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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世纪的贵霜帝国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经济主体。简要回顾上一部分的历史：公元1世纪初，印度-帕提亚人自西向东侵入印度次大陆。不久以后，在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的率领下，贵霜统一大夏，并向周围扩张，攻取的主要路线是喀布尔-塔克西拉（Taxila）-旁遮普一线。本文分析的核心对象，就是钱币及史料所反映的贵霜帝国经济。
古代的地中海世界经济，通常被概括为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中心的古典经济，是以城市与商业经济为特征的。公元前4世纪，伴随亚历山大东征，希腊化因素以具有活力的城市和商业经济为一种重要的纽带向东传播。这一主要经由市场的社会再分配形态与欧亚大陆上业已存在的另外四种社会再分配形态——以中华帝国为代表的帝国统制经济，主要来自以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经济，以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印度沿海和东南亚沿海为代表的滨海贸易城邦经济，和主要依靠灌溉农业发展起来的原生农业共同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与都市统治者在文化上同质的原生农业经济是希腊化-罗马城市商业经济和中华帝国统制经济的本地基础，而游牧民族的经济则独立于异质文化的农业经济自成一体。游牧民族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控制关键资源，以及与其他经济形态互通有无。至于滨海贸易城邦，则以商品集散地立国，依赖贸易生存，除了航海业发达之外，仅仅需要小规模的渔业和小手工业就可以在贸易通路繁荣时积累巨额财富，对农业共同体的依赖不大。
铸币在希腊化-罗马城市商品经济和东方帝国统制经济中体现了不同的特征。在希腊化-罗马城市经济中，铸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性质十分明确，相对于其多样化类型（types）所反映的非中心化、竞争性和流变的政治权威，其币值（denomination）基本保持不变，有明确的本位（standard），极大地保障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多样政治实体之间贸易流通的便利。相反，在中国式统制经济中，铸币的类型相对单一，但往往作为行政手段来使用，即铸币和谷物、布帛共同充当社会再分配的支付手段。这种统制经济下，在国家权力强盛，铸币权（mint）强大时，面值能得到保证，一旦国家权威下降，铸币权就会削弱，此时尽管钱币类型往往不变，但其币值得不到保证，钱币本位制有崩塌之虞。
作为第三种崛起于丝绸之路上的势力，游牧民族政治权威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对资源的控制与再分配。铸币在其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塔西佗曾讲到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部落“能够辨认和储蓄我们（指罗马）货币中的某些钱币”；“对于使用钱币交易的部落而言，旧币最为通行，而铸有两驾马车图的锯边旧币尤为他们所喜好”，“他们重视银子甚于金子，并非他们对于二者的质量有所厚薄，不过是因为那些购买低廉的一般用品的人觉得使用银子较为方便而已”。
这些史料简略概述了游牧民族使用定居民族发行的铸币作为储藏手段、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情况，并特别介绍了游牧民族的支付偏好——剪边足值旧币，指出了游牧民族在日常交易中更倾向使用较低值金属货币的特点。但以上特点的发展非常复杂，需要在观察具体的时空框架下游牧经济形态与其他经济形态的互动过程来理解。
