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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蒙古高原的东南缘，北纬42°32′～46°41′，东经111°59′～120°00′。北与蒙古国接壤，边境线长1098km；西连乌兰察布市；南与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毗邻；东与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相连。它是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交汇地带，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同时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锡林郭勒盟现辖2市、9旗、1县、1个管理区、1个开发区，共32个苏木、4个乡、35个镇、8个街道办事处、150个社区居委会、572个嘎查委员会、277个村民委员会。14个旗县市（区）分别是：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阿巴嘎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乌拉盖管理区、锡林郭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盟委、行署驻地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面积为20.3万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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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105.16万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二连浩特市是中国通往蒙古国、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大陆桥。珠恩嘎达布其口岸是中国面向蒙古国常年开放的重要陆路口岸。
锡林郭勒地处中纬度内陆，属中温带半干旱、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基本气候特征为：寒冷、风沙大、少雨。春季多风易干旱，夏季短且温热，降雨不均，秋季凉爽，霜雪到来早，冬季寒冷且漫长。年平均气温大部地区在0～3℃，分布趋势为从西南向东北递减，北部中蒙边境地区和东部边缘地区在0℃或以下，中部灰腾梁一带年平均气温也在0℃或以下，辉腾梁以北的地区相对温暖。全年最冷是1月份，年平均气温为-17℃以下，个别地区为-20℃以下。全年除7月份外，日最低气温均可达0℃以下。
锡林郭勒盟是一个以高平原为主体，兼有多种地貌单元的地区。高原上切割甚微，以风蚀作用为主。锡林郭勒盟境内地势南高北低，自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高差小，平均海拔在1000m以上。锡林郭勒地貌受新生代气候影响大，干燥气候区的景观显著。其地貌按照形态可分为低山丘陵、波状高平原、层状高平原、熔岩台地、冲积平原、内陆盆地和沙地等。
锡林郭勒西北部沿中蒙边境为巴龙马格丘陵，主要由花岗岩组成，海拔一般为1100～1250m。丘陵中多宽广的干谷，局部地区保存有古河床摆动遗迹。丘陵西段主要由花岗岩和变质岩组成，表面有典型的花岗岩剥蚀地形。中段有由玄武岩组成的台地和火山锥分布。在锡林郭勒盟的中部，北起巴彦图嘎一带的边境，南至阿巴嘎旗，为大片的熔岩台地地貌类型，表层玄武岩一般厚达20～50m。熔岩台地以南为浑善达克沙地。
锡林郭勒盟东部的大兴安岭和南部的阴山山地相连构成了分水岭，以北为高原内陆水系，以南为外流水系。锡林郭勒有三大水系，分别为流经正蓝旗、多伦县境内的滦河水系，发源于大兴安岭山地的乌拉盖水系，以及发源于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东缘的呼尔查干诺尔水系。其中滦河为外流水系，其他为内陆水系。锡林郭勒盟是内陆湖泊聚集的地区之一，大小湖泊达1363个，其中淡水湖672个。
锡林郭勒草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世界驰名的四大草原之一，属欧亚大陆草原区，具有草场类型齐全、区系群落多样、动植物种类繁多的特点。牛、马、羊、驼等草食家畜拥有量位居全国首位，是国家重要的畜产品基地。在家畜资源中，尤以内蒙古细毛羊、苏尼特羊、锡林郭勒马、乌珠穆沁羊、乌珠穆沁白绒山羊、乌珠穆沁牛、草原红牛和苏尼特驼最为知名。锡林郭勒盟以旱作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小麦、莜麦、马铃薯、胡麻等农作物。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锡林郭勒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民族的发源地，更是其生产生活的大舞台。辽阔的土地，复杂的地质、地貌构造，决定了锡林郭勒自然环境结构复杂多样的基本格局。考古发现证实，锡林郭勒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兴起、活跃于锡林郭勒的匈奴、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更是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更新世晚期，锡林郭勒地区就有人类生存繁衍。目前已经发现并初步确认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点有三处，在境内南北均有分布。其中，东乌珠穆沁旗金斯太洞穴遗址是最重要的地点，通过它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最早的测年数据是距今4.7万年）到青铜时代的连续地层堆积。在旧石器时代地层中发现了人类用火遗迹，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细石器、晚更新世晚期的动物骨骼化石等珍贵遗存，
