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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帅
在今日之中国，基于文化和旅游资源可能会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各地纷纷开始加强对当地人文和自然景观的重视，凡是在历史上能够记载下来的名宦、文人甚至是传说、反面人物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人们包装、开发、消费和利用的对象，甚至因争夺名人资源（故里、读书、去世）而引发的地域竞争和冲突也时常见诸新闻。
以山东淄博博山为例，孙庭铨、赵执信等清初颇具盛名的文官都在当前受到了一致的高度认可和重视，其致仕之后的故居或辞官以后的隐居之地被改建成为纪念馆，供人们前往旅游消费。不过，对于同样为博山人氏且位居高官的任浚，地方舆论却发生了分化：民间相传他曾经在博山聚众造反，然以博山任姓后人为主的反方观点却认为此事子虚乌有，他无论仕明还是仕清，都是一位极有才识的能臣，深受皇帝的重视和信任。
无论此事真相如何，现实的情况却是，与同时代的孙庭铨、赵执信相比，任浚在当下属实没有获得与他们相同的对待。
本文即从关于任浚的两则民间传说开始，考察他的生平尤其是由仕明到仕清的转变，然后分析他去世之后行状传记的被修改的过程即民间传说可能的起源，最后总结任氏家族后人假托关帝显灵而以神道正名的方式为辩正此事所做出的集体努力。总之，在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与当今我们包装、开发历史名人一样，关帝成为了任氏家族后人消费、利用的对象，只不过我们所追求的是现实的经济利益，而任氏后人所追求的是历史的家族声誉。
1991年，《沂源文史资料》第5辑出版，其中收有张宝祥、张道兴二人收集整理的名为《任尚书》的民间故事一则，主要讲述了任浚耙荆山寺和尚以及聚众千人洞两则故事。
关于第一则故事，张姓二人据民间传说收集整理如下：任浚素与荆山寺的了缘和尚为友，因为无意中发现了缘在寺庙中私藏烧香民女而遭到记恨，但却在寺内小和尚修园的帮助下及时逃脱了杀身之祸。任浚中举后任至刑部尚书，虽一直想铲平荆山寺，但由于了缘是皇帝替僧了凡的师弟，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然而，等到荆山寺和尚再次被告发时，任浚终于借助于文字谐音的失误而得偿旧愿：
几年后，任被调京任刑部尚书。此时，有人告发荆山寺僧人霸占民女之事，任心中有数，便承接此案，上殿奏本，因了缘是皇帝替身僧了凡的师弟，所以本章屡被拨回。任再次奏本，皇帝说：“罢了”，意即算了吧。任当即领旨，将皇帝口谕“罢了”改为“耙了”。带兵星夜赶至荆山寺执行“耙刑”。打开地穴放出被抢民女，将寺内和尚查有恶迹者全部押解到芝芳村南的十亩地里，将身子埋在坑里，只露出头，用牛拉着耙地的铁耙全部耙死。
尽管是以类似于小聪明的游戏机巧而达到了目的，任浚为民除害的义举还是得到了故事整理者的肯定。
不过，张氏二人所整理的关于任浚的第二则民间故事，就似乎因为牵扯到明清易代而不再是义举了：
时至闯王起兵，天下大乱。任浚见此机会，暗暗在千人洞（现土门镇境内）建造银安殿，欲称帝，独霸一方。后来清朝廷听到风声，派钦差大臣下来查访。任怕担罪，急令工匠一夜间将宫殿改为庙宇。因是严冬，滴水成冰，便用烧酒和泥，塑上神像，扯上蛛网，撒上尘土，瞒过了钦差大臣。
事后，任怕败露，将所有工匠及参与者以慰劳为名，用药酒全部毒死。有一木匠因患痢疾未赴席，幸免于难。其后，木匠被任尚书打死。木匠之女冒生命之险告到官府，揭发任浚谋反之事。经查实，皇帝下旨杀了任浚。
关于这则故事，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么在位的皇帝应该是明朝的崇祯皇帝，但若考察任浚生平，我们就会发现，他在明末其实是深受崇祯皇帝重用的，因而这样一个传说可谓毫无根据。
1996年，山东省沂源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编辑出版《沂源县志》，在第二十五编《风情习俗》中记载了一则名为“除暴安良”的故事，主角依然是本文的主人公任浚，而故事的内容则是一个细节上更为详细版本的耙荆山寺僧。
2005年，李增泰主编《沂源传说》，在将上述张姓二人所收集整理的关于任浚的民间传说纳入其中的同时，又额外增加了一个关于任浚和千人洞故事的版本：
