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极教授几年以前就同我讲起他正在撰写一部《美国实用主义研究》,并说写成后让我给作个序。不久后他寄来了写作提纲。这个提纲几乎涉及了与实用主义相关的所有问题,计划字数近百万,写成后将成为一部全面系统的巨著。杨文极教授看上去身体还是很硬朗,毕竟已近耄耋之年,是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但他却仍然致力于这样的长篇巨著,实在令人钦佩。我想这里面也蕴含着他对实用主义研究的那份执着的感情吧!
文极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实用主义研究我不是很清楚。但他1987年在桂林参加我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的审稿会时,曾同我讲起他很赞成我当时发表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的观点,并且打算找几个朋友合作,共同来重新研究实用主义并写出这方面的专著。我当时因忙于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参与,但很赞成他的想法。他说干就干,很快组织了一个得力的班子,向国家社科规划办申报了选题,顺利地得到了批准。经过约两年的努力,他们写出了一部40多万字《实用主义新论》,对实用主义做出了当时最为全面、详尽的阐释。这本书受到学界相当好的评价。在1993年教育部举行的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会上获得了二等奖。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也是这届评奖会上有关西方哲学论著所获得的最高奖。在此以后,他还试图与原有的班子一道继续研究和写作下去,好像还写出过一部书稿的初稿,但由于班子成员分散在各个单位,又各有所忙,后续的工作未能再做下去。文极本人所在的陕西师大当时没有哲学系,他的教学任务往往涉及其他领域,缺乏专心于实用主义研究的客观条件。他退休较早,退休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辗转于陕西、北京、浙江等地从事一些其他工作,从事实用主义研究的条件就更差了。但他还是顽强地继续着自己的研究,不时有佳作发表。现在这部《美国实用主义研究》显然不是短期内写作的,而是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心血。
我比他虚长几岁,上大学也早几年,但我们大体上是同辈人。我们这辈人既有比上辈人更多的幸运,又经历了比下辈人更多的挫折。所谓幸运,在于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开始接受新文化影响时所接触的就是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以我们在旧中国的短暂经历以及由此所看到的新旧社会对比,使我们这一辈人中的许多人本能地就是共产党的拥护者,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与上下辈的学者相比,我们这一辈人大多更容易把自己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即使觉得我们所处时代进行的一些政治思想批判运动可能过火,也会将其理解成是稳定革命秩序,特别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所必要的。所谓挫折,是指我们这一辈人治学的黄金时期大部分是中国社会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剧烈动荡的时期。由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能潜心治学的机会不多;有时想挤用较多的时间来读点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可能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甚至还会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自然难以写出严实、厚重、有独特创见的论著,也较难产生名副其实的大家,更不必说大师了。从这方面说,我们这辈人可谓前不及前辈,后不及后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辈。我这样说不是故意妄自菲薄,我甚至多少还有些委屈;并不是我们这一辈天生不如人,而是正好遇到了特殊的环境。在这方面,文极的遭遇也许比我更差一些,据我所知,他在大学毕业以后的许多年内,都因不应有的政治原因不得不脱离教学和研究岗位,直到平反后才得以重新开始。
最后简单说一下这部书稿。我没有仔细研读过这部书稿,无法具体评论它的学术水平的高低和理论上的是非。但是,读者们从他20多年前出版的《实用主义新论》,就可看到他严谨治学的学风。相信他在这部凝聚了几十年心血的《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中能发扬这种学风。他大概未能像许多年轻的实用主义研究者那样有机会经常走出国门及时掌握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动态,但他肯定能在对我国哲学界最近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做出科学概括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究,对年轻一辈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在我国实用主义研究中,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也许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愿这部巨著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复旦大学 刘放桐
2018年6月
杨文极老师是我极为尊敬的学术前辈,也是我的学术引路人之一,当杨老师最初与我谈起他要出版的书稿时,我从内心对他在耄耋之年依然心系学术,不断探索的精神感到佩服。但当他提出希望我能够为该书写序的时候,我感到诚惶诚恐,担心难以完成。随后,杨老师多次邀请并耐心等待。我又唯恐耽误了该书的出版,因此献上此序,以表敬意。
历史地说,实用主义是近现代以来进入我国最早的一批西方哲学流派之一。在20世纪初期,当实用主义在美国尚处在形成和发展之时,杜威对中国的访问就为中国的思想界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实用主义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与当时随罗素访华而带来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和中立一元论一起,实用主义思想成为当时在我国思想界名噪一时的西方最新思潮。但随着国内战争不断和后来的抗日战争爆发,整个社会对这种新思潮的反应大多流于形式上的追逐,鲜有深刻的研究和反思。这就导致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流俗的意义上,即把这种哲学看作一种市侩的哲学或人生指南类的哲学。这种理解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其间的政治运动更是把实用主义完全推向了敌对的阵营,使得实用主义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阴影。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勇敢地提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倡议,这才使实用主义哲学从被批判的政治对象逐渐回到学术的轨道,国家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使得学者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讨论实用主义哲学的积极意义。在这些有识之士中,杨文极老师是最有胆量的一位学者:他不仅积极回应重新评价的呼声,还身体力行地投入重新研究实用主义、重新评价实用主义、重新认识实用主义的运动中!