特别是发现了具有欧洲旧石器技术风格的勒瓦娄哇剥片技术（Levallois technique）。这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现代人在我国华北地区的迁徙和交流、古人类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等课题提供了新材料。
孢粉数据表明，金斯太洞穴所在的锡林郭勒地区古气候呈干旱趋势，干旱造成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不稳定，环境的载荷能力下降，不稳定性增加，这迫使古人改变了旧有的生存方式。而生存方式的变化又促使石器文化的内容发生变化，如对优质石器原料的选用、工具的更精细加工、先进打制技术的引进等。因为只有这种随气候而发生的改变，才使古人类能获取足够的食物，进而维系种族的生存和繁衍。
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金斯太遗址下部第7～8层的石制品组合具有明确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技术特征，这将莫斯特技术遗存在欧亚大陆的分布从西伯利亚往东推进了近2000km。这一方面对我们研究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群与技术的扩散、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
碳十四年代分析显示遗址第8层为距今4.2万～4.7万年，第7层年代为距今3.7万～4.0万年。第7～8层出土的动物化石数量较少且破碎，主要以普氏野马为主。两层出土的石制品比较类似，皆存在典型的勒瓦娄哇产品，如勒瓦娄哇尖状器（Levallois Point），比例较高的盘状石核，以及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石器组合，如较高比例的刮削器（陡刃加工的横刃刮削器、斜轴刮削器等）。与中国相近时段石制品组合的对比研究表明，其与晚更新世早期（如泥河湾板井子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遗址（如宁夏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石制品组合大不相同，而更接近于欧亚大陆西侧、中亚等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石制品组合，尤其与俄罗斯西伯利亚Okladnikov、Chagyrskaya洞穴发现的莫斯特遗存类似。
锡林郭勒金斯太洞穴遗址的发现，是近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最重要发现之一。金斯太洞穴遗址的研究，对于欧亚草原地区的环境变迁、人类生活模式与生存策略，现代人的起源、迁徙、石器制造技术，与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等周邻地区的文化互动，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转变机制等热点学术课题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根据浑善达克沙地锡林浩特剖面以及太仆寺剖面分析，在距今3500～8500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虽然有几次冷暖交替，总体上锡林郭勒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降水丰沛，湖面扩大，水位升高，古土壤发育、淋溶作用增强，羊草—针茅草原中分布大量C4类植物。
这为古人类的采集、渔猎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锡林郭勒地区由此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目前在锡林郭勒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点共计31处。在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巴彦淖尔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磨制石器与大型打制石器。阿巴嘎旗丹仑土仑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磨制石器，但是遗址内陶片甚少，研究者认为该遗址的年代、内涵与红山文化相近。
锡林郭勒东部地区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存，出土的陶片与小河沿文化的陶器风格较为相似。
