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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国外的相关研究中没有关于“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提法，因此，对国外研究动态的综述主要从“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演进”和“产业生态化研究演进”两方面阐述。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它对西方主流文化产业理论体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后，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詹姆逊、汤普森等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相关理论，推动着文化产业理论的不断演进。国外文化产业理论的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文化产业应用理论
。
（1）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
该理论出现于20世纪20～40年代，它以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为特征，其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论流行音乐》（阿多诺著）、《文化工业再思考》（阿多诺著）、《启蒙的辩证法》（霍克海默、阿多诺合著）、《艺术和大众文化》（霍克海默著）、《作为文化批判的哲学》（霍克海默著）、《单面人》（马尔库塞著）、《文化的肯定性质》（马尔库塞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著）等著作中，其中以《启蒙的辩证法》最为典型。
“文化工业”的概念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于1947年首次提出，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先进科技手段在文艺作品制作中的日益普及，文化由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精英文化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发达阶段对文艺作品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大规模复制与批量生产。
该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对文化工业从批判到肯定的态度转变。批判性态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阿多诺（Adorno）的观点为中心，他认为文化工业是国家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它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丧失了艺术本质，消解了人的个性，成为标准化的生产，无法实现自由创造，限制了文化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肯定性态度则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本雅明（Benjamin）的观点为中心，他认为复制技术实现了艺术的普及与大众化，给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
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先河，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论批判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如何让民众既享受大众文化产品所带来的精神欢愉又不沦落至任其摆布的境地，仍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2）伯明翰学派的理论
继“文化工业”理论之后，20世纪50～70年代，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开始向基础和应用两个方向发展。文化产业基础理论肇始于伯明翰学派（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对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研究，该学派侧重于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研究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如下。
雷蒙·威廉姆斯（Williams）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提出，应将整个文化生产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斯图尔特·霍尔（Hall）提出了“编码/解码”电视理论，认为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是一个意义选择和重构的复杂过程，从而否定了传统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产业发展所造成的障碍，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布迪厄（Bourdieu）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认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文化资本会以教育、出版、销售等显性方式转化为经济资本，或者以知识、培训等隐性方式转化为社会资本。詹姆逊（Jameson）认为，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工具的发展与普及促使现代主义的语言中心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的视觉中心，大众文化成为后现代社会典型的文化模式之一，应辩证地看待其积极和消极作用。大卫·索罗斯比（Throsby）认为，文化资本是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并列的第四种资本，它是以财富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是文化产业承继和发展的源头活水。约翰·费斯克（Fiske）阐述了文化的产生、消费和价值实现以及文化产业的特征，使文化产业的理论体系更趋完善。
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为文化产业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促使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文化（或产品）及其产业化的双重属性。
（3）文化产业应用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文化产业应用理论逐步发展起来，具体包括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行业划分、运行机理、价值链、产品与服务的流动、产业政策、与地区发展的关系等。文化产业应用理论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很多知识，并直接面向市场和消费者展开。
文化产业应用理论研究中，英国的研究比较深入，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麦耶斯考夫（Myerscough）研究了艺术与文化产业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影响。伽纳姆（Garnham）认为，文化产业是运用特有的生产方式和行业法人组织来生产和传播以文化商品和服务为形式的符号，符号具有诱导和制裁的力量，并且其诱导力量必须与其他的控制形式（或社会交往）有所区分。兰德里（Landry）则在实践研究中引入“价值链分析法”，提出构成文化产业基本价值链的五个阶段，即创意形成、产品生产、产品流通、产品发送、最终消费者接受等。
