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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论也称经济区位论、空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它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揭示了各区位因子（因素）在地理空间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一般认为，区位论的发展经历了古典区位论、近代区位论和现代区位论三个阶段。古典区位论以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代表，特点是以单一的企业为研究对象，着眼于成本、运费最省。近代区位论以费特的“贸易区边界区位理论”、俄林的“贸易与工业综合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等为代表，研究方向转向追求市场的扩大。现代区位论开始运用动态的研究方法研究区域总体的生产、交换、价格与贸易等，以解决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
区位论认为，区位是人类行为活动的空间，是自然地理区位、经济地理区位、交通地理区位等在空间地域上的有机结合，它强调地理要素与经济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空间位置上的反映。区位论的研究主要包括区位主体、区位因素、区位条件、区位优势、区位选择等几个部分，它们紧密关联、相互作用。
区位主体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个人活动等与人类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区位主体在空间区位中的相互运行关系被称为区位关联度，它会影响投资者和使用者的区位选择，其选择总是倾向于成本最低的区位。区位条件是指区位本身具有的特点、属性、资质等，它由各种区位因素所构成。区位因素（也称为区位因子）则是指促使区位地理特性与各种功能形成、变化的原因或条件，它是影响区位主体分布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等。自然因素具体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水体、自然资源、区位形状等因子，社会经济因素具体包括人口、民族、文化、政策、管理、教育、资金、市场、旅游、交通等因子，技术因素主要指科技水平因子。有利的区位条件和区位因素如资源、劳动力、工业聚集、地理位置、交通等会形成区位优势，但区位优势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单项的有利条件往往难以形成区位优势。区位优势会随着区位条件和区位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区位论告诉我们，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应遵循因地制宜和动态平衡的原则，根据具体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地点，综合考虑影响区位活动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市场、交通、政策、技术等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因素，促使经济活动能合理充分地利用当地各种资源，从而降低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同时，也应该遵循统一性原则，将区位看作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分析该系统及其内部各组分以及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在保持区位系统内部各要素、区位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协调统一以及区位活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基础上作出选择。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区域民族文化产业，该产业是在民族文化资源、自然生态环境、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科技、管理、旅游、交通等各方面形成的综合资源与条件优势的基础上发展的，区位论是本书研究论证的基础。
比较优势理论起源于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这里的比较优势主要是指两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比较体现出来的优势或有利条件。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也被称为绝对利益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区域都有一定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以这些条件进行分工和生产的成本更低，各区域相互之间的交换会使每个区域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区域生产率，增进区域利益。这里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即绝对优势，它可以是自然形成的，也可以是后天获得的。绝对优势理论并未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即生产成本和效率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和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绝对优势理论，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系统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也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或地区没必要生产所有产品，即便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也都应该选择生产优势最大的产品，相反，那些处于劣势的国家和地区则应该选择生产不利程度最小的产品。换言之，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产品，并从这种分工与贸易中获得比较利益。在该理论中，比较优势既存在于绝对优势的最大优势里，也存在于绝对劣势的最小劣势里。一般认为，绝对优势理论是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特例，后者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并未对比较优势原理的形成作出合理解释。
瑞典经济学家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在1919年发表的《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文中探讨了各国资源要素禀赋构成与商品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认为要素绝对价格的平均化是国际贸易的必然结果。其后，他的学生瑞典经济学家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ertil Ohlin）在1933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对这个理论进一步加以阐释和发展，形成了赫克歇尔—俄林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定理。该理论认为，国家或地区分工产生的基本原因是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假定生产要素流动存在障碍且忽略需求因素的影响，国家或区域利用其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就会处于有利地位，相互依赖的多种生产要素的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源泉。