁器具的技术，在整个古代历史中始终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伊朗热衷于进口中国的铁材和铁制品。
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记载的中国铜铁器出口的海外诸地中，有三个地名属于伊朗地区：甘埋里、波斯离和麻呵斯离。其中甘埋里可能是起儿漫地区的出海口忽里模子（Hurmūz），波斯离是两河流域的大港弼斯罗（Basra，今译巴士拉），它也是大城报达（Baghdād，今译巴格达）的出海口。此二港正是蒙元时代伊朗最大、最繁荣的两个海外贸易港。从海上来的商品运到此二港后，再由此二港转运至内陆其他地区。汪大渊记载中国的铁条外销至此二港，足以证明元朝对伊利汗国的铁材出口。同样在波斯地理书《寰宇志》（ Jahān-nāma ）中，也记载了中国铁由海路运至伊朗的信息：“来自东方海域，从中国（Chīn）运来了骨咄、麝香、中国器皿、闪亮的铁（āhan-i gawhar-dār）和一些药材。” [25] 波汉文献同时反映了蒙元时期中国的铁材贩至伊朗的史实。
关于中国镜子出口伊朗的情况，阿里·玛扎海里指出，早在萨珊时代，中国镜子就传入了波斯，之后中国的铸铁锅也出口到了那里。
的确，在波斯历史、文学作品中，中国镜子的美名被屡屡提及，以明亮、清晰而著称。12世纪的席尔旺（Shīrvān）宫廷诗人哈冈尼（Khāqānī）在其抒情诗中描述道：“中国皇帝在地平线上亮出中国之镜，使桑给巴尔国王的世运之境（āyīna-yi charkh）黯然失色。”
帖木儿时代的波斯诗人喀什菲（Husayn Vaˉʻiz Kaˉshifiˉ）的诗歌写道：“野兔引着狮子来到了井边，井水是那么的清澈，就像中国的镜子，将他们清晰地影射。”
[26]
类似的描述还出现在迷儿宏达（Mīr Khwānd）的史书《洁净园》（
Rawẓat al-ṣafā'
）中，“他的面容为何如此明净，就像中国的镜子一般。”
[27]
考古资料方面，伊朗尸罗夫大港（Sīrāf）考古出土物中，发现了中国样式的青铜镜，考古学家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称，这面铜镜可能是中国制造的，或是伊斯兰地区仿造的。 [28] 不论这面铜镜产地是哪里，它所展现的中国样式说明了中国镜子在当地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