对于和两种不同性质经济接触的中亚游牧民族来说，游牧经济的社会再分配作用和商业的使用并行不悖——5～8世纪的粟特人使用萨珊银币作为支付手段；拜占庭金币则在游牧人的经济中作为礼物再分配。突厥人非常依赖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当然，这与中亚城市本身的发达灌溉农业经济有关。相反，在统制经济的大帝国，总是试图尽力控制希腊-印度类型的商品经济，将其内化为帝国经济的重要部分。
在以海上贸易立国的滨海城邦，金属铸币是最为方便和适宜的支付和流通手段。特别是对单个贸易单位——船只而言，在其贸易航程中，作为财富的储藏手段，贵金属铸币是不二的选择。相比较而言，专业陆上商队如古典时代的帕尔米拉（Palmyra）商队，中世纪的粟特和阿拉伯商队，也大大促进了贵金属铸币在远程贸易中的使用。具体到丝绸之路贸易来说，伊朗语民族出身的西印度沿海塞种“西部太守”（Western Satraps）王朝，大规模发行基于阿提卡制的足值银币。“西部太守”银币的质量上佳，且长期保持足值，可以证明这一塞种王朝作为贵霜帝国与罗马印度洋贸易的居间地位。 [10] 位于叙利亚沙漠中的帕尔米拉，在参与波斯湾、红海和印度洋贸易时，也起了与“西部太守”王朝相似的作用。
最后，对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共同体来说，铸币的主要作用是与外界的交换媒介。在大一统帝国之外的不稳定地区，农业共同体最需要借由交换获得的商品之一是安全。作为交换，来自外族的保护者往往通过货币税、实物税和劳役来为农业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与分别包含农业共同体人民“死的”（inanimate）和活的劳动力（labor power）实物税和劳役相比，以铸币形式获取的税收本身包含了来自征税者的强制力，因此成为征税者积累财富的最佳选择。当然，这一前提是有活跃的市场经济，积极的经济预期和稳定币值的铸币。尽管如此，地方习俗和法制总约束着货币税对实物税和劳役的完全代替。地方势力与其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平衡，使货币税与实物税和劳役往往形成一种互补关系。
以上的分析简要回顾了铸币在古代世界五种经济形态间的主要作用，但中国的情形有所例外。倘若将中国视为建立在原生农业共同体之上的统制经济大帝国，其与西方各国在货币方面的区别绝不仅仅在于使用模具铸制而非打制钱币一点上。使用丝织品作为税收和贸易的支付手段，是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不同之处。模具青铜铸币和丝织品的二元化货币体系，使中国成为古典时代丝绸之路上独一无二的权力中心。由于事实存在的（固然并非故意的）对丝织业的上游垄断
，丝绸成为中国独有、币值稳定的国内乃至国际支付手段。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汉代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于，丝绸来自原生农业共同体，来自千家万户。从城镇中心到周围的农村经济，都可以经丝绸和铜币作为交换媒介，参与到跨境贸易中去。而西方各国商业中使用的货币都采贵金属为原料，以铸币形式实现，由于占人口少数、控制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的统治民族极端重视垄断贵金属矿产、冶炼作坊和铸币工艺，形成了统治民族宰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原生农业民族的局面。