青铜时代的锡林郭勒，活动着猃狁、獯鬻等古代北方民族，这些民族为游猎和从事蓄养的氏族部落。铁器时代早期，即对应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锡林郭勒地区系澹褴、东胡所居。这一时期，锡林郭勒地区迄今发现唯一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朱开沟—西岔文化或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同期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仅见于金斯太洞穴遗址的上层遗存。
金斯太洞穴上部的上层为黑砂土堆积，出土遗物种类丰富，有陶器、骨器、铜器、玉饰品及动物骨骼等。陶器有夹砂灰陶罐、蛇形泥条纹及花边口鬲、敛口瓮、泥质钵及坩埚残片等，有的口沿部有鸡冠状耳、乳钉纹，纹饰以绳纹、三角纹和细线纹为主；骨器有骨锥、镞、珠，还有穿孔的长条状骨饰品；铜器数量很少，仅有铜扣、铜泡各1枚出土；动物骨骼以羊、马家畜骨骼为主。金斯太洞穴上部的年代约相当于商代，距今3500年左右。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击败东胡，盘踞蒙古高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后，连接北方列国的长城带物化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边界。长城之外的草原居民也迅速、对应性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联盟——匈奴，他们以统一的形式对抗中原的统一。
秦时期，锡林郭勒南部属上谷郡北境，西南部为渔阳郡北境。多伦县境内现存的燕长城（后为秦长城）就是游牧与农耕的实体界线。
西汉时期，锡林郭勒地区为匈奴单于庭直辖，东部为乌桓部辖地，南部属于幽州。东汉初期，为防止匈奴役使乌桓，政府将部分乌桓部众由长城外逐渐迁移到长城内。与乌桓同出东胡系的鲜卑也趁势南下、西迁，填补了原来的乌桓故地，锡林郭勒地区遗留下丰富的鲜卑物质文化遗存。正蓝旗和日木图墓葬出土的三鹿纹铜牌饰，二连浩特市盐池墓葬出土的桦树皮器底以及奔鹿纹铜腰带，
镶黄旗博和音敖包墓葬出土的夹砂陶壶与陶罐，苏尼特左旗吉布胡郎图墓葬出土的夹砂菱格纹陶罐、铜带钩、三翼铜镞、绿松石等，均被确认为鲜卑早期遗存，年代均被推测为东汉晚期。鲜卑的迁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这也证明了锡林郭勒草原是鲜卑南迁的必经之地。
魏晋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在阴山以南建立政权，锡林郭勒南部地区为鲜卑所辖，北部地区却成为柔然的勃兴之地。为了防御柔然南侵，北魏王朝在北方草原地带建立了军事重镇和长城体系。锡林郭勒南部的多伦县、正蓝旗和太仆寺旗境内均有北魏长城分布。2011年，在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发现了一处北魏时期的贵族墓地，其等级之高，出土物之精，震惊中外。
伊和淖尔墓群是21世纪以来北方民族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以“欧亚草原商品博览会”之名荣膺“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伊和淖尔墓群地处北魏六镇及北魏长城沿线以北，是目前在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北的北魏墓群，填补了锡林郭勒草原北魏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这些墓葬分布集中，排列有序，规格较高，从墓葬形制、葬具、陶器的风格特征来看，其与山西大同地区北魏平城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相似，表明该墓葬群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是一处北魏时期的家族性贵族墓地。该墓葬是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北魏墓葬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也是继大同南郊北魏墓及大同雁北师院墓等之后反映北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考古成果。
伊和淖尔墓群最著名的1号墓中，出土了200余件（组）精美器物，包括金质下颌托、鎏金錾花人物银碗、鎏金三足铜盘、玻璃碗等珍贵文物，这为研究边疆史地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课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锡林郭勒伊和淖尔墓葬相关资料一经公布，立即引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潮。
552年，蒙古高原上的青突厥人建立突厥汗国，突厥语系的诸部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隋唐时期，锡林郭勒北部、东部由东突厥占据，后成为突厥单于都护府辖地。锡林郭勒地区发现的隋唐时期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点共计84处。其中，以苏尼特、阿巴嘎地区的石板墓、石堆墓群占大宗（约占80%以上），部分墓群还遗留有石雕人像。这些墓葬可能是6～8世纪的遗存。