该理论阐释了比较优势的成因，补充和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要素分析为基本方法的“里昂惕夫之谜”、技术差距论、新要素理论、产品差异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规模经济、集聚经济等概念的应用使比较优势理论得到了全新的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来源于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表现、企业战略/企业结构与竞争对手这四个基本因素以及机会、政府作用这两个辅助因素，它们共同构成打造国家优势的钻石体系。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所在国的国家竞争优势。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是竞争优势的低级要素，机制、政府质量、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品牌、技术创新等动态可变的高级软要素在更高层次上决定了竞争力。有学者认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对立的，后者应取代前者，波特本人就持这种观点，但熊贤良
、林毅夫
等学者则认为，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具有一致性，两者相辅相成，竞争优势是扩大了的比较优势，其建立以比较优势的发挥为基础，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与发展。
本书探讨的是民族文化产业的生态化发展问题，民族文化产业属于特色经济，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产业在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发展水平、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很大的差异，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需要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论证。
资源稀缺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分配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起点。随着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制约的日益凸显，阐释资源稀缺问题的理论不断出现，资源稀缺论即为其一。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源稀缺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通常被归纳为资源绝对稀缺论与资源相对稀缺论两种。
资源绝对稀缺论的代表人物是马尔萨斯。该理论认为，自然资源的总量相对于人类无限的需求而言，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与稀缺的，会逐渐耗竭，一旦没有替代品出现，就会对经济发展构成绝对的约束。该理论从供给和生产成本的角度来建立自然资源的稀缺及其效应理论，认为人口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将以几何级数增加，而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二者极不平衡；动态来看，前者终有超过后者的趋势，此时就会导致经济停滞，也会导致人口灾难性的减少，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也不会对此有所改变，因此，应该控制人口增长，使其与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平衡。学界普遍认为，资源绝对稀缺论低估了技术进步的力量，忽视了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家庭态度和生育观念的改变对资源稀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对该理论的完整理解并不准确，其也体现了一定的相对稀缺的思想
。该理论后来被增长极限论所发展。
资源相对稀缺论的代表人物是斯密（A. Smith）和李嘉图（D. Ricardo）。该理论从土地质量存在的差异性和收益递减规律出发，以资源质量下降的相对稀缺否定了资源的绝对稀缺。它认为资源虽然是有限的，但不是绝对稀缺的，当资源被消耗时，稀缺性上升，单位生产边际成本提高，在市场经济中会以价格的形式反映出来；此时，经济系统会对该价格信号作出相应的回应，不断增加的成本会刺激技术进步，替代资源会出现，或者会通过各种方式更有效地开发利用资源；因此，虽然资源分布不均会造成局部的资源稀缺，但一定时空内资源的总供给能够满足总需求。该理论强调资源稀缺会使经济增长出现暂时的、不断增加的相对性稀缺，但不会构成绝对约束。资源相对稀缺论后来被新古典主义所发展，成为其经济分析的核心。
本书运用资源稀缺论对民族文化产业的资源禀赋进行了分析。民族文化产业的资源有两种，一种是其核心资源禀赋民族文化，另一种则是民族文化依托的物质载体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稀缺的，民族文化资源基于其特殊的发展变迁规律也具有稀缺性，二者都制约着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本书即在运用资源稀缺论分析民族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展开对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世界各国陷入生态环境危机，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深刻反思，探求能够带领人类走出资源与环境困境的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伴随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在各国学者与国际组织不断努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1）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渊源
从理论渊源看，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针对资源稀缺与发展的矛盾展开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对资源的稀缺与经济增长的宏观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斯密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限度论”、李嘉图的“资源相对稀缺论”、穆勒的“静态经济论”等，它们都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想资源，但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最有影响的还是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提出的“增长极限论”。它认为，世界人口、经济、粮食消费、资源消耗和污染都是按照指数式增长的，增长是有极限的
，并由此提出了经济“零增长”观。虽然增长极限论被认为存在各种缺陷，遭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和反对，但它第一次明确提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支撑，促使人们开始考虑如何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发展，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2）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演化过程
