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杨文极教授几年以前就同我讲起他正在撰写一部《美国实用主义研究》，并说写成后让我给作个序。不久后他寄来了写作提纲。这个提纲几乎涉及了与实用主义相关的所有问题，计划字数近百万，写成后将成为一部全面系统的巨著。杨文极教授看上去身体还是很硬朗，毕竟已近耄耋之年，是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但他却仍然致力于这样的长篇巨著，实在令人钦佩。我想这里面也蕴含着他对实用主义研究的那份执着的感情吧！

文极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实用主义研究我不是很清楚。但他1987年在桂林参加我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的审稿会时，曾同我讲起他很赞成我当时发表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的观点，并且打算找几个朋友合作，共同来重新研究实用主义并写出这方面的专著。我当时因忙于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参与，但很赞成他的想法。他说干就干，很快组织了一个得力的班子，向国家社科规划办申报了选题，顺利地得到了批准。经过约两年的努力，他们写出了一部40多万字《实用主义新论》，对实用主义做出了当时最为全面、详尽的阐释。这本书受到学界相当好的评价。在1993年教育部举行的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会上获得了二等奖。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也是这届评奖会上有关西方哲学论著所获得的最高奖。在此以后，他还试图与原有的班子一道继续研究和写作下去，好像还写出过一部书稿的初稿，但由于班子成员分散在各个单位，又各有所忙，后续的工作未能再做下去。文极本人所在的陕西师大当时没有哲学系，他的教学任务往往涉及其他领域，缺乏专心于实用主义研究的客观条件。他退休较早，退休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辗转于陕西、北京、浙江等地从事一些其他工作，从事实用主义研究的条件就更差了。但他还是顽强地继续着自己的研究，不时有佳作发表。现在这部《美国实用主义研究》显然不是短期内写作的，而是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心血。

我比他虚长几岁，上大学也早几年，但我们大体上是同辈人。我们这辈人既有比上辈人更多的幸运，又经历了比下辈人更多的挫折。所谓幸运，在于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开始接受新文化影响时所接触的就是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以我们在旧中国的短暂经历以及由此所看到的新旧社会对比，使我们这一辈人中的许多人本能地就是共产党的拥护者，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与上下辈的学者相比，我们这一辈人大多更容易把自己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即使觉得我们所处时代进行的一些政治思想批判运动可能过火，也会将其理解成是稳定革命秩序，特别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所必要的。所谓挫折，是指我们这一辈人治学的黄金时期大部分是中国社会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剧烈动荡的时期。由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能潜心治学的机会不多；有时想挤用较多的时间来读点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可能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甚至还会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自然难以写出严实、厚重、有独特创见的论著，也较难产生名副其实的大家，更不必说大师了。从这方面说，我们这辈人可谓前不及前辈，后不及后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辈。我这样说不是故意妄自菲薄，我甚至多少还有些委屈；并不是我们这一辈天生不如人，而是正好遇到了特殊的环境。在这方面，文极的遭遇也许比我更差一些，据我所知，他在大学毕业以后的许多年内，都因不应有的政治原因不得不脱离教学和研究岗位，直到平反后才得以重新开始。

最后简单说一下这部书稿。我没有仔细研读过这部书稿，无法具体评论它的学术水平的高低和理论上的是非。但是，读者们从他20多年前出版的《实用主义新论》，就可看到他严谨治学的学风。相信他在这部凝聚了几十年心血的《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中能发扬这种学风。他大概未能像许多年轻的实用主义研究者那样有机会经常走出国门及时掌握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动态，但他肯定能在对我国哲学界最近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做出科学概括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究，对年轻一辈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在我国实用主义研究中，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也许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愿这部巨著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复旦大学 刘放桐
2018年6月 IGRMmUOQwMwEHOpAkq32elByRCciocL5YAg9ioCwnN3jl0nTkJV1ndT0h1v77l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