916年，北方民族契丹建立政权后，锡林郭勒地区被纳入上京临潢府管辖。现西乌珠穆沁旗额木廷混地，锡林浩特市斯仁温都尔、马蹄山，多伦县大北沟、牛心山等地均发现辽代墓葬群，出土了铜镜、鸡冠壶等辽代风格的随葬品，部分墓葬内部还设有黄柏木棺椁、棺床小帐等高级葬具。从鸡冠壶的特征来看，墓葬年代从辽代早期到晚期均有发现。锡林浩特的巴彦锡勒古城址，是锡林郭勒地区目前唯一被确认的辽代城址。
2015年6～12月，在多伦县小王力沟发掘了两座大型辽代贵族墓葬。这是继陈国公主墓之后辽代墓葬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其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M2出土大量精美随葬品，瓷器多用金银包饰。保存完整的墓志对研究辽代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萧氏，葬于统和十一年（993）。M1属辽代中晚期，墓葬装饰华丽，残存部分高规格随葬品，墓主人可能是贵妃家族的重要成员。
萧贵妃家族是辽代后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该族曾出过五位皇后，十余人为王爵位，北府宰相三十余人。贵妃墓志的出土对辽史相关研究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贵妃墓中出土了代表皇室等级地位的高规格葬具，如银鎏金镂空凤纹高翅冠、金花银镂空凤纹高靿靴、金镶玉龙纹玉捍腰等，如此高规格的葬具还是首次发现。贵妃墓出土了大量瓷器，在器物口、足部多包金、银，且加金、银器盖，是辽代釦器最集中的一次出土。这些瓷器为我们研究辽代宫廷器物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墓葬中出土了四件西亚的玻璃器和几件铜器，这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资料。
1115年，女真族建立大金国，锡林郭勒东部属金临潢府路庆州所辖，设置大盐泺群牧司，北部由广吉剌部所居。现东乌珠穆沁旗的额吉淖尔盐池盛产青盐，行销四方，在其湖畔发现了大量金代风格的陶瓷片及建筑遗迹等，推测即为金代著名的大盐泺群牧司驻地。锡林郭勒南部属宣德州辖地。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五月，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意”，将曷里浒东川命名为金莲川。大臣移剌子敬请求将西北路招讨司北迁至界壕附近，以保护皇帝的安全。于是，金莲川上的旧桓州城就成为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旧桓州在今正蓝旗黑城子种畜场第四分场北1km处，当地俗称“旧太平镇”。
后因战略防御之需，旧桓州城被废弃，在其东北24km处另建新城，即四郎城。四郎城成为金代西北地区的边防重镇。金王朝为了防御其北部和西北部的蒙古部族侵扰，在锡林郭勒境内修筑了多道界壕。目前，有10个旗、县、市区内发现金代不同时期所筑的界壕防御工事。锡林郭勒西部地区在金代为阴山汪古部所辖。
此外，金代墓葬在锡林郭勒地区也有发现。
元朝初，锡林郭勒地区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13世纪中叶，忽必烈延揽汉族谋臣刘秉忠，在金莲川草原建起元代第一都城——元上都。嗣后，又在北京建立了大都，实行两都制。元上都作为元朝的夏都，是元朝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元上都遗址是13～14世纪欧亚草原游牧文明的重要代表。它的建设规划形成了城市与草原融为一体的总体格局，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特色在世界都市发展史上也别具一格。
2012年6月29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一致同意将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对元上都的评语是：位于长城以北的元上都遗址包含着忽必烈这座传奇都城的大量遗存，占地25000多公顷。元上都是1256年由蒙古统治者的汉人幕僚刘秉忠设计的，这是一次特有的融合蒙古游牧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尝试。忽必烈由此出发开创了元朝，统治中国百年之久，并把其疆域扩大到了亚洲以外。曾在此进行的宗教辩论令藏传佛教得以在东北亚地区传播，并且成为这一地区很多地方沿袭至今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元上都根据中国传统风水理论依山傍水而建。元上都遗址现存有寺庙、宫殿、坟墓、游牧民族帐篷以及包括铁幡竿渠在内的水利工程。
锡林郭勒地区作为元王朝腹里之地，是当时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最重要的生居死葬之地，除了在元上都附近发现了铁幡竿渠、烽火台、城外四面关市等一系列城市附属建筑和设施外，还发现了砧子山、一棵树、羊群庙等墓地和祭祀遗址。此外，在镶黄旗、苏尼特左旗、东乌珠穆沁旗等地分别发现了乌兰沟、
恩格尔河、
哈力雅尔
等出土金马鞍的蒙古贵族墓葬，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元朝墓葬。元至正十一年到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直到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元顺帝由大都退居上都，后又退避应昌路，抑郁而终。元代蒙古统治者北遁大漠，分化为瓦剌、鞑靼、兀良哈等部，与明朝长期南北对峙，史学界称其为“北元”。