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里程碑事件来看，它经历了从最初仅强调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发展到现在强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演化过程（见表2-1）。
表2-1 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大事记
续表
（3）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许多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出了或侧重于自然属性或侧重于社会属性或侧重于经济属性或侧重于科技属性或侧重于空间属性等不同的阐述。但目前，国际社会运用最广泛的仍是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个概念。
（4）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理念，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理性思考后确定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模式。它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科学技术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作一个复杂的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的可持续发展系统，追求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和一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人口、资源、经济、环境和科学技术等的持续、稳定、协调、均衡发展，是在资源和环境支持的限度内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发展。
生态持续、经济持续、社会持续、科学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四大内涵。其中，生态持续是基础，地球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人类提供发展的空间；经济持续是核心，要通过经济总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实现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社会持续是目的，生态持续发展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类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人是实践的主体，只有人们普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并广泛参与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持续和经济持续，因此，发展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生态持续与经济持续，最终实现社会持续；科学技术是手段，凭借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节约与保护自然资源，寻求开发替代性资源，探索少污染或无污染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5）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坚持公平性、可持续性、和谐性、需求性、高效性、阶跃性
、共同性等原则。
第一，公平性原则，即当代人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与消费时不能剥夺后代人对资源与环境的权利，同代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每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应该拥有公平的分配资源与公平发展的权利。此外，还应考虑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公平性。
第二，可持续性原则，即人类应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保障经济社会活动不超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
第三，和谐性原则，即促进人与自然和人类相互的和谐。
第四，需求性原则，可持续发展是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而非只注重市场的发展，它强调人均财富不因代代更迭而下降，人们应该合理利用资源与环境。
第五，高效性原则，不仅经济生产要高效，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也要高效，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人类整体发展的高效。
第六，阶跃性原则，即人类需求的内容具有不断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的阶跃性特点。
第七，共同性原则，地球是一个整体，世界各国在地球上共同生活，相互依存，只有在正视各国历史、文化与发展水平差异的基础上展开全球的联合行动，每一个国家和个人都共同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才能互惠共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书研究的核心就是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书在分析民族文化产业运行机理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理论的应用探究了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一般认为，系统论是由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Bertelanffy）提出的。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多次发表文章表达了一般系统论的思想，随后，他又在1932年发表《理论生物学》、1934年发表《现代发展理论》、1945年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并于1954年发起成立一般系统论学会，出版《一般系统年鉴》，不断阐明完善该思想。1968年出版了一般系统论的纲领性著作《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几经波折，在20世纪60～70年代，一般系统论最终被人们重视并承认。随后，系统论作为一门新学科，伴随着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与理论的发展而迅速发展，人们对系统的认识不断深化，很多新的系统科学理论不断被提出，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系统的性质和规律。
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之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种组成部分（要素）的总和”
，并在其理论中强调了系统、动态、等级的观点。他认为，有机体都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组成的系统；一切生命现象本身都处于积极的活动状态，生命机体是一个能保持动态稳定的系统。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突出了系统的功能性，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相结合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