出自游牧民族大月氏或深受大月氏统治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大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可能也由于来自中国境内的大月氏而得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贵霜帝国在其统治时期内，试图通过金-铜复本位铸币的发行，将其控制的商业经济，内化为帝国的一部分。这一经济模式，与希腊-罗马商业经济和波斯帝国的统制经济都不同。贵霜帝国将其经济凌驾于业已发达的中亚-北印度希腊化商业经济之上。它独具特色的铸币发行，体现了对商业经济的支持和鼓励。贵霜铸币对内是本民族内部的社会再分配手段，而对外则是与各种经济形态进行交换的媒介。在贵霜帝国的建立过程中，中亚铸币进入了全新的金-铜复本位制（Bimetallism）时代，这与此前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德拉克马银币为基础的银币本位制和印度次大陆多样化的银-铜复本位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贵霜正是以此种整合的复本位制铸币体系为工具，实现对其境内城市商业经济的控制，也即对其境内丝绸之路贸易的控制。
接下来，本文着重考察贵霜帝国钱币形态的演变。按照法尔克（Harry Falk）所确定的贵霜年代学，贵霜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1]
贵霜建立自己铸币体系前，经过印度-塞种和印度-帕提亚统治者的不断贬值，西北印度的银-铜复本位体系已经濒于崩溃，几乎坍塌为铜币的单一本位体系，但大夏仍然维持希腊化时代的阿提卡制银本位体系，通用当地打造的四德拉克马银币。西北印度货币本位体系的崩溃，与公元前后半个世纪内这一地区混乱的政治局面互为表里，体现了政治军事乱局所导致的城市商业经济衰退。
相对于当时西北印度的政治经济局面，贵霜-月氏人所控制的大夏地区情形好得多，这一地区也就成为挽回西北印度混乱局面的希望所在。丘就却（公元1世纪中叶到1世纪末在位）在统一大夏的过程中，起初发行保持了阿提卡制本位的Heraios型钱币（见图1-1）。一般认为，这是丘就却所发行钱币的最早类型，钱币正面的头像侧面向右，形状特别，带有独特的头饰和领纹，为后来的贵霜王所继承。背面的希腊文铭文中“ΤΥΡΑΝΝΟΥΝΤΟΣ”（Tyrannountos，独裁者的任期），体现了明显的权力集中，同时有未被解读的铭文“ΗΑΟΥ”和“ΣΑΝΑΒ”，前者可能是跟“独裁者”搭配的统治者称号“翕侯”（佉卢文铭文中称为yavugasa）。这类钱币往往剪边，与前引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载游牧民族“喜好”的类型不谋而合。
丘就却越过兴都库什山以后，在西北印度的塔克西拉发行不足值的印度-希腊式合金币和铜币，正面为模仿贝格拉姆的印度-希腊统治者赫尔梅奥斯（Hermaios Soter，公元前90～前70年在位）式样的钱币。图1-2的“罗马皇帝头像”类型铜币和图1-3的“赫拉克勒斯”型钱币都是这一式样的钱币，分别在西北印度的贸易中心塔克西拉和连接印度次大陆与大夏之间的要冲贝格拉姆（Begram）发行，铭文打制形态接近印度-帕提亚统治者的方式，希腊文钱铭自称为“ΚΟΖΟΛΑ ΚΑΔΑΦΕС XOрANOV ZAOOV”（丘就却，贵霜翕侯）。总体来说，在塔克西拉、贝格拉姆等城市商业经济的中心，丘就却的钱币大体上继承了印度-希腊式钱币的本位（业已坍塌）和多样化类型。而在克什米尔等印度-塞种人长期控制的地区，丘就却则模仿打制侵入印度的塞种太守吉洪尼卡（Jihoṇika，希腊文名Zeionises）所发行的两面动物图案的铜币（见图1-4），类型单一。
从经济形态上来理解丘就却发行钱币的情况，其在大夏和西北印度的主要城市分别发行阿提卡制和印度-希腊式的钱币，体现了其对发展商业经济的努力，而在克什米尔发行类型单一的动物图案铜币，则是由于当地商业经济体量完全不能与大夏和西北印度相比，且前期的统治者塞种，是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与前引塔西佗记载的游牧民族偏好交易较低值金属铸币的特点吻合）。
概括来说，丘就却铸币的本位和类型基本上沿用各个地区前代统治者的本位和类型，只是在铭文和图像上加以变化。到丘就却统治后期，他停止了大夏的阿提卡制四德拉克马银币的发行，从而彻底终结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以来的银币本位制，为贵霜政权建立全新的铸币本位体系，进而以此控制境内城市商业经济扫清了障碍。