重新评价实用主义哲学,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形势下并不容易。首先,虽然十年“文革”早已结束,但人们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敌对心理并没有消除,甚至时代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更大关注,从而更加剧了人们对实用主义思想路线的反感情绪。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实用主义曾一度被当作有用的工具,作为形容词的实用主义经常出现在批判性的口头话语之中。虽然这时候的实用主义一词已经不再具有政治上的反动意蕴,但从道德上的批判却始终成为这个术语挥之不去的阴影。其次,实用主义哲学作为西方当代哲学的重要代表,依然被看作哲学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它所代表的美国哲学精神也被作为西方没落思想的主要标志。这种哲学上的批判,主要根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对实用主义的基本评价,也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基本判断。这就使得实用主义哲学始终被看作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主要代表。再次,实用主义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们的急功近利和追求表面价值的普通心态中得到体现的。正是由于实用主义被看作这样的代表,它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虽然人们不再用实用主义哲学作为评价人的道德水平的标准,但实用主义的思想观念似乎依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用于判断人的日常行为是否符合某些公认的社会规范。这些认识方式的存在直接妨碍了人们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也导致了社会上对实用主义的各种诟病。杨文极教授的这部著作对于正确理解实用主义,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实用主义哲学最初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是以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并结合了美国早期文化的个人奋斗精神。后来经过分析哲学的改造和补充,实用主义逐渐与分析哲学相结合,形成了分析的实用主义哲学。虽然实用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它的实验精神并没有改变,勇于创新和不断探索的方式并没有改变。这种实验精神和探索方式从最初的创始者皮尔士那里就已经提出了“皮尔士原则”,并被作为实用主义的第一原则始终贯穿于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之中。詹姆士和杜威直接继承了皮尔士的思想方法,把它用于人类意识活动和社会活动领域,由此扩大了实用主义的运用范围,并使实用主义成为普通的哲学方法和思维方式。虽然后来的实用主义者更多地关心科学、逻辑和语言的问题,但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却被一直保留下来,在更多的人类活动领域中得到普遍传播和广泛应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实用主义经历了如此的变迁却能够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杨文极教授的著作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并向我们完整地揭示了这种发展背后的学理根据。
如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生活方式,已经不局限于美国本土,而是成为世界性的哲学思想。在欧洲各国,在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对实用主义哲学的研究也成为国际哲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2014年在美国举行的纪念皮尔士去世百年的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300多名学者共同讨论了皮尔士哲学对当今哲学的意义;在世界各地成立的“杜威研究中心”也吸引了无数学者和思想者共同思考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随着当代重要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的去世,人们对詹姆士哲学的研究兴趣正在与日俱增;当代重要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美国的布兰顿和英国的普莱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引领实用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领军人物。这些都预示着,在世界哲学的未来发展中,实用主义哲学将依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受到哲学家和所有思想者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意义上,杨文极教授的著作就更具有了重要的思想价值。
是为序。
北京师范大学 江怡
2018年6月
大约三年前,杨文极老师跟我说准备着手写一本关于实用主义的书。后来,他将该书的写作提纲寄给我,并嘱托我,在该书杀青时,写个序。惶恐之下,我不免有些迟疑。之所以迟疑,是因为自己一直认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下只有前辈给晚辈作序的,哪有颠倒过来的道理?杨老师德高望重,我怎好意思为他作序?但迟疑之下,我还是接受了杨老师的邀约。当时心想,如此规模宏大的研究,不要说一位耄耋老人,就是壮年学者,仅凭一己之力,也是难以完成的。所以,我不大相信,此书真有问世的一天,而宁愿更多地将这个研究计划当作老人的一种心愿。不久前,杨老师在电话中告诉我,该书已经完成并将出版,这让我着实大吃一惊,同时也为之感动。看着杨老师寄来的书稿,一种敬意油然而生。
