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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经典定义算起，丝绸之路大约开始于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凿空（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随公元1500年前后大航海时代到来进入尾声。在此段时期内，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线和海上交通线联结成为一体，组成西方各国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的网络。 [2] 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列强主宰了由欧洲开辟，经大西洋前往美洲和非洲、亚洲的海上新航路，从而使联结中国和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线的重要性大不如前。在这漫长的1600年时间里，丝绸之路随着时代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历史学研究的最重要前提就是分期问题，丝绸之路史应该如何建立分期，是本文思考的出发点。
张骞西使固然可以看作是中国与西方各国贸易交往的开始，但此时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已经建立。
这一贸易网络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以两河流域和埃及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从海路和陆路两方面向东联结印度次大陆与古代近东。其中从两河流域下游平原经波斯湾沿岸、阿曼沿海到达印度河流域（古代西亚史料中的Meluhha，麦鲁哈）的航线，是一条主要的贸易通路。
进入铁器时代以后，伴随着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世界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直接陆路交往的建立，以这一古老的路线为主轴，横贯伊朗高原联结两河流域和中亚阿富汗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和联结红海、亚丁湾与印度次大陆西侧海岸的罗马-印度海上贸易线路“西南季风航线”为南北两翼，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西段——从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到地中海世界的路线具备了雏形。关于后两条路线的重要史料，包括佚名希腊作家所著的《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公元前后两河流域地理学家卡拉克斯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Charax）所著的《帕提亚驿程志》（
Parthian Stations
），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城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的《地理志》（
Geography
）等，以及散见于希腊罗马史料中的其他记载。
[3]
需要指出的是，《帕提亚驿程志》仅限于介绍当时的交通线和驿站分布，并不涉及任何有关贸易的内容。
[4]
仅有的一条从地中海世界通往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亦即李希霍芬所指的主要路线）完全来自托勒密的记载，后者的史料来源是公元1世纪末推罗城地理学家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的记载，后者已经佚失。
[5]
这条路线从叙利亚的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出发，横穿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经中亚大夏（Bactria）的首府巴克特拉（Bactra），从此向东北方向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中国境内。在李希霍芬的作品中，这条路线被称为“马里努斯的丝绸之路”（
Seidenstrasse des Marinus
），是作为网络的“复数的丝绸之路”（
Seidenstrassen
）之典型案例所列举的一条。
[6]
以上述视角来看，在“丝绸之路”将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中国纳入西方视野中的“人居世界”（ oikoumenē ， ecumene ）之前，大规模的远距离贸易体系有两个阶段，其一是青铜时代的“近东-印度洋”阶段，其二则是铁器时代腓尼基人、希腊人对环地中海地区开发以后对先前“近东中心”世界格局改造的时代，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称之为“地中海化”（Mediterraneanization）。 [7] 这一时段发展的高峰，即亚历山大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和希腊化时代的开端。
自西向东看，上述贸易模式取决于希腊化时代不同地理单元内政治实体的建立。中亚的独立政治实体应当从大夏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建立（约公元前255年）算起；与此同时，伊朗高原上出现了帕提亚（安息）帝国（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公元224年）。从这一时期起，古典时代波斯帝国控制的中亚和西亚地区，即东西伊朗，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深刻影响了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后者则与地中海世界、阿拉伯半岛和高加索地区联系紧密。自此时段以降，东西方贸易之所以可行，恰恰是这一路线上希腊化城市中活跃的商业经济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后来学术界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贸易模式之于中国域外出现，至少可以前推一百年，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至于罗马崛起带来的旺盛的东方产品需求催生的罗马-印度洋贸易，则是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主要动力。
[8]
正是罗马作家开始留下的关于丝绸和丝绸生产者“赛里斯人”（Seres）的相关记载，启发了李希霍芬使用“丝绸之路”来代指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贸易通道。
当今学界对前伊斯兰时代丝绸之路贸易的研究，往往以5～8世纪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贸易网络为范本。粟特人在近年来备受关注，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大量讨论。
粟特人犹如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是活跃于中世纪各个文明缝隙之间的商业民族。
据中国史料记载，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东段的主导力量不早于5世纪（中国后凉时代）。
而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最终影响，集中体现在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掌握粟特人在华商业-政治资源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试图推翻建立在北朝鲜卑-关陇集团基础上农耕-游牧复合制的唐帝国。
安史之乱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使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和中亚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都发生剧变。而就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四年（751），高句丽人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在怛逻斯之战中被黑衣大食的军队击败，唐朝势力退回葱岭以内，中亚的伊斯兰化得以顺利进行。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安息帝国建立，到怛逻斯之战和安史之乱爆发，整个晚期古典-前伊斯兰时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恰好是一千年（前247～公元755）。
这一千年中，除了5～8世纪活跃的粟特人贸易模式已经相对清楚，之前六个世纪的情况并没有相应水平的研究。本文就其中贵霜帝国时代做初步的探讨。
丝绸之路历史的开端伴随着民族迁徙的历史。从公元前255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起，到公元1世纪中叶的三百年间，同为伊朗语民族的塞种（Sakas）和大月氏人在中亚的西向迁徙，以及希腊人和塞种在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南向迁徙，构成了主要的流动方向。在公元1世纪贵霜崛起之前，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发生的另一次迁徙，是印度-帕提亚王国（Indo-Parthian Kingdom）的建立。与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从大夏侵入印度的希腊人）和印度-塞种人（Indo-Scythians，从中亚侵入印度的塞种人）相比，印度-帕提亚王国的建立源自帕提亚东部锡斯坦（Seistan）的统治者冈多法雷斯（Gondophares I）自西向东的征服。 [9] 印度-帕提亚人和印度-塞种人虽然都是伊朗语民族，二者的来源并不相同。塞种人从中亚葱岭以北地区南向移动，而印度-帕提亚人从帕提亚帝国的东部边界东向移动。二者的征服时间相距半个世纪以上到一个世纪之多。
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崛起之前，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北部的政治史，表现为大规模的迁徙和征服。如果从更广泛的东半球长时段历史来考虑，公元前255～公元40年之间的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北部历史，是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34～前323年）对中亚和南亚民族影响的余波。除了直接的民族迁徙之外，秦汉帝国受到西方的影响及其与匈奴联盟的对立，以及由之引发的月氏、塞种迁徙和中亚游牧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不能说与亚历山大东征无关。然而贵霜的崛起结束了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北部近四百年的混乱情况。丝绸之路贸易在这一时期发展到第一个顶峰。贵霜时代的丝绸之路历史，集中体现了当时丝绸之路的贸易模式。
公元1～3世纪初，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非常活跃。贵霜帝国作为和罗马帝国、东汉帝国以及帕提亚安息帝国并存的丝绸之路上四大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常常被认为是丝绸之路贸易主要的控制者。
厘清贵霜时代的远距离贸易模式，将有助于说明丝绸之路上曾经流行过不同的贸易模式，其中的因缘际会即构成了丝绸之路史的分期基础。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试图说明以下问题，首先，通过比较两汉至隋唐正史中通西域道的记载，说明贵霜帝国时期和粟特人主导时期远距离贸易路线有着明显的差别。其次，通过对贵霜史与贵霜钱币的分析，说明贵霜帝国经济的具体模式及其对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控制。最后，贵霜时代的结束与公元2～3世纪罗马帝国的危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将公元1～3世纪的丝绸之路史与古代晚期理论结合起来。不仅在古代晚期结束之时就有了“世界”的概念，甚至在其开端，“世界”就已经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