随着阿提卡制银币的离场，贵霜统治者以“大救主”（Soter Megas）的名义在其统治下的各个地区发行无名铜币（见图2-1～2-3）。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铜币的希腊文铭文通常是语法上有错误的“BACIΛEV BACIΛEVWN CWTHP MEΓAC”，也有正确的“BACIΛEWC BACIΛEWN CWTHP MEΓAC”（王中之王、大救主）。晚近学者争议，这些铜币可能是丘就却之子维玛·塔克图（Vima Taktu，公元1世纪末到约公元113年在位）时代开始发行的，但也很可能在丘就却晚年就开始发行了。
“大救主”这一希腊化时代常见的君主称谓，是丘就却早年自称“独裁者、翕侯”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参照《后汉书》的记载，很明确丘就却在其统治时期内已经称王了。
除了后世的铭文之外，维玛·塔克图的名字还出现在克什米尔的动物图案铜币上的佉卢文钱铭“Maharajaasa Rajadirajasa Devaputrasa Vima Takha”（维玛·塔克图，大王、王中之王、天子，见图2-4）。除了这一类型钱币，在维玛·塔克图时期，贵霜钱币在铭文上体现了高度的统一，为其后的类型和本位统一奠定了基础。“大救主”和“天子”称号的使用，也表现出贵霜在兴都库什山南北逐渐确立的政治权威。逐渐趋于统一的铸币，有利于贵霜政权对希腊化-印度城市商业经济的进一步控制。铜币的发行伴随着此前阿提卡制银币的彻底终止，为其后贵霜自身的铸币体系建立铺平了道路。
维玛·塔克图之子阎膏珍（Vima Kadphises，公元113～127年在位）时代，贵霜铸币体系经历了第一次巨大的变革。阎膏珍首先统一了铜币的铸币本位、类型和铸币权：保持17克左右重量和27毫米直径的四德拉克马铜币（见图3-1～3-2）；高度单一化的类型——正面为国王立像，背面为骑牛的湿婆神，贵霜人称其名为Oesho（Veshu），两面固定内容的希腊文-佉卢文钱铭，并有特殊形式的戳记（tamgha）；打造地点完全集中在犍陀罗和大夏之间的交通要冲贝格拉姆：位于大夏、西北印度和坎大哈三地正中间，将城市商品经济的命脉——铸币作坊置于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
阎膏珍铜币高度单一化的本位、类型和铸币权特征，与本文前述希腊-罗马城市经济的钱币特征背道而驰，与此前中亚-印度的货币体系完全断裂，却极其类似古代中国的货币体制——这为建立帝国统制经济奠定了基础。阎膏珍是否受到了汉代铸币五铢钱的启发无证据可循，但贵霜在公元90年的确与西域都护有所接触，且月氏人西迁之后早就与中国有了贸易往来。
与此同时，阎膏珍首创发行金币，从而创立了贵霜金本位制（见图4-1）。根据布雷西（Robert Bracey）的研究，贵霜金币起初与通行银币本位的波斯帝国、萨珊帝国的金币一样，是作为非流通品间断打造的，打造地起初也不稳定，但后来集中在其首都蓝氏城（Balkh）。 [12] 贵霜统治者显然精心挑选了铜币和金币的打造地点：作为流通手段，支撑商业经济的本位铜币选择交通要冲贝格拉姆打造；作为社会再分配手段，体现民族内部族亲意识 [13] 和贵霜中央权威的金币选择其族群文化中心蓝氏城打造。布雷西还观察到，在初期的试探性打造阶段之后，阎膏珍统治晚期，金币进入流通，这时的金币开始模仿贝格拉姆的铜币图案打造（见图4-2）。此时，贵霜的金-铜复本位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回顾前三位统治者时期的贵霜钱币体系，有本位逐渐稳定确立、类型单一化、铸币权统一化的特点。从丘就却后期废除阿提卡制，发行“大救主”无名铜币开始，贵霜政权就向建立单一化的稳定本位体系发展。这一体系为统制经济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由阎膏珍创立的贵霜金-铜复本位体系，成为贵霜帝国货币体系的基础。公元2世纪丝绸之路贸易的空前繁盛，与这一稳定货币体系的建立不无关系。与此同时，五贤帝时代的罗马维持稳定的银本位制（从恺撒到奥勒留皇帝治下