时闯王起兵，天下大乱。任趁机选择了一个最大的洞穴，在里边建造银安殿，招兵屯粮，欲独霸一方。后来朝廷听到风声，派钦差大臣下来查访。任怕担罪，命工匠将银安殿改为庙宇。时置严冬，便用烧酒和泥，塑起一千尊佛像，扯上珠网，撒上尘土。同时，把房上的部分檩条拆下，挖空，把金银珠宝都装进去，再放回原处。将部分珍贵古董埋入地下。钦差大臣察看时，但见洞内佛像阵势浩大，造型各异，栩栩如生（今日的千人洞由此而得名）。再看任府，庭院简陋，室内简朴。一时瞒过了钦差大臣。钦差大臣进京，奏明皇帝，皇帝认为任尚书清政廉明，赐金银绸缎一宗，在家安度晚年。
对于这个版本的千人洞故事，书中称为“张宝祥、魏建法搜集整理”，换言之，如果不是他们二人自行编造而来的话，应该也是发源于民间传说。
对比两个版本的任浚与千人洞故事，我们能够发现相同的主题，即聚众造反。事实上，参照任浚的生平履历，我们不难发现，这两则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绝非历史事实，那么，既然并非事实，民间这样一种错位失实的记忆为什么又会流传至今呢？或者再进一步，这两则民间故事是并非源于民间传说而是编纂者自行编造的，那么，给他们提供创作灵感的主角为什么是任浚而非同样是博山地方名人的孙庭铨或赵执信呢？对此，任浚的为官经历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任浚，今博山区下庄村人，崇祯四年辛未科进士，明末清初两朝大臣，官至刑部尚书。据清道光时淄川人王培荀称，任浚生时奇异非常，“生时与一蛇同产，送蛇入山。太夫人殁，大蛇忽至，吊客惊避，至柩前俯仰其首，若甚哀者，公（任浚——引者注）抚之使去。”
天启四年（1624），乡试中举，崇祯四年（1631），登进士第，据《崇祯四年辛未科进士录》，任浚为三甲第二百一十六名，
授芮城知县。自此之后，任浚开始了两朝为官、跌宕起伏的仕宦生涯。
以芮城知县为起点，任浚在明朝末年的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至明崇祯十三年二月，任浚成为正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按苏、松八府。崇祯十四年三月上旬，任浚从任所吴地返京述职报政，然而，自二月起，李自成及其他流民部队即已合围大梁（开封），“大梁者，中都陵寝之屏蔽，又周、潞诸藩连封接轸，宗器存焉，故贼之操之为已亟。”
可惜的是，守城的巡抚李凤仙和巡按高名衡又“互相讦奏”，无计可施。
于是，三月中旬，任浚尚未抵达京师，便临危受命，以御史监军大梁：
受事两月，方简料师徒，修饬战具，誓师厉众，擐甲登陴，而贼势凭陵，百万之众蜂屯蚁附于汴城之下矣。公遂激厉亲藩，器甲授之弓人，宝玉出于王府，调和文武，抚勉百姓，明信赏罚，手剑而从之，城以内百万户莫不振振然，而城之下百万贼无能狡焉以逞者。悉锐不克，贼老自归，而公亦以中铅折肱，得告还里。
简言之，任浚不负圣命，成功地守卫了大梁。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李自成因久围不克退兵，任浚也因为守城受伤而归家还乡。毫无疑问，这次守卫大梁城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和荣耀，但也为他随后命运的转折埋下了伏笔。
崇祯十五年十月，任浚回京复职，升为正三品兵部右侍郎。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任浚总督豫楚，再次“闻命疾驰，欲图国难。”
十七年（1644）二月，任浚携许尚忠等仆人“夜宿长垣。适贼以偏师潜行，呼于城下，其门自开，公尚未之觉也，披衣问之，则贼在阈中矣。”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贼”仍旧是指李自成的部队。任浚趁机逃脱，返回故乡隐居，直至清朝定鼎之后才再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清顺治元年（1644）七月，因兵部左侍郎刘馀佑荐等人推荐，
任浚起复，并于二年（1645）二月，“以故明兵部右侍郎任浚为户部右侍郎”，
督理钱法。从此之后，任浚在清朝的政治生涯再焕青春，一帆风顺，直至从一品刑部尚书。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顺治皇帝谕吏部：“朕观刑部尚书任浚，年力衰迈，部务不能料理，每以因循延，念其服官日久，着以原官致仕回籍。”
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任浚去世，“天子悼之，特遣行人临祭营葬事焉。”
随后，任浚的同乡、康熙朝大学士孙廷铨撰《资政大夫刑部尚书任公浚墓志铭》以示悼念。