人们想必还记得,实用主义曾经是一个带着羞辱的哲学名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不懈批判,实用主义被弄得蓬头垢面,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已颜面扫地。记得我上大学那会(“1978级”),学术界对实用主义噤若寒蝉,实用主义被当作名副其实的反面教材。80年代中期,刘放桐老师首破坚冰,喊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口号,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自那以后,学术界开始了对实用主义的正本清源,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之一,便是杨文极老师的《实用主义新论》。我是在很晚才读到这本书的,即便距离该书的问世已经过去十多年,但当时它仍给我留下了系统、清新的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实用主义内涵及当代发展,一改过去批判先行的写作风格,让人耳目一新。
20世纪90年代,不要说美国正在进入实用主义复兴的高潮,即便是在德国,实用主义也已从原来的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哈贝马斯语)。但在我国,对实用主义的偏见仍未克服。杨文极老师能在充满偏见的氛围中,投入极大的精力和时间,坚持实用主义研究,是很不容易的。要知道,当时学术界虽然不再简单地从政治角度鞭挞实用主义,但绝大多数同行仍然偏执地将德国古典哲学当作哲学的唯一典范,认为实用主义在学术上肤浅,没有学术价值(至今这种偏执仍未完全克服)。在这种情势下,研究实用主义所冒的风险便从政治转为学术。将实用主义研究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冒险。没有对实用主义的深刻理解,没有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的深刻把握,研究者是不会轻易走出这一步的。
杨文极老师非实用地将实用主义研究作为自己的生命追求,投入巨大的精力,孜孜矻矻地在这块园地中耕耘,终于产出了《美国实用主义研究》这部巨著。它是继杨老师《实用主义新论》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对此,每一个真正的学者都不能不肃然起敬。实用主义研究之于杨老师,这不只是一种学术游戏,而俨然是一种存在状态。它突破了功利的计较,彰显了生命的尊严。这不禁让我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不同之处在于,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最终船毁网破,而杨文极老师则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
眼前的这部《美国实用主义研究》还没来得及细读,在细节上还难以置评。不过,从我已经读到的部分来看,这部大书至少有三个特色是非常鲜明的,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一是它的开阔视野和宏大气势。除去对实用主义内涵的重新发掘之外,杨文极老师从纵横两个维度,即从时代转变的大趋势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底层基因入手,锁定了实用主义的坐标。这种高屋建瓴式的对实用主义的把握,就我所接触的范围而言,是十分罕见的。受当代英美哲学风格的影响,我自己对实用主义研究多半是题材狭小的,最多扩展到实用主义家族的历史演变。杨老师的研究范围要大得多,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实用主义是什么的重新解读,更是从思想史的角度为我们厘清了实用主义在当代思想文化场域中的位置。詹姆士曾经说过,意识状态总是由中心和“穗边”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理解一种精神现象不能只看清晰明显的中心部分,同时也要关注模糊的边缘部分,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心所在的场域。理解一种哲学也同样如此,人们不仅应该就理论本身来理解它,同时也要注意它的背景,即它与社会文化历史的关联与互动。杨老师在此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二是它的独到见识。由于锁定了实用主义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以及在当代社会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杨文极老师对实用主义做出了不无新意的判断,即实用主义是一种现代哲学而非近代哲学。其显著特征是:实践优先背景下,一切传统的二元论都被瓦解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杨老师用大量的篇幅对此进行了论证。如果这些论证成立,我们便能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实用主义不应该只是哲学史教科书的一章,它在今天仍然是西方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实用主义不是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的问题。顺着这一思路,杨老师不仅对古典实用主义本身而且对它的当代效应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这些分析和考察表明,实用主义不是死去的僵尸,而是活泼的仍然焕发着朝气的青年。
三是它对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似性的强调。杨文极老师这一代学者,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有天然的亲近感。在探究实用主义意蕴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是杨文极老师两面重要的镜子,他将实用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下进行对照,发掘其内涵,构成了杨老师实用主义研究的重要特色。我一直以为,在今天的中国,要想真正做好实用主义研究,就不能不关注它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中西马”乃当今中国哲学大厦的鼎立三足,而实用主义正是中马的“居间者”,是沟通二者的最好平台。因此,看到杨老师也有类似的主张,不免十分高兴,有同声相应的感觉。
《美国实用主义研究》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我无力对其做出全面的评价。在这部大作面前,我更多的是反躬自问:如果我也经历了杨文极老师那样的坎坷,如果我也像杨文极老师那样高龄,我是否还能像他那样,燃起生命的激情,投身于非功利的学术?我是否还能像他那样,对生活保持乐观开朗的态度?我真的不敢说“我能”,因为这不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而是一个修行的问题。杨老师用自己的作为,践行了实用主义的基本主张,知道如何领先于知道什么,追求生命的意义大于追求知识的积累。对此,我唯一能想到的两个字就是:“敬佩”。
浙江大学 陈亚军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