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我国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

民族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十八大之后，《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集中出台，掀起了我国各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热潮，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区域民族文化产业更是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3.2.1 区域民族文化资源富集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在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生产生活与行为方式，并不断流传下来，由此形成了该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居住在不同地域的同一个民族也会由于自然环境不同而在与大自然的不断互动中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民族以及广阔的地域形成了一个三维立体的民族文化生发、流传的时空体系，为我国各族人民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与传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形成了中华大地上极其丰富的各种类型的民族文化资源。

下文以我国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资源与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例进行说明。

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世界遗产的范畴，是目前世界上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最高等级，由联合国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执行、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作为协办组织参与甄选、管理与保护工作。世界遗产分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世界自然遗产4类。截至2018年，我国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有53处，分布于各省域，其中纯粹的世界自然遗产仅有13处，另外三类都是与文化有关的世界遗产，共计40处（见表3-3）。此外，我国的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粤剧、《格萨尔》史诗、青海热贡艺术、藏戏、甘肃花儿、西安鼓乐、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剪纸、端午节、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皮影、中国珠算等30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除了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外，自2005年国务院提出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国迅速建立起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仅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国务院已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批准命名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372项。由于其中存在很多同一项目分布在不同省域或城市的情况，而这些不同地域的同一项目往往会有一些差异，申报地区或单位也不同，因此，若以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这些子项则达到了3154项（见表3-4）。再加上入选省级、市级、县级目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此外，由于很多非遗项目还在不断入选新的目录，甚至很多还处于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中，这个宝库还会不断充实。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他各种民族文化一起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宝藏。

3.2.2 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1）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扶持。如前文所述（见表3-1），自1998年文化部设置文化产业司管理和调控文化产业改革与发展，并于2000年首次将“文化产业”一词写入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文化产业就在国家与政府持续的支持与推动下快速发展。“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中都专门部署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任务，并确立了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配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各相关部门出台了大量政策与配套措施加以支持，并且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近十年来，文化产业高速增长，远高于同期GDP增速。

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民族文化产业也在国家和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尤其是在2014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各地政府纷纷加大了开发利用本地民族文化资源的力度，并出台各种政策支持推动特色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以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较早较快的云南省为例，早在2004年云南省就出台了《云南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其后，各种政策与措施不断出台、实施，如《云南省近中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5年）》、《云南文化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云南省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云南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三年（2016～2018年）行动计划》等等，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文化产业“云南现象”。

近年来，国家对民族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建设等为各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历史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区域民族文化产业效益逐年提升

近年来，我国各地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民族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产业效益逐年提升，成为各地经济增长新的推动器。

目前，我国各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更多是借助旅游平台，结合当地自然景观，将本地多样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为体验式产品，以其原生态与独特性吸引消费者。以旅游产业统计数据为例，2005年到2015年，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从5285.9亿元增长到34195.1亿元，翻了近三番，旅游外汇收入从293亿美元增长到1136.5亿美元，翻了近两番，国内游客从12.1亿人次增长到40亿人次，翻了近两番，入境游客从1.2亿人次增长到1.34亿人次，各项指标都保持逐年增长趋势（见表3-5）。

（3）区域民族文化品牌效应逐渐显现

塑造民族文化品牌是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一个地区民族文化品牌的数量和知名度与该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民族文化知名品牌日益增多，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品牌效应逐渐显现。各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拥有高知名度的品牌越来越多。比如：“多彩贵州”作为贵州民族歌舞演艺、文化旅游、民族工艺、特色产品等多种文化产业的“通用名片”，截至2015年，已被授权17家企业机构有偿使用，通过对该品牌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的运作，代表贵州形象的文化品牌集群已形成，拉动投资40亿元以上 ；“云南映象”“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丽江古城”“大理古城”等云南民族文化品牌带动了旅游、影视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还有甘肃的“兰州牛肉拉面”“九色甘南香巴拉”、广西的“印象·刘三姐”“妈勒访天边”等等。多地已拥有被作为区域名片的民族文化品牌，极大地推动了本地民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4）对民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强

文化消费需求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强。

分析文化消费的常用理论恩格尔定律认为，家庭收入或家庭总支出与其中被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成反比，收入越少，食物支出比例越高，收入增加，食物支出比例会下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如图3-2所示，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自2005年就达到了36.7%，之后逐渐下降，到2013年达到了35%，处于富裕阶段，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2005年是45.5%，之后一直降至2013年的37.7%，处于从小康过渡到富裕阶段，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物质需求满足的基础上会产生精神需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会促使精神需求的总量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升。实践也证明，人均GDP 3000美元是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温饱型向小康享受型转变的一个标准，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需求将快速增长，文化消费也会转向高品质、多样化与个性化。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