）；东汉王朝也在汉和帝的“永元之隆”（89～105）达到其盛世；印度西部的“西部太守”卡尔达马卡王朝（Kardamaka Dynasty）从查什塔那（Caṣṭana，公元78年起在位）开始一直保持稳定的银本位，当时的史料也反映其控制地区积极参与繁荣的印度洋贸易。
[14]
以上的周边形势极大地促进了贵霜走向鼎盛。贵霜铜币作为以西北印度为中心，连通中亚、印度、中国新疆、东南亚乃至印度洋贸易的流通手段，在多个地区得到发现。
贵霜帝国从此时开始的极盛期，与其对商业经济的成功控制不无关系。
贵霜的金-铜复本位体系，区别于此前任何银-铜复本位体系或金-银复本位体系，是世界历史上游牧-农耕混合集团试图以内部统制经济控制人口众多、民族多元的异族城市商业经济的第一次尝试——笔者之所以称其为“世界历史”，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建立真正意义上连通了“世界”。贵霜统治者与其所辖制广大地区的原生农业共同体之间并非同族，因此往往需要以货币经济作为媒介，以铸币作为支付手段来完成税收和建设所需的社会动员。贵霜帝国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发达城市商业的控制基础上，除其源地大夏外，鲜少中国或波斯式的当地农业经济基础。这时，金与铜之间悬殊的兑换比率，一方面给贵霜-月氏本民族统治者以极大的政治经济特权，使其从容控制以铜币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商业经济；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城市商业经济和游牧再分配经济之间交流的风险。
参照罗马帝国金-银复本位体系最终被索里得金币（Solidus）为基础的单本位制取代的结果，贵霜货币经济体系也将面临相似的情形。但贵霜的情形更不稳定且剧烈动荡——统治者没有维持住铸币本位，在经济上陷于崩溃。罗马帝国之所以能绵延数百年，与其给予异民族精英公民一定地位有关，促使帝国统治阶级吸纳各行省、属地和附属国的社会精英。反观贵霜，其单一依赖金融手段的统治后果是金币一开始就作为一种特权标志物存在，它的全面流通助长的是裙带关系而不是精英统治。自从阎膏珍统治后期金币越出了族亲内部赏赐的范畴，成为流通手段，就不可避免地由于虹吸效应大量流入市场。一旦铜币贬值，这种虹吸效应导致的结果就是金币迅速倒流入市场，使贵霜统治者的经济特权荡然无存，直接威胁到帝国的统治。
从迦腻色迦（Kanishka I）到波调（Vasudeva I），贵霜帝国进入其全盛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史实，在《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和余太山先生的《贵霜史研究》中都有详细的叙述。
迦腻色迦保持了阎膏珍时代本位金币（8克第纳尔）和本位铜币（16克四德拉克马）同时大量流通的状态（见图5-2～5-5）。布雷西总结了这三位贵霜王统治时期贵霜钱币的三大特点：第一，迦腻色迦在其统治初年（公元127年 [15] ），以统一的希腊字母大夏语（Bactrian）铭文代替希腊-佉卢文双语铭文，这也体现在以腊跋闼柯铭文（Rabatak Inscription）为代表的史料中改元和规范官方语言的记载。第二，铸币背面使用东伊朗多神教神像（有个别使用佛像），将帝国官方的多神信仰系统在钱币上表现出来。第三，在胡毗色迦（Huvishka）统治早期（约公元160年），贵霜四德拉克马铜币从足值的16克陡然贬值到11克上下，同时较低面值铜币不再发行。由于金币没有明显贬值，这种下降可能并非来自贵霜统治者的主观意愿。 [16]
迦腻色迦最初发行的第纳尔金币和二德拉克马铜币正面依然使用希腊语铭文“BACIΛEYC BACIΛEWN KANHρKOY”（王中之王，迦腻色迦），背面配以希腊神祇及希腊语神名（如HΛIOC，太阳神Helios；ΗΦΑΗCΤΟC，火神Hephaistos等）。布雷西指出，从迦腻色迦到胡毗色迦时代，在犍陀罗和克什米尔还各有一个铸币作坊打造佉卢文铭文的铜币。但绝大多数的铸币都已经改用大夏文铭文：“ρAONANOρAO KANΗρKI KOρANO”（王中之王，迦腻色迦，贵霜）。在1993年发现的腊跋闼柯铭文中，记载了迦腻色迦把希腊语敕令改为“雅利安语”。学者解读为以大夏语代替希腊语作为行政语言。同样，迦腻色迦以此年为自己纪元的元年，此前西北印度使用的两个主要的纪元——阿泽斯纪元（Azes Era）和“希腊纪元”（Yavana Era）也宣告结束。