应该说，由于揭贴、奏折以及实录等材料的存在，任浚在明朝以及清朝时期的履历记载颇为清楚。然而，关于他被李自成部队俘获直到顺治初年起复时的经历，由于明清易代而带来的政治巨变，我们并没有太多可以依据的直接材料，而恰恰是对这一段时期内的经历，后世出现了不同的记载。
时至今日，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关于任浚的传记主要有三种，即前述康熙时大学士孙廷铨撰《资政大夫刑部尚书任公浚墓志铭》、乾隆时编纂《贰臣传》中之“任浚”以及《民国博山县志》中之任浚传记。不过，在这三种史料中，《民国博山县志》基本是遵循孙廷铨的传记而来，因而，前两种就成为我们主要参考的依据。
据孙廷铨所作《墓志铭》以及《民国博山县志》所载《任浚传》则称任浚于长垣被李自成流部所擒，并倍受苦楚，“比之都，则贼之前队已陷都城，争取府库，掠民间子女，狺狺相争，不复他顾，遂得间逸归”，即任浚是乘李自成士兵掠夺京城财物之机逃走的，而另据孙廷铨所著《颜山杂记》在卷二《许经历尚忠传》中也讲述了任浚遇贼一事，但经过与其所撰《墓志铭》几近相仿，无甚歧异之处。
不过，据乾隆时成书的《贰臣传》所说，“流贼李自成陷京师，浚被执不屈，贼释之”，即任浚是被李自成放走的。
至于任浚离开之后的经历，孙廷铨《墓志铭》以及《贰臣传》等都未给出更多的说明，然据明清之际成书的《甲申传信录》，任浚曾担任过李自成临时政权的四川防御使一职，
此后到清中晚期成书的《小腆纪年附考》因循此说，并特别表明此事为实有之事，不过诸人是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而闭口不言：
前豫楚总督益都任浚，被执不屈，寻释之，授伪四川防御使。（考曰：本《传信录》。鼒按：宋权、任浚二人，诸书不载，盖以降大清后俱显爵，或讳之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清顺治二年二月，任浚被起复为从二品户部右侍郎，同年六月，任浚的母亲病重，“户部右侍郎任浚请假省亲，许之。”
随后，任浚因母亲去世，守制丁忧。然而，清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山西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复明，一时响应者众多：
瓖遂称永历年号，山西豪杰一时并起，争杀守令以应之。故副将刘迁起代扼雁门关，为瓖号召，故浙江巡按御史任浚与一仇姓者俱有边才，瓖信任之以为谋主。
顺治六年（1649）十月，姜瓖为部将所杀，起义失败。顺治八年（1651），任浚服阙，补原官，此后仕途坦荡。对于此事，我们想说的是，尽管任浚可能事实上并没有跟随姜瓖反清，但毫无疑问，姜瓖的策反举动还是会为本已变节而仕的任浚带来非议，而任浚之所以还能够在丁忧期满补复原官，要么是他并未向顺治皇帝禀告此事，要么是顺治皇帝正当用人之际，既往不咎。
在所有这些史料中，颇值得关注的当属《贰臣传》。任浚去世之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诏令国史馆编修《明季贰臣传》甲、乙二编，其用意在于奖励忠贞、风励臣节。其中，甲编为仕清而又与清有力者53人，乙编为仕清而又臣节有亏者71人。然而，尽管入甲编之明臣均为大清贡献颇大，乾隆皇帝在《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谕》中还是称他们为“大节有亏之人”，难为完人：“今事后凭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
不出所料，乾隆皇帝的初衷与实际效果背道而驰，即使圣谕表彰的甲编诸臣，在内群体性地展现出了强烈的生存罪恶感，在外则几乎一致遭到世人的鄙夷和嘲讽。
以洪承畴为例，据清初时人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了与洪承畴相关的两则故事：
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
黄石斋先生被执，拘禁中，洪承畴往视之，先生闭目不视。洪既出，先生举笔疾书一联。曰：“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得报国反成仇。”盖成仇与承畴同音也。
在这两则故事中，第一则表明了洪承畴之母对洪承畴仕清的不齿，第二则借与史可法的对比，表明了士人对洪承畴仕清的鄙视。对于任浚，由于史料的原因，我们无法得知除孙廷铨外当时之人是如何评价的，但参之洪承畴以及清初贰臣所普遍身处的环境，与洪承畴同入《贰臣传》甲编的任浚或许也承受着时人不少的非议。