除了投资性的文化消费之外，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演艺等娱乐型的文化消费深得人们青睐，民族工艺品、民族医药等也基于独特的价值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以预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在国家大力支持“互联网+”“文化+”“全域旅游”的政策环境下，人们对民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需求会更强，未来文化产业的消费需求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3.2.3 以区域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

我国区域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态是以区域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带动其他类型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从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旅游为龙头的较为初级的发展方式，二是国有广播电视集团、电影集团、演出集团、新闻出版集团等，三是以高科技为支撑、以全球化为背景的高端形态即创意产业。

我国区域民族文化产业总体仍处于较为初级的层次，其发展形态普遍是依托民族文化旅游，以此为平台，带动民族工艺品制造、民族餐饮、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演艺、民俗展示、民族医药、民族印刷与出版等其他类型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这与旅游产业的门槛低、所需起步资金较少、管理较为容易，并且产业链长、低能耗、拉动经济效益明显等特点有关，也受制于我国民族文化资源较为分散、原生态民族文化与该民族生活地域密切相关等因素。各地民族文化产业普遍都如此，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人文旅游成为各地扶贫脱贫的重要支撑。东部地区的民族文化产业也始于此，但随着高科技和产品设计先进理念与创意的大量应用，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如今，在政府大力支持和发展全域旅游的背景下，以旅游为依托带动其他类型产业发展仍是我国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形态，各地在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借助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优势，吸引各类创意人才，培育和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推动其向更高层次发展。

3.2.4 区域性特点突出

我国民族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有非常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文化资源的分布具有区域性特点

我国民族文化资源富集，但分布不均衡。学者胡惠林、王婧等人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文化资源、文化人才资源四个指标对我国各地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进行了测算（见表3-6、图3-3） ，研究显示，我国31个省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文化资源、文化人才资源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别，文化资源丰富指数数值差别也较大。四个指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民族文化资源，文化人才资源与社会文化资源也是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重要支持因素，因此，这项研究结果能够说明我国民族文化资源分布的区域性。

（2）民族文化资源的内容和种类具有区域性特点

我国56个民族各不相同，每个民族生活的地域不同，他们在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文化就有很大差别，即便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同一个民族，其民族文化也会有明显的差异，这形成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不同地方的民族文化资源也就因其典型的民族特点、地域特点、文化特点而具有了内容与种类上的区域性。当前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主要形态是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对消费者而言是典型的体验式消费，会较多受到民族文化内容与种类区域性特点的影响。

（3）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发展模式、民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具有区域性特点

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文化产业的发展也相应体现这种区域性特点。同样是学者胡惠林、王婧等人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研究，以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文化产业重要程度、文化产业集中程度四个指标对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见图3-4），以文化资源转换无形资产能力、文化资源转换资本能力对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测算（见图3-5） ，研究显示，我国各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发展模式有明显差异。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产业也体现了这些差异。此外，各地民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也不同，有些地方的高质量精品给消费者带来美好的印象与体验，而有些地方的产品和服务则不尽如人意，让消费者吐槽不已，影响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2.5 各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

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平衡，东部较快，中部居中，西部偏慢。这与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对应，也与我国经济发展分布特征一致。

学者彭翊等人对我国2010年至2014年各省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进行了持续研究，该研究以文化产业综合指数作为测评依据，该指数由文化产业生产力、文化产业影响力、文化产业驱动力三个子要素等权平均得出，能系统反映不同省份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水平 。

以2013年与2014年为例（见图3-6、图3-7），2013年文化产业综合指数东部地区是75.9，中部地区是72.4，西部地区是70.9，2014年东部地区是76.9，中部地区是72.4，西部地区是71.4，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除了2014年的驱动力指数呈现东部高、西部居中、中部低外，两个年份的其他指标指数都是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有明显的东部、中部、西部发展不平衡特点。

同时，2010年至2014年，东、中、西部各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也有变化，综合指数数值增幅最大的前十名中，青海、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五省份均来自中西部地区，自2012年至2014年，河北、青海、湖南、江西、安徽等五个中西部省份的文化产业综合指数增长幅度均在10%以上，甘肃、河南等省份的增长幅度也超过了5%，陕西、甘肃、湖北、广西、河北、云南等中西部省份的文化产业综合指数变异系数大幅度减小，尤其是甘肃与云南，变异系数减小幅度超过90%，说明这些省份文化产业发展的均衡度显著提升。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较明显的上升态势，这与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大力扶持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