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一直是围绕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的。政府往往通过实施计划手段和制定宏观干预政策调节经济发展，市场则是依据其价格机制和竞争原则推动资源配置以实现经济增长。政府与市场对调节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作用机制的不同，带来了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应当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减少政府的计划或控制，可以为市场调节经济留出更大空间；而另一方面单纯依赖市场的作用，又难以避免市场失灵产生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聊城市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同中国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一样，具有“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循环往复特征。
每一阶段改革释放的新动能在推动经济出现新的增长点、经济增速大幅提高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动能转换为旧动能时导致经济增速下降不可避免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目标存在冲突。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政府对于“放”和“收”的权利利用与依赖市场自我调节之间的结合度把握不准。还表现在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出现后，配套的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没有及时跟进，这往往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周期循环性，如在改革中出现的1988年全国范围通货膨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等，宏观政策没有提前预见，难以避免全国经济受到影响而导致增速下滑，聊城市也未能幸免。要实现新旧动能良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度有待捏合把握，宏观政策与微观经营机制的配套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改革初期为适应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干预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造成了要素和产品价格双轨制的问题。虽然经过后来的体制改革，目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实现由市场来决定的机制，但是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尤其是资本和土地价格双轨制仍然存在。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尚未完成，而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较快的发展速度和较强的竞争力，但是民营企业发展却存在营商环境欠佳、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相应的资源配置制度、财税体制与金融体制有待改革。
此外，改革初期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分配制度等体制造成的遗留问题仍然存在，城乡居民在养老制度、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上的差异化还很明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不健全等问题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和保障。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对新旧动能转换发挥作用越来越大的同时，新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机制尚不健全，还存在价格扭曲现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制度创新的红利有待释放。
改革开放以来，聊城市的技术创新之路，与全国技术创新之路具有相同的特征：是一条引进、模仿、吸收、再创新的道路。根据日本学者赤松要的雁型模式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充分模仿、引进和利用进口产品的生产工艺及技术，并使之与本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势自然资源相结合，不断增加某些进口产品的国内生产。如果后进国家善于把握时机，就能在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循环中缩短工业化的过程。聊城市在工业发展初期利用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实现生产和加工技术升级是适应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手段，符合当时资金短缺、人才不足的现实，有利于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和扩大生产规模。
但是，伴随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的现状，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买方市场”阶段，市场供给趋于饱和，市场对高质量产品需求日益增长。聊城市的产业要想开拓市场、增加竞争力，不能仅仅依赖于过去技术引进和模仿的手段，必须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或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而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点低、传统产业居多、基础薄弱、创新机制不健全，特别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没有真正形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普遍不强，与国内先进技术和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存在很大差距。
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聊城市农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过高，但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农地细碎化，造成农业分散化经营问题，农业生产规模较小未能形成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这制约了农业机械化发展，也限制了农业技术的应用与推广，造成农业科技含量低、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品牌标准不高。
工业发展质量有待提升。高能耗产业占比较大，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较小。虽然聊城市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比全省平均水平高，但工业内部结构落后，重工业长期以来占60%以上，对资源能源的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耗电量较大。聊城市的有色金属、化工、汽车、造纸、纺织工业等虽然在全国占有一定地位，形成了区域性的产业集群，但是大多数产业链条较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较少，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聊城各县（市、区）长期实施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政策，直接影响了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虽然从2002年以来，聊城市服务业产值占比超过农业并逐步提高，增长速度稳步加快，但是2016年数据显示，服务业占比仍然低于工业10个百分点，并且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传统服务业面临技术改造和升级的问题，而信息、科技和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则面临发展壮大的问题，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很低。
要继续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转型，保障新旧动能顺利转换，需要破解经济体制机制上的多重障碍。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还要建立改革配套措施实现制度创新。首先，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树立科学的政企关系观念，建设“包容创新、审慎监管、运行高效、法治规范”的服务型政府