迦腻色迦建立伊朗化的多神信仰系统，将印度、希腊的神祇都吸收到其中。对比早期的希腊语铭文钱币和其后大量发行的钱币，希腊太阳神Helios和对应的伊朗神祇密特拉（Mithra）的图像相同（见图5-1a、图-1b）。随着帝国的建立，其所统治地区的多样化文化客观上要求不同信仰体系的整合（见图5-2～图5-5）。
胡毗色迦统治早期铜币的贬值（见图6-1至图6-5），可能原因是贵霜境内城市商业经济陷入危机。比瓦尔（A. D. H. Bivar）提出了印度城市与公元166年罗马奥勒留时代天花瘟疫的联系，可能是原因之一
[17]
。这一时期，罗马印度洋贸易大大减少，中国则处于东汉末年政治昏暗，灾变连年的桓灵时代（146～189）。
[18]
值得注意的是，在迦腻色迦时期，伴随纪念性、宗教性建筑大兴土木，金币大量出土于这些纪念建筑周围，说明了最早作为族群内部社会再分配手段的金币，此时已纳入贵霜王朝试图建立的统制经济中。迦腻色迦通过控制金币发行，扩大税收，控制收支，完成财富的集中，大规模规划和修建宫殿和纪念建筑，并发展国家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然而正如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描述的，这一时期，是当权者专制统治的最后阶段，王朝发展到顶峰，即将走下坡路。
随着铜币的贬值，原有的金-铜复本位体系受到极大撼动。原来主要用以进行社会再分配，特别是与官方大型工程和宗教经济相联系的金币，也大量充当城市商业经济的交易媒介。
综述这一时期的贵霜金币和铜币，二者都具备类型多样化和铸币地点分散化的特点——从阎膏珍时期单一的背面图像，到包含多神的钱币背面类型；从蓝氏城和贝格拉姆两大铸币中心，到境内多地打造。随着帝国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这一变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也符合城市商业经济自身繁荣发展的要求，超出了统制经济——此时贵霜钱币更接近希腊化-罗马钱币的多样类型而不是中国式钱币的单一类型。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从铜币的贬值开始，本位体系开始动摇了。随着铜币贬值，金币进一步替代其充当流通手段的角色。
贵霜金币并没有像后来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那样流行于丝绸之路上。已知出土于贵霜境外的贵霜钱币都是铜币。
这一方面证明贵霜金币并非国际支付货币，也说明贵霜商人在远距离跨境贸易上有其他的支付手段（显然，更不可能是铜币）。
公元224年，波斯萨珊王朝崛起并推翻安息帝国。几年之内，贵霜故地巴克特里亚（大夏）和犍陀罗被萨珊波斯征服，贵霜的统治中心向克什米尔、旁遮普和秣菟罗转移。
根据法尔克的研究，在迦腻色迦一世纪元100年后（公元227年），迦腻色迦二世（Kanishka Ⅱ，约227～247年在位）建立了新的纪元。在迦腻色迦二世和其后的瓦西色迦（Vasishka，约247～267年在位）时代，贵霜铸币体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布雷西指出，对应前述帝国全盛期的三方面特点，这一时期贵霜钱币相应的特点是：第一，在大夏文钱铭旁边出现了以婆罗谜文（Brahmī）书写的铸币戳记（controlmark）；第二，背面神像只剩下乘牛的湿婆（Oesho）和端坐的女神诃梨帝（Ardochsho）两种；第三，本位铜币继续贬值，从胡毗色迦时代的11克逐渐下滑到5克多，同时，自迦腻色迦二世时代起，第纳尔金币也出现贬值，从波调一世（Vasudeva I，约195～225年）时代的平均稍多于8克下降到平均不足8克。 [19]
