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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路径上看，《汉书》和《后汉书》记载的汉与贵霜、安息的外交路线，和同时代的《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帕提亚驿程志》等西方文献记载的罗马帝国东部经陆路与中亚和印度的贸易路线，大致包括北南两条平行的路线。在《汉书》和《后汉书》中，对于西域诸国是按照路线记载的，首先从阳关开始，自东向西记述南道诸国，在南道到达终点后，再自西向东记述北道诸国。通过排列沿途国家，就可以大致还原出当时的南北两道。与贵霜相关的主要是葱岭以西的国家，兹列举如下：
《汉书》
南道：罽宾-乌弋山离国-（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
北道：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
《后汉书》
罽宾-排持（乌弋山离改名为排持）-条支-安息-大秦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汉代最重要的通西域南道上，葱岭以西的路线没有改变，只是武帝时期乌弋山离国为南道终点，然后转北而东去安息，到了东汉永元年间，甘英从乌弋山离前进到条支，条支成为南道终点，接着才回头向东去安息。总之，这条道路始终遵循着罽宾-乌弋山离-条支的固定线路。
如果考虑到安息帝国的崛起（公元前247～公元224），公元1～3世纪正是安息帝国的盛期，甘英到达葱岭以西后，应该沿着伊西多尔《帕提亚驿程志》的路线，
更为便捷地到达安息，但是他却被引导着去到条支国城，这说明葱岭以西的世界的确“不属都护”，汉使在这一地区也要遵循这条固定的线路，先向南行，到达罽宾与乌弋山离，然后绕着圈子，转北而东，到达安息。
而5世纪之后通西域道的描述则与此大相径庭。《隋书·裴矩传》云：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
由粟特商人主导的通西域道，特点是“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由商人开拓的远距离贸易，追求着“利之所往，无所不在”的目标，结果便是“诸处得达”。与两汉时期固定的线形路线不同，粟特时代的西域道是网络形的，伸展到各个地方，支撑着这个贸易网络的就是散居各处的粟特聚落。南北向的道路和东西向的道路共同构成了贸易网络。而这些南北向的道路与汉代相比，显然是新出现在中文文献的记载中的。
这一点，弥南德《希腊史残卷》记载的蔡马库斯出使，和职贡图从南朝到唐的演变，也可以作为辅证。
显然，粟特人在一条商路贸易受阻时，会想尽办法寻找新路线，因此在克里米亚半岛也有了粟特聚落。
问题由此引出：如果说网络状的长途贸易路线是依赖于活跃的商业民族，那么，两汉时期固定不变的线形路线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又是怎样的力量把东西向为主的线形路线转变为南北向路线和东西向路线复合的网格状通路？是什么力量导致了丝绸之路贸易模式从两汉时代向粟特-突厥时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