明朝洪武年间，明军多次攻打上都地区。永乐年间，将上都改称开平前屯卫，应昌、桓州降为驿站。因鞑靼、瓦剌等北元蒙古部的多次扰边，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期曾五次亲征（每次军队均行经锡林郭勒地区）。与明蒙战争有关的遗迹有苏尼特左旗境内的“玄石坡”“立马峰”石刻，这是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朱棣第一次亲征时遗留的记功勒铭，锡林浩特地区发现的数件永乐七年的铜火铳也与史籍所记载的明蒙战争情况相吻合。至明朝万历年间，即北元中后期，成吉思汗第十八世孙、博迪阿剌克成为乌珠穆沁部首领（千户长）。现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的翁衮查布查尔地区就有博迪阿剌克的季子翁衮都喇尔的墓葬。史载，翁衮都喇尔曾参与多次明蒙战争，在作战中智勇双全，立下了赫赫战功。
1616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立国称后金。清军入关后，在顺治时期率先占领察哈尔部地区，并对漠南蒙古实行了有效统治。康熙亲政后，于康熙十四年（1675）把察哈尔部原辖区划分为蓝、白、黄、红，各分正镶二旗，称蒙古八旗，其中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均在现锡林郭勒南部地区，并在宝昌一带增设了太仆寺左右翼牧群、明安牧群以及商都牧群，隶属清朝直隶口北三厅。太仆寺旗就此成为清廷著名的皇家御马场，现哈夏图皇家马厩遗址就是其中的御马场之一。在“多伦诺尔会盟”后，汇宗寺和善因寺的兴盛，带动整个锡林郭勒地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草原上的庙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直到民国时期还有庙宇建立。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统计，锡林郭勒地区的清代庙宇及寺庙遗址多达三百余处。清祟德、顺治、康熙年间，对锡林郭勒河一带的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浩济特、乌珠穆沁五部先后设置左、右翼两旗，共十旗，均设扎萨克，会盟于锡林河北岸的“楚古拉干敖包”山上，命名为锡林郭勒盟，这就是锡林郭勒盟地名的由来。乾隆二十六年（1761）始设察哈尔都统，管辖察哈尔八旗、四牧群和锡林郭勒五部十旗诸王。清嘉庆年间，迁盟址于贝子庙。从此，贝子庙成为锡林郭勒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这一时期，北部的五部十旗和南部的察哈尔地区被划定固定领地，由此奠定了锡林郭勒今日的地理人文格局。
为抵御外辱，清政府从蒙古各旗抽调旗兵驻防海疆沿岸的战略要地，锡林郭勒先后有近六千名官兵赴各地参战，为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做出了突出贡献。鸦片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中，官职最高的裕谦（曾任礼部主事、两江总督）即锡林郭勒镶黄旗蒙古人。
抗日战争期间，锡林郭勒地区不仅是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的发源地，而且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第一个建立自治政权的地方，同时也是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根据地，是内蒙古最重要的红色革命纪念地之一。解放战争中，锡林郭勒地区的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反动武装进行英勇斗争，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锡林郭勒地区建立纪念馆2处，纪念碑12处，烈士陵园6处，共计20处，均被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察哈尔盟辖五旗。1950年，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察盟。1956年，撤销明太联合旗合并于正蓝旗，将正镶白联合旗更名为正镶白旗，合并宝昌县和太仆寺左旗，更名为太仆寺旗，商都镶黄联合旗更名为商都镶黄旗，后划归化德县，又划出定名为镶黄旗。1949年，将锡林郭勒原来的十旗编为五旗，即东部联合旗、中部联合旗、西部联合旗、苏尼特左旗和苏尼特右旗。1952年，撤销中部联合旗；1956年，改编为五旗。1958年，锡察盟合并，撤销察哈尔盟，改称锡林郭勒盟，辖九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商都镶黄旗、太仆寺旗），两县（多伦县、化德县）。1963年，设立阿巴哈纳尔旗；1966年，设立二连浩特市。1969年，将锡林郭勒所辖的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市、化德县划归乌兰察布盟。1980年，将苏尼特右旗和二连浩特市划归锡林郭勒。1983年，撤销阿巴哈纳尔旗改设锡林浩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