国外文献中几乎没有“产业生态化”这样的表述，相关概念一般被表述为“产业生态”或“产业生态学”（industrial ecology）。在产业生态问题和产业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国外学者有较多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
（1）理论研究方面
产业生态学研究始于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弗罗什（Robert Frosdi）和尼古拉斯·盖洛普（Nicolas Gallopoulos）提出的产业生态思想，1989年他们发表文章《制造业的战略》，提出了“产业生态系统”
[1]
的概念，并主张在产业系统中应用生态系统原理以提升其可持续性。耶鲁大学的托马斯·格雷德尔（Thomas Graedle）和阿伦比（Allenby）对产业生态学内容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组织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似性以及企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他们提出产业生态系统的三级进化理论，按照产业生态系统中资源和废物的关联关系将系统分为一级（线性模型）、二级（不完全循环模型）、三级（闭路循环模型）
[2]
。狄博思（Tibbs H.B.C）认为产业生态学主要研究如何按照自然系统来塑造产业系统
[3]
。保罗·霍肯（Paul Hawkeniw）在《商业生态学》一书中探讨了产业运作中生态系统理论的应用，认为产业生态系统是整合众多企业形成的一系列关联关系与自然生态系统形成的人工生态系统，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设计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国际机电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在《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生态学白皮书》中指出，产业生态学理论是研究产业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
[4]
。1997年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合作出版了全球第一期《产业生态学杂志》（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随后成立国际产业生态学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Industrial Ecology）。瑞士产业生态学专访记者埃尔克曼（S. Erkman）认为，产业生态学研究如何基于我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认知调整产业以使它与自然协调发展
[5]
。洛文塔尔（Micah D. Lowenthal）等人认为，产业生态学是从生态学中借鉴工具、原则和视角应用于产业系统的分析
[6]
。
此后，产业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主要集中于产业生态系统的含义、特征、系统分析，产业生态化演化与博弈等领域。
（2）应用研究方面
产业生态与产业生态学的实际应用和实践方法的探索与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展开，主要集中于产业生态实现途径、产业生态化水平、产业生态化公共政策分析等方面。
卡贝扎斯（Cabezash）等人认为，产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应上升到实践层面，他们模拟生态与技术实验，提出工业、农业与自然生物之间构成了广义食物网 [7] 。美国学者魏兹舍克（Weizsacker）提出产业生态化数理应用方面的“生态包袱（Eco-rucksack）计算方法”，以明确资源浪费情况 [8] 。1990年，国际环境毒理学与化学学会提出“生命周期评价”，用以分析一种工艺或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1992年加拿大里斯（Willian E.Rees）教授提出“生态足迹”概念，并发展为测度生态环境综合承载力和判断地区生态承载力的常用方法 [9] 。巴素（ Basu）、范泽尔（Vanzyl）等人（2006）指出，洁净生产的程度依赖于产业生态化的程度 [10] 。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业生态学的应用研究较多集中于生态产业园的物质循环、能量传递和协同机制
[11]
、生态产业网络模型
、生态产业园的设计与操作
、生态案例研究
[12]
等方面。
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大众文化”的大讨论是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发端。1991年，《上海文论》发表了“大众文艺”系列文章，引发了社会对于大众文化运行机制和文化产业相关问题的广泛讨论，对大众文化肯定、接受的观点和否定、批判的观点各执一词。到90年代末，学术界主流逐渐接受并认可了大众文化，并将其定性为“现代工业与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当代大众大规模的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
。至今，伴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和讨论持续保持一定热度。
国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内容涉及产业发展、产业集群、运行机制、产业竞争力、管理体制、产业政策、产业园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
出现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论坛，如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文化产业高层新年论坛”、上海交通大学组织的“全国文化产业新年圆桌论坛”等。也出版了大量有较大影响的论著：如《北大文化产业前沿报告》，叶朗先生连续多年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连续多年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胡惠林等撰写的《文化经济学》（2003）及他的著作《文化产业学》（2006）等，丹增的著作《文化产业发展论》（2005），王永章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典型案例选编》（2003、2007），花建的著作《区域文化产业发展》（2007），顾江编著的《文化产业经济学》（2007）及《文化产业规划案例精析》（2008），潦寒编著的《中国文化产业经典案例分析》（2007），宋培义主编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成功案例解读》（2008），郭鉴撰写的《吾地与吾民：地方文化产业研究》（2008），蔡尚伟等撰写的《文化产业比较案例》（2009），张彩凤等撰写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2009），彭翊的著作《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研究》（2011），赵阳等编著的《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2012），李思屈等撰写的《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2012），何敏等编著的《文化产业政策激励与法律保障》（2012），陈霞红等撰写的《文化产业生态学》（2012），史征的著作《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研究：机理、评价、对策》（2013）等等。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也很多。
国内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争论文化产业是经济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时至今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文化产业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①其作为产业的属性；②其产品和服务以文化为内容；③其产业化的经营可实现文化的传播；④以文化为内容进行生产的特点使其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产业链和产业结构。