或许，姜瓖策反事件尤其是乾隆御制《贰臣传》的编纂，为我们开篇所讲民间版本的任浚造反故事提供了最初的灵感和动力。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民间故事起源于何时，但有意思的是，最晚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任氏后人开始讲述了第三个版本的任浚逃离李自成的故事。
今淄博市博山区下庄村云行山留有关帝殿一所，而关于这所关帝殿的建置沿革，我们主要依靠的资料为《清嘉庆九年重修关帝殿记碑》以及《清宣统三年重修关帝庙记碑》。在这所关帝殿之所以能够修建的问题上，薛鸿才在《清嘉庆九年重修关帝殿记碑》称：
尝读《颜山杂记》，内载文水遇难闯贼，矢志不降，因关公显圣，贼惧释归，卒能保身，以全节烈，是其孤忠自效，克感天神。后创修圣殿于玉皇殿下，示不忘帝天之佑、关圣之灵，意在斯乎！
魏奉瑑在《清宣统三年重修关帝庙记碑》中所声称的理由与之相仿：“下庄西里许凤凰山阳旧有关帝庙，刑部尚书文水任公所创修也。尝读《颜山杂记》所载云：公遇闯贼难，关帝圣显，贼惧释公，公遂建庙于此，以报恩焉！”综合两种记载，关帝殿是由任浚所建无疑，进而，其建殿时间应不晚于清顺治十三年。
不过，值得怀疑的是，两通碑文中声称《颜山杂记》所载文水遇贼、关帝显圣一事，却真伪参半。事实上，如前所说，无论是康熙时人孙廷铨所作《资政大夫刑部尚书任公浚墓志铭》，还是乾隆时御敕编修《贰臣传》，虽均提及任浚为李自成所俘一事，但都未对关公显圣一事有任何提及或暗示；不仅如此，孙廷铨在其所著私修地方史书《颜山杂记》中，亦再次提及任浚被俘之事，便却仍旧是讳莫如深、不发一言。相反，《甲申传信录》以及《小腆纪年附考》等同时及后出材料却称任浚不仅被俘，而且还接受了李闯政权的职位。因此，鉴于薛鸿才、魏奉瑑等人在关帝殿修建原因等问题上提供的虚假信息，我们认为，关帝殿是否真正由任浚创建还在依违两可之间。尽管任浚之前，博山任氏家族于明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四朝时已有在云行山修建庙宇的记录，几近成为一种家族传统，兼之任浚在明清两朝俱为朝廷大员，返乡修庙实属情理之事。但同时，无论是《乾隆博山县志》还是孙廷铨的《颜山杂记》，都对关帝殿未置一词，况且，任浚对鬼神之事并不热衷，
而且还在任刑部尚书期间亲自参与过朱衣道人傅山审讯一事，
因而，关帝殿非任浚所建亦不无可能。
那么，任氏家族成员又为什么假托《颜山杂记》之说而称关帝殿是由任浚创建的呢？我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一种对姜瓖策反、《甲申传信录》以及尤其是乾隆御制《贰臣传》的有意识对抗，即借关公圣迹以重塑任浚两朝为官的贰臣形象。
关帝信仰，以三国时期的关羽为原型，自北宋开始，伴随着朝廷的赐号与加封，逐渐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信仰形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关羽起先跟随刘备起事，刘备待关羽与张飞甚厚。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擒获关羽，因倾慕关羽为人，且关羽斩杀颜良立功，因而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对于曹操的恩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刘备——引者注）。”
正是关羽的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后世的忠义之名。清顺治九年（1652），关羽被御赐封号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当此之时，任浚仍为顺治朝的刑部尚书。如果云行山关帝殿确由任浚所建的话，那么，不知道他的这一举动是否受到了顺治皇帝御赐封号的影响。
从关羽和任浚的生平对比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两人有些许相似之处，即都曾经奉侍二主，不同的是，关羽报答曹操不杀之恩后即重投旧主，而任浚则在明朝灭亡之后，一直在清朝为官，直到去世为止。不过，从现存史料来看，对于复仕清朝，本为明朝旧臣的任浚并非心甘情愿。清康熙三十八年，任浚侄子任绂麟在《二支谱序》中称，“及流寇乱明，被其虏几死，连夜并程归逃于家，俟省余祖父母后，以图后举，誓不共戴天，及清朝之初意决不仕，为同年诸公所迫强举，初任即户部侍郎，继任总督仓场，三任刑部尚书。”换言之，任浚本有遗忠之志，不得已才复仕清朝。此外，《清嘉庆九年重修关帝殿记碑》中还说了一段颇有深意的话：