系统论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描述的各个领域的事物普遍以系统的形式而存在。要素是构成系统的最基本的单位，系统由两个以上要素组成；各要素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了系统内部的结构和秩序，同时，每个系统又是更大系统的要素；每个要素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机制；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结构决定了任何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都具有特定的不同于各组成要素的新功能
。系统的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反作用于结构，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系统具有组分（component）的整体性、结构的有序性、功能的整合性、结构与功能的可控性等性质。组分的整体性是指任何系统都有边界，并具有水平分离
和垂直分离
的特征。结构的有序性指系统的各个组分之间存在一定的量比关系并由其决定系统的特性和功能，各组分各层次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系统的整体功能，某一组分的变化会对其他组分造成影响并最终影响系统整体。功能的整合性是指系统各组分相互作用产生的集体效应与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的功能之和。结构与功能的可控性是指可通过系统控制改变系统的组分与结构，从而影响系统的功能。
演化是系统的普遍属性。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即为系统的演化，自组织理论能有效地描述系统演化的过程。一个系统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过一定的时间会达到一个宏观上看并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平衡态，但平衡态的系统是最无序最混乱的状态，非平衡态才存在有规则的物质与能量流动的有序的状态。一个系统如果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保持从无序走向有序或从低度有序走向高度有序的有序性，就成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系统自己走向有序结构的过程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自组织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它也在自然界各个子系统的演化中形成了一套有效利用资源、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方法。自组织理论群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超循环理论、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
系统也是一种方法论体系，它是指用系统的概念去认识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强调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从整体出发，从各要素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综合地考察事物，得出科学的结论，以便对问题的处理达到最佳状态。它具有整体性、综合性、最佳化的特点。一般认为，系统方法论的哲学依据是唯物辩证法，其核心是对立统一，体现在系统科学领域，就是不同方法和描述形式之间的融会贯通，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定性描述与定量描述相结合、局部描述与整体描述相结合、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相结合、理论方法与经验方法相结合、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相结合、静力学描述与动力学描述相结合、精确方法与近似方法相结合，等等
。
本书既运用了系统方法论，也运用了系统的基本理论，将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看作一个复合系统，通过分析该系统与其内部各子系统的关系和运行机制以及构建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生态系统，以期寻求能充分发挥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并促进该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协同理论是由德国物理学家、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赫尔曼·哈肯（H．Haken）创立的。他在1971年提出“协同”的概念，1977年出版了《协同学导论》一书，系统论述了协同理论，此外，他还著有《高等协同学》等论著。协同理论是目前研究系统演化最成熟的理论，它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解释和预言各种系统的非平衡有序现象，具有哲学的一般意义，被认为适用于整个系统物质世界，有普适性与客观性，除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外，它在天文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也被广泛应用。
协同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当生命和非生命的开放系统内各个系统处于一定条件时，会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协同作用与相干效应，在一定范围内，当涨落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就可以通过自组织而使系统的旧有结构在时间、空间、性质、功能等诸方面发生变化，产生新的有序结构
。换言之，协同理论研究的是各种不同系统相互之间从无序转为有序结构的协同合作的规律。
协同理论提出了三个基本原理：不稳定性原理、序参量原理和役使原理。不稳定性在新旧结构转换中起重要的媒介作用，由此产生序参量，序参量又导致役使的发生。役使原理包括慢变量原理、绝热消去原理和中心流形原理，它们是说明系统在临界点附近竞争与协同的动力学理论
。
协同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协同放大原理（指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协同进化（其结果是形成和谐系统）、协同的开放性（这是产生有序结构的直接原因）
，这些都是通过自组织与协同作用实现的。
自组织是系统自己走向“有序结构”的过程（既包括从无序走向有序，也包括从较低程度的有序走向较高程度的有序），具体演化进程如下：如果系统处于不变的外界条件下，一段时间后它一定会达到宏观上不随时间变化的状态并长久保持这种平衡态，此时，虽然它的分子仍在持续进行热运动，但系统的宏观观测值不变。平衡态的系统最无序、最混乱，熵（热力学熵）也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系统能抵消内部增熵并保持或不断增加其有序性，它就会逐渐走向存在规则的物质能量流动的非平衡态，成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在开放的条件下，系统的自组织才能克服其内部的增熵。
自组织是通过协同作用而进行的。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与有机整合产生的协同作用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和规律。系统由于其各子系统的协同作用可达到熵产生为最小的有序结构，使其组成的大系统达到最优的结果，从而实现系统的自组织。也就是说，协同通过减弱系统内各组分之间的离散和抵触状态而形成有序的整体合力与整体功能，减少内耗，发挥整体效益，使系统最终走上协同发展的道路
。