但整体来看，国内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①研究成果数量多，但大多是转述国外相关理论，原创性和针对性的研究不足；②立足文化角度的泛谈较多，系统性的深入研究缺乏；③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④逐渐引进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理论深度和系统性还有待加强；⑤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多，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动力因素、政策法规等研究缺乏；⑥文化产业战略和规划侧重整体推进，对重要行业的重点突破考虑不足；⑦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需求
。
国内文化产业研究中，民族文化产业的相关问题是近年来大家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主要涉及民族文化产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品牌传播、产业模式、集群、创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民族文化产业园区、互联网与新媒体的运用、民族文化产业制度保障体系以及民族文化产业的空间布局、主体协作、制约因素、驱动机制以及特定区域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
（1）关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孙信茹从民族学和文化产业的研究视角，认为广告应被视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种典型类型，并探讨了广告等文化要素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运用机理
。施惟达等人探索和阐释了民族文化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基本理论、要素特征和路径模式
。徐晶认为意识形态、资本运作、民族身份认同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深层次驱动因素
。贾银忠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产业化、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和市场拓展、资源的法律保护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影视动漫与传媒产业、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刘涛分析了民族文化产业与现代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关系
。孟航将民族文化产业划分为本地型、外向型、媒介型、创意型、综合型等类型
。王洪涛、丁智才分析了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互动机制的内在运行规律，并提出机制的良好运行需平衡民族特色文化的消解和保护这两股力量，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矛盾，规范其各自的参与行为
。陈庆德等人认为，造成当前文化产业理论分析直观性与局限性的原因之一是民族学的缺失，因此在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中引入强调总体性和透视性的民族学视野作为实现二元关系有机合成的基点，建立起总体性的分析方法和框架，并在对文化产品社会性转换问题的民族学分析基础上，阐述了民族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和运行机制
。晏雄认为，西部地区要形成民族文化产业集群，既要具备民族文化资源、文化环境、社会资本、文化市场、产业人才等要素，也要具备地理、经济和社会文化等空间
。王平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是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两大动力
。王艳秀认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构建“互联网+民族文化”产业链，并提出“互联网+民族旅游”“互联网+文化艺术”“互联网+文化教育”“互联网+产业金融”等四种具体的构建路径
。
（2）关于区域民族文化产业
覃萍、梁培林认为，人才是西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赵世林有针对性地研究了云南省的民族文化产业化进程，分析了民族文化产业与文化传承机制的关系，并对如何运用好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传承保护民族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罗昌勤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广西红水河流域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民族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应关注生态缺失问题，构建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生态链结构
。王克岭从微观视角对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产业链的延伸、微观主体的创新和发展以及政策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有益建议
。晏雄认为文化自觉意识是民族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是更高层次的文化产业发展观，是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李海央、朱明月、唐璞以云南为例，对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与政策完善提出了相应对策
。覃玉荣认为，文化距离对跨境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适应、产业贸易、文化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深层文化理论和价值观都会产生影响
。杨福泉认为，在新的时空情境下，文化资源的再生与再创造以及城市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传承、年轻人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等是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王晓君、邓志新以贵州省为例，分析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地源特色，认为应当尊重民族文化的自有特性，在关注区域特殊发展因素的基础上，合理规划知识产权策略，推动民族文化与地方经济和谐发展
。唐孝辉分析了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的现行立法体系，并对民族文化产业地方法规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出了建议
。
（1）产业生态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产业生态学理论被引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它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对产业生态化的研究集中于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大部分。
第一，理论研究方面。