，努力打造最优的营商环境。其次，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机制，支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加快构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再次，要深化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引导和财政激励功能，有效解决金融供给不足问题，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最后，要深化投融资制度改革，建立合理高效的审批机制，强化信息调查与监管制度，提高新旧动能转换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大对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投入力度。
目前，聊城市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引领全市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实现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关键步骤。由于聊城市存在传统产业内部创新基础薄弱，新兴产业创新激励不足的问题，因此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动力需要驱动创新。第一，巩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创新能力，紧抓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着力提升核心技术。打造有色金属及其加工、绿色化工、纺织服装等产业集群，鼓励集群技术交流，增强集群创新合作。第二，加大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力度，加快新产品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一系列财政税收激励政策，引导产业内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第三，加大科技、人才投入，提高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和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积极发挥科技创新在三产融合创新发展体系中的作用。培育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实施知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优越的人才环境，吸引外部人才，培养本土人才。增强企业与高校的联系，利用聊城大学等高校资源，发挥大企业科研平台优势，推进校企合作。第四，发挥企业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鼓励企业家之间学习交流，积极寻找合作机会，探索企业发展方向。
立足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要围绕提高质量效益的中心，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来促进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第一，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加快农业新旧动能转换、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增进农民增收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为重点，大力推动农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增质提效，发展绿色农业和循环经济，建立起聊城市自己的农业品牌。第二，改造铜、铝等有色金属、汽车及机械装备、化工等传统产业，化解落后产能。提升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质量和竞争力。实施产智融合发展战略，以智慧化发展提升现代化水平。鼓励龙头企业并购国内外知名品牌及创建自主品牌，拓展国际营销网络，扩大自主品牌的出口和影响力。第三，支持传统服务业创新经济业态，引进高成长性生产服务业和高水平生活服务业，促进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第四，加快实施融合发展工程，即产业融合、产城融合、产智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延长产业链增强产业关联，提高产品配套生产能力、要素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鼓励企业向着一体化模式发展。
自互联网兴起以来，知识、信息、数据逐渐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企业如果能掌握新的资源，就能创造更多的盈利机会。目前中国对互联网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商业领域，如以阿里巴巴、京东等为代表的一些电商平台，但是聊城市产业对互联网资源的应用结合度不高，特别是在工业和农业上。因此，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程，一方面，要探索信息、数据、知识、平台等新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制度和运行机制，构建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机制。另一方面，要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背景下，抓住数据、信息、用户等新要素和新资源，将新要素与企业生产研发相结合。通过将互联网深度运用于三次产业生产中，加快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企业可以借助电商平台获取个性化需求信息，并使之成为驱动生产的数据，对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组织流程进行再造，提高企业智能化制造水平，为旧动能增加新活力。
参考文献
陈昌兵：《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
陈武、李燕萍：《驱动创新发展的动力模式演变》，《科技管理研究》2017年第14期。
茶洪旺：《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发展动力》，《中州学刊》2015年第1期。
钞小静、薛志欣：《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郭春丽、王蕴、易信、张铭慎：《正确认识和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第4期。
黄宏磊：《传统制造企业互联网战略转型路径研究》，《商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24期。
宁吉喆：《改革释放发展动力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4期。
刘东皇：《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结构转换研究》，《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刘勇：《新时代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动力、路径与政策》，《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1期。
蒲晓晔、赵守国：《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结构分析》，《经济问题》2010年第4期。
乔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改革动力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5期。
任保平、刘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下的发展路径转型》，《学术研究》2018年第3期。
孙立坚：《2016年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何在》，《新金融》2016年第2期。
王昌森、董文静、于会娟：《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区域创新驱动能力研究——以山东省为例》，《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王军：《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问题研究》，《理论学刊》2009年第9期。
王雄飞、李香菊：《高质量发展动力变革与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改革》2018年第6期。
向晓梅、吴伟萍：《改革开放40年持续性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广东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南方经济》2018年第7期。
杨琛、李群、王宾：《“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强弱因素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6年第2期。
尹恒：《调控维护短期平稳增长 改革激发长期发展动力——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月度数据分析报告》，《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第6期。
张蕾：《创新驱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新阶段》，《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聊城发展研究院、聊城大学商学院（质量学院）：马中东 任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