从波调一世统治末期起，萨珊波斯便侵入大夏，其征服大夏和犍陀罗的具体时间并没有明确材料证实。但迦腻色迦二世以来的贵霜钱币发展的新趋势，足以证明在这一时期贵霜帝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贵霜钱币发展的新趋势依然要从铸币地点、铸币权、钱币类型、钱币功能和本位体系反映的经济情况来看。首先，婆罗谜文的铸币戳记，一般认为是代表打造钱币的地点。此前，无论是在阎膏珍的单一铸币地时代还是在迦腻色迦一世的多个铸币地时代，钱币都没有表示铸币地点的戳记。阎膏珍时代，铸币权牢牢控制在贵霜中央之手，铸币作为统制经济的有效工具发挥其职能；而在迦腻色迦一世时代，由于各个地区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打造于不同地区的钱币可以在帝国境内自由流通，没有必要使用铸币地戳记。而到了迦腻色迦二世时代，帝国相继丢失了最重要的大夏和犍陀罗，其经济文化核心地区受到严重破坏，贵霜统治者对重要资源的控制更加集中，其王朝统制经济对城市商业经济的控制加强，戳记便在此时应运而生，且使用印度中部通行的婆罗谜文。这时，贵霜所控制地区的城市商业大不如前，反映为钱币类型的单一化和本位体系的进一步动摇。
就贵霜钱币类型来说，早在波调一世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单一化趋势。波调一世的钱币背面绝大多数是乘牛的湿婆（Oesho），鲜少出现其他神祇尤其是伊朗神祇（见图7-1～7-5）。由于波调的名字（Vasudeva）是典型的印度人名，他在位的时代伊朗世界则由于萨珊王朝崛起而形成统一政治力量，不难想象这一时期贵霜依赖湿婆作为战神的宗教诉求。随着贵霜在大夏和西北印度的失败，迦腻色迦二世以降，王朝统治中心转向中印度，除了发行背面有湿婆像的钱币外，也发行有女神Ardochsho立像的钱币。后者在中亚希腊化时期与希腊的丰收女神堤刻（Tyche）和印度的母神诃梨帝（Hārītī）融合，成为这一地区为最广泛人群接受的神祇之一。 [20] 总之，从波调一世以后，贵霜钱币的类型大大减少。
至于迦腻色迦二世时代开始的金币贬值（见图8-1～图8-4），布雷西谨慎地认为，贬值可能来自逐渐增加的铸币生产对黄金存量的压力。根据已知的情况，从3世纪中叶开始，萨珊王朝在大夏的统治者贵霜沙（Kushanshah）建立了稳固的政权，控制了贵霜在大夏故地的金币铸造地，但贵霜黄金的来源并没有变化。贵霜对其黄金来源的控制甚至一直保持到王朝结束。 [21] 此时贵霜作为一个残余的帝国仍控制印度的城市商业经济，但随着金币本位的破坏，其统治族群内部的分配机制便岌岌可危，经济上的危机和政治上的失序互为表里。布雷西指出，在瓦西色迦统治结束后（约公元267年），迦腻色迦三世（Kanishka Ⅲ）和波调二世（Vasudeva Ⅱ）争夺统治权，这正是金币币值松动背后的政治背景；相似的情况亦出现在波调二世统治末期（公元3世纪末）。 [22] 样式单一且贬值的金币也体现贵霜回到类似游牧民族的关键资源控制型经济，中央政权不再拥有广泛的再分配权力，亦难以维持商业经济所必需的币值本位稳定。
当一个王朝不仅陷于外敌入侵，也由于内部权力斗争而自我削弱时，其族亲意识也就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的外来王朝，对印度城市商业经济的控制只会大大削弱。波调二世以后，贵霜金币币值仍然能保持在迦腻色迦二世时代的水平，但铜币不刻王名，并继续贬值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见图9-1～图9-4）。这时候，印度的城市商业经济已经开始为新兴的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约320～550年）所控制了。
贵霜王朝最后的统治者（公元4世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活动，而这一王朝的终结，则与后来寄多罗人（Kidarites）的兴起有关。寄多罗人控制了贵霜两个主要铸币地点中的一个，另一个所造金币很快失去了含金量——资源控制型经济结束，便宣告了贵霜王朝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