刘则渊等人认为，实现产业生态化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并阐述了产业生态化的概念、范围、本质和目标
。著名生态环境学学者王如松认为，产业生态学是研究社会生产活动中自然资源的全代谢过程、组织管理体制以及生产、消费、调控行为的动力学机制、控制论方法及其与生命支持系统相互关系的系统科学
。李孔岳认为，产业生态化的本质是全程生态化，即拓展生态园区的概念至绿色原料、能源及工业无机环境的构建，后至消费领域，提倡生态营销，倡导绿色消费
。厉无畏等人认为，生态化是指产业依据自然生态的有机循环原理建立的发展模式
。戴锦提出了“生态化产业结构”的概念，认为其可划分为资源产业、广义制造产业、服务产业、还原产业（环保产业）四个部门
。陈柳钦认为，生态化是一种新型产业模式，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
。朱红伟认为，产业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演化的产物，其发展要符合经济规律并遵循自然规律，但它在性质和对物质、能量的利用方式上与生态系统有本质不同，应该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看待和研究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
。李慧明、左晓利认为，应以区域环境禀赋为逻辑起点，选择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路径，以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化目标
。张宏武、时临云从技术创新和创新经济学角度对产业生态化进行了研究
。刘红玉、彭福扬认为的产业生态化，一是指整个社会产业系统的生态化，即各类产业之间协调发展；二是指产业内部的生态化，即不同行业产业协调发展和同一行业内产业链的有序运行
。鲁雁研究分析了产业生态化的动力因子及经济特性，认为产业生态化的动因是环境保护及清洁生产、同质产业间的竞争、技术进步与创新
。张文龙、邓伟根、余锦龙认为，在产业生态化过程中存在外部性问题，通过管制途径、补贴途径和产权途径可以不同程度地实现产业生态化外部性的内部化
。吴巨培、彭福扬认为，实现产业生态化发展，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生态化、产业组织方式生态化和产业生产模式生态化
。
第二，应用研究方面。
袁增伟等人依据产业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提出了实现传统产业生态化转型的理论模式
。虞震认为，产业生态化的路径是发展生态产业、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制度设计以及面向环境的技术创新
。厉无畏认为，产业生态化路径有三：实现产业系统内部产业与环境的高度统一；应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把产业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植入产业政策全过程；推广环境无害化技术和环境友好技术，降低物质消耗和污染排放
。孟祥林认为，产业生态化的本质是寻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这需要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生态聚集等多种模式，在产业链延伸、工业园模块化设计中实现
。张文龙、邓伟根认为，产业生态化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具体路径包括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生态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生态化改造等
。王国印提出，在“产品—产品”循环与“产品—废物—产品”循环这两种产业生态化形式之间建立一种优化的生态化耦合关系，形成“资源—产业—环境”全生态化耦合优化机制
。尹坚按照“生态位产业关联生态化”的研究思路探讨了传统工业园的生态化升级，并构建了工业园产业生态化评价指标体系
。刘传江等人从投入、占用、产出与排放四个角度构建了全面衡量产业生态化过程及阶段的IOOE模型，并以中国工业部门为例分析了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各区域工业生态化转型过程
。
第三，对具体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胡芬提出了旅游产业的生态化发展观
；明庆忠、陈英、李庆雷认为，低碳旅游是旅游产业生态化的战略选择
；兰新萍研究了煤炭城市的产业生态化转型
；田昕加基于循环经济视角探究了林业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生态化发展
；李德智研究了房地产业生态化及其在我国的实现路径
；张雅对钢铁产业的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作了研究
；方忠、张华荣研究了创意产业生态化商业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姜仁良研究了会展产业生态化的价值、特征、对策等问题
；陈航、王海鹰、张春雨等人构建了我国海洋产业生态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测算找出了影响海洋产业生态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汪桥红对基于超网络模型的互联网金融产业生态化发展进行了研究
。
第四，专题探讨区域产业生态化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首先，关于区域产业生态化的实现路径与产业生态化水平，张文龙、余锦龙指出，区域产业生态化的路径选择是构建区域产业共生网络，并阐述了生态产业园和区域副产品循环这两种产业共生网络的具体形态
；左晓利认为，基于区域差异，不同区域应选择“资源环境促经济”“经济促环境”“资源与经济互促”等不同的产业生态化路径
；张福庆、胡海胜提出了区域产业生态化耦合度评价模型，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
其次，针对某些具体区域的产业生态化研究，何景熙认为，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应实施以产业生态化为目标的结构调整，以摆脱自然环境、资源、人力资本存量、传统产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的限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杨凯研究分析了上海第三产业生态化建设的调控激励机制
；张建勇等人研究了广西桂东经济区的产业生态化模式并提出了发展对策
；陈祖海研究并分析了西部产业生态化重组的制约因素
；程春生研究了福建省的产业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
；张雪梅研究并探讨了中国西部地区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路径
；邱跃华以科学发展观视域对我国的产业生态化发展进行了研究
；王晶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生态化
；明庆忠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研究了云南旅游产业的生态化转型
；陈晓雪、潘海芹对江苏省的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了动态分析
；施本植、许树华专题研究了云南省的产业生态化改造与转型
；马勇、刘军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效率
。
（2）文化产业生态化研究
目前学者们对文化产业的生态化讨论还很少，没有搜索到相关的书籍和著作，只有以下几篇学术论文直接论证或间接论及。
胡惠林在提出要构建具有目标导向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标体系时用到了“文化产业生态化”的表述，认为“科学地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生态化、可持续性发展，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
。邢志勤认为，文化产业生态化是该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世界文化产业新的发展趋势，指出文化产业生态化系统由文化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组成，并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实现生态化的建议