系统协同进化的过程是系统所承受的外力内力（即外部环境压力与内部要素变化的内力）合力造成的结果。外部环境对系统施加外力时，系统会根据受力的大小与自身的稳定性作出相应的反应。当外力在系统所能承受的阈值范围内时，系统会仅仅通过功能上的调整与新的环境达成相对的功能耦合状态，不会发生结构上的变化，但当外力增强、超出系统阈值时，微涨落变为巨涨落，系统会由“稳恒态”（即“平衡态”）进入“非平衡态”，为能更好地保证功能的实现，系统进入新的耗散结构，达到新的结构与功能的平衡。新的有序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能够通过自我调节适应外界对其处于阈值之内的干扰，保持其结构与功能，但当干扰的强度再次超出系统所能承受的阈值时，系统无法再实现自我调节，其结构发生改变，功能受到破坏，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由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系统也正是在这样一轮又一轮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中完成它的协同进化（见图2-1）。
图2-1 系统协同演化进程
协同作用会产生协同效应，即不同系统通过协同作用产生的效应大于这些系统的简单相加，也就是“1+1＞2”的结果
。正如“蜜蜂与花”的启示：蜜蜂采蜜原本是自身生存的必需手段，但在采蜜过程中，蜜蜂有意无意地对花的传粉授粉起到了帮助作用，花因此可以继续繁衍，而花的存在反过来也进一步保障了蜜蜂的生存。从经济学角度讲，即两个正外部性系统叠加带来了放大效应的结果
。
协同是为了发展，协同也是发展的前提。复杂大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互相协作、互相促进，各种因素相互调整、适应、联动，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和谐的发展。换言之，协同作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良性发展，通过系统的不断协调和各要素的共同优化，达到各子系统的比例关系处于良性发展的状态，让系统实现阶段性的、层次性的量变到质变。协同发展不能等同于协调发展，但它与协调发展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协同发展是系统内部存在的、固有的、必然协同的客观要求，是协调发展的内在根源和动力，协同决定协调，而协调则是协同的表现
。
本书运用协同理论分析了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将其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通过厘清其内部各要素与各子系统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分析其协同作用机制，以期发挥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系统的整体合力，实现大于其内部各组分功能之和的系统整体功能。
食物链是指所有生物在生存繁衍过程中所必需的从低级生物营养级逐渐向高级生物营养级进行资源（营养物资及其所包含的能量）转移的链状连接。所有生物都要消耗资源才能生存与繁衍，因此食物链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运行方式。食物链的主要环节是营养级，通常有四个，分别是发掘者、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同一营养级中，还可以根据相同的生存方法、栖息地和捕食行为的物种群体再细分为资源种团。
在食物链中蕴藏着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二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能量是物质循环的驱动力，物质是能量流的载体，能量在流动过程中随营养级的上升而减少，物质则相反，能量在流动过程中会衰变为热能并最终离开生态系统，而物质则是循环往复且不灭的。生物在物质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物质循环的动力并调节着物质在生态系统内的分配。各种不同物质的循环过程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物质循环也受到生态系统稳态机制的控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
种内生存理论包括群聚理论、种内竞争与自疏理论、隔离与领域性理论、种群的社会等级及分工理论。
（1）群聚理论，即生物营养级或资源种团内部形成的大小不同的群，根据种的生理特点、温度降水等环境条件、种的分工合作方式等呈现非随机分布状态。群聚可以增强种群的能力和力量，也会使群内个体间的竞争加剧，过疏或过密都会对种群产生限制性影响，种群也总会尽量避免过疏或过密，从而获得最佳的生存条件。
（2）种内竞争与自疏理论，即自然界物种内个体之间普遍存在竞争，而且这种竞争直接受到密度制约，有限的环境中，种群的数量与个体竞争得到的资源呈反比，与个体受到的影响呈正比，换言之，种群数量越多，个体得到的资源越少，个体受到的影响越严重，会直接导致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变化，因此，物种内竞争可以调节种群数量的动态趋势。
（3）隔离与领域性理论，即种群内个体之间或小群体之间为减少生存竞争会保持间隔或产生一定的隔离，以此来调节种群，有些种群个体或家族往往会将它们的活动局限在被称为领域的特定区域并加以保护。隔离会减少生物种群之间的竞争，而领域则是保持间隔或隔离的积极机制。
（4）种群的社会等级及分工理论，即生物种群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等级，以保证种内的强者在食物、栖所、交配、生育等方面的优先权，等级的数量和配置情况构成了种群的社会结构，也有利于种群的保存和延续，伴随着社会等级的形成，生物种群也会逐渐在行为、生理形态等方面形成分工与合作，并由此推动该种群整体的发展。
（1）种间正相互作用理论，即生物种间存在的原始合作、互利共生、偏利共生这三种相互促进的作用。原始合作是指两个生物种群一起生活，彼此都有所得但并不互相依赖的关系。互利共生是指两个生活在一起的生物种群相互依赖并互相得益的关系。偏利共生是指共生的两种生物一方得利但对另一方却无害的关系。
（2）种间负相互作用理论，即生物种间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包括竞争、捕食、寄生、偏害等，负相互作用使种群增长率降低，但也具有增强自然选择能力、产生新适应的作用。
（3）种间协同进化理论，即物种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作用、共同进化的关系。一个物种的进化会改变作用于其他生物的选择压力，从而引起它们的变化，而它们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引起该物种的变化。
冗余是指生物体所具有的各种功能组分超过它正常生命活动所需的现象。它非常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中。从个体来看，生物体具有冗余现象；从整体来看，生态系统也有冗余的表现。物种的多样性即为如此，丰富的物种在功能上彼此近似或重叠，因而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不会因为一个或几个物种的消失而使其功能发生明显变化。
生物的多样性包括遗传的多样性（即存在于生物体内、物种内和物种间的基因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即物种水平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即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生态过程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
一定程度的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持群落的稳定性。群落的稳定性是指一定时间内维持物种互相结合与各物种数量关系的能力以及受到扰动时恢复到之前平衡状态的能力。一般情况下，物种多样性高的群落，其物种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复杂，食物链和食物网也更趋复杂，群落内部的能量流动途径更多，对外界环境变化和内部种群波动的反馈系统比较强大，相应缓冲就会比较大，群落比较容易维持稳定。反之，群落的稳定性则较差。但生物的多样性并不能等同于群落的稳定性，在一些更复杂的系统中，物种更多，但稳定性反而较差，如热带雨林相较于温带森林或沼泽地等生态系统而言即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