（任浚——引者注）其学问雄深，固非一世。至其丰度凛然清刚，可挹行墨间，犹想见其为人惑回之事，岂所乐居？有言云行山之西庵关帝庙，是其自况，吾不谓然。
其中所谓“为人惑回之事”即是指仕清一事，而任浚丰度清刚，虽然有仕清之实，但终非“乐居”之事。基于此，我们可以知道，任浚虽然在清朝成为了从一品的刑部尚书，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这远非他内心乐意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碑中“自况”一词，更是饱含深意。所谓“自况”，即任浚自比于关帝，虽两朝为官，但最终还是忠于旧主。如前所述，姜瓖反清复明的策反举动以及乾隆《贰臣传》的编纂，本就存在身为贰臣的任浚招致非议的嫌疑和可能，兼之任浚有仁清之实却无仕清之心，自比于关帝，因而，我们相信，流传至今的任浚“千人洞造反”一说绝非空穴来风，并且，早在清嘉庆九年之前，这一传说已在博山地区非常流行。
然而，任浚因无意仕清、自比关帝而在地方民众中所引发的猜测和谣言，却是任浚之后任氏家族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如上图所示，
顺治刑部尚书与康熙大学士孙廷铨为同乡，两者均为清廷大员，然而，两人去世之后的遗像却风格迥异：孙廷铨为典型的清朝官员装扮，穿朝靴、着蟒服、挂朝珠、戴珠冠，任浚虽同样身着蟒服，但却未挂朝珠，且长髯冠巾，与历史上关羽的形象有些许相似之处。尽管任浚修建关帝殿及以关帝“自况”可能属实，但由于任氏家族在当地的声望和修庙传统，他们篡改了任浚与关帝之间的自比关系，称任浚为李自成部队所俘时，是由于关帝显圣才得以逃脱。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论述的，关帝显圣一事得不到任何文献的支持。
在《清嘉庆九年重修关帝殿记碑》的开始，撰文者王家庄廪膳生薛鸿才首先对任浚与关帝之间的自比关系进行了否定，“有言云行山之西庵关帝庙，是其自况，吾不谓然。”这句话的出现，暗含着对民间流传的任浚抗清起义的谣言的回击。随后，他又对任浚与关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解释，即我们前文所说，任浚之所创建关帝庙，并不是因为他自比关帝，而是因为他被李自成所俘时，正是因为关帝显圣才得以逃脱。尽管这一说法并未得到《颜山杂记》及相关资料的支持，但这似乎并未影响撰文者借关帝显圣一说来反衬任浚的“节烈”与“孤忠”：
於戏！灵鉴一方，或犹有志节，如任公精诚感召，致吾帝显圣者乎？幸无徒展卷仰思，慨慕先哲也，更有望于后人。
在此，作者再次借关帝显圣表达了对任浚志节的肯定和钦慕。总而言之，忠义与节烈成为任氏家族重写的关帝显圣桥段中任浚最重要的品质，而远非民间传说中先降清后反清那般反复无常。
其后，清宣统三年，在全真道士刘明玉的主持下，关帝庙再次重修。不出所料，关公显圣的神迹和任浚的忠义品质再次得到称颂和赞扬；不仅如此，甚至咸丰时因抗击棍匪而牺牲的当地邑民，亦是受关帝“忠义之气”的感召：
尝读《颜山杂记》所载云：公遇闯贼难，关帝显圣，贼惧释公，公遂建庙于此，以报恩焉。呜呼，奇矣！数百年后，其精忠义气，犹凛凛然若斯之神哉！咸丰季，南匪作乱，而吾乡义勇殉难者七十余人，……又焉知非圣帝忠义之气之默相感召耶？
准此，假神道以正名的意图显露无疑。尽管民间的置疑和谣言并未就此停歇，但博山任氏家族的势力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愈来愈强，如《民国二十三年创修吕祖庙记碑》所显示的那样，任氏家族成员虽此时无人为官，但却仍旧可以借吕祖之名批评时政、指摘吏治。或许，在这样一种非分的举动背后，自清嘉庆以后重新建立的任氏先祖的忠义传统，为他们提供了家族自信和精神动力。
总之，由于姜瓖策反、《甲申传信录》以及尤其是《贰臣传》这一获得朝廷支持的文献资料的影响，自任浚去世之后，至少博山当地关于他贰臣的议论应该一直存在。或许正是为此，任浚后人才以同为博山人氏且名望纯粹的孙廷铨为依托，杜撰出碑文中所称的关公显圣之事，甚至将任浚描画为关帝的模样，翻修庙宇，树碑立说，冀求重新塑造任浚的忠义声名，用以对抗民间一直流传至今的贰臣非议和造反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