。屈峰以湄洲岛妈祖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生态足迹、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等方法，设计了实现湄洲岛妈祖文化产业的最佳经济、社会与文化效益开发路径
。王贵生、三月认为，“生态化”应是甘肃民俗文化产业开发中具有统管全局性的战略思想，它包括生态优先、生态平衡、生态富民、“优生态”渗透、双向互动、生态模式、生态建构等内容
。王凯宏提出，冰雪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引入生态化理念，以崇尚自然、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创新主题的生态化发展有利于未来冰雪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曹秀玲分析了我国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了完善管理体制、打造行业品牌、强化人才培养、拓展融资渠道等生态化发展策略
。李百晓分析了四川影视文化产业，提出其应立足于地域文化优势，走与地域文化弘扬及城市魅力传播一体化的生态化发展道路
。
（3）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化研究
对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化的研究比较罕见。笔者曾探讨过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必要性，提出了初步的理念，并分析了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对相关制度保障的要求及其完善
，但对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理论支撑、框架构建、实现路径、区域性特征等均未深入探讨。本书正是试图从以上方面对民族文化产业与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的生态化发展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并期望找到实现的具体路径，避免空洞的理论构想，能有效地服务于我国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相关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对文化产业、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区域民族文化产业、产业生态化、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学界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度很高，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涉及文化产业的方方面面，并呈现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化的特点。在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中，对民族文化产业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并形成了一些关于民族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同样涉及民族文化产业的不同方面，其中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是受到集中关注的主题，虽然研究方向各有不同，但最终目的都在于探讨如何更好地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提升其竞争力。在这些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以“区域民族文化产业”或“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命名的，但有些是以专题形式针对具体地域的民族文化产业及其发展而展开研究的。学界对产业生态化也有持续的关注，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第二，不论是对前述文化产业、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区域民族文化产业还是对产业生态化等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体现了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的特点，充分反映了学术研究为实践服务的本质特性。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国家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产业相关研究及其成果的数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与国家推进文化产业政策的正相关关系。产业生态化的研究也是如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生态化研究成果的数量也和国家政策推进保持着正相关性。
图1-1 CNKI数据库中2000～2016年相关研究文献数量
第三，现有研究体现出一些不足。对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很少涉及文化产业的生态化发展，有个别文献初步探讨了用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方法促进文化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其他文献只是用了“生态化”的提法，并未深入探讨什么是文化产业的生态化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产业的生态化。对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比较少，内容也有趋同化的特点，大多是关于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民族文化产业竞争力、民族文化产业政策、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估、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等，关于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研究还是空白。对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的研究大多具体到某地域的实证分析与发展规划，理论探讨非常少。对产业生态化的研究都是针对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而展开的，针对文化资源的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
而文化资源中的民族文化资源，由于在性质上与自然资源有相似性，如遗产性、价值性等，其本身又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其产生、发展与传承也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规律，具有极强的生态脆弱性。同时，它还具有典型的区域性，而它又是民族文化产业的核心资源禀赋。这一切使得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资源、保护自然生态与环境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如何推动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充分发挥该产业的经济、文化、生态功能，如何促进该产业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的共同提升等问题就成为该产业发展所必须面对并解决的焦点。这些正是本书所关注并试图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