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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制度有二，即家属制度与个人制度是也。家属制度者，认家为国家基础之制度，即以家为构成国家之元素及单位也。个人制度者，不认家为国家基础，而以个人为国家基础之制度也。古时各国皆行家属制度，欧洲自罗马末叶，家属制度始渐衰微。今日欧美各国，殆已全行个人制度。我民律草案亲属编规定，采家属主义，不取个人主义，盖以我国上古时代，家属制度即已发达。历代法制关于家之规定，由来甚久。汉萧何于魏李悝法经六编之外，更益以事律兴厩户三篇，成律九章。史称摭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则秦代，或秦以前，早有各户律之法制，可推测而知。自萧何首设户律，历代律例悉行沿用，唐律有户籍一门，凡登录公证依亲属家制及国民籍之各人身份事项者，此种簿册曰户籍簿。身份事项，有关公益秩序，又有为施行各项行政事务之依据者；故须行强制登录，规定其手续者，为户籍法。（唐会要）现行律户役门“脱漏户口及人口”，以籍为定，各律亦照唐律之旧；其表面固为关于公法上赋役之规定，而其实质显为私法上家属制度之基础。是我国古今同采家属制，实无疑义。东方日本亦以习俗关系，不步武欧美，而采家属制度。惟我国家属制度，与日本家属制度迥然不同。盖我国宗法发达在先，宗者指系统上之关系；家者指实际之组成。承继宗祧者，为嫡长；统摄家政者，为家长。宗自为宗，家自为家，故有大宗小宗之别，无本家分家之名。是我国系统向来以宗传，不以家传，与日本根本不同，毋庸疑义也。家之制度既明，进而研究家之沿革。
鸿荒初开，人民生活，至为简陋，旦逐水草，夜宿木巢，浑浑噩噩，不知父母，无家属之可言也。迨人文渐进，因感孤立之不能生活，以血统之连续为团体之组织，此则部落制之所由起也。
部落为酋长与其亲属及服从者所组织。故酋长有主宰部落一切事务之权力，其地位至高，无与伦比。迨后部落相互间冲突事生，并吞以起，国家之制，于是以成；酋长之权力，由此丧失，因之部落渐分化而为多数之家属。此则家族制度之所由起也。
家族之制度，盖由是以生，而其发达之原因有三。（1）我国自神农黄帝而还，即入于纯粹之农业时代。农业生活基础于土地，既无迁徙靡定之劳，又不必有只身远客之举，与游牧生活、商业生活，迥不相侔。大田多稼，适彼南亩，井臼之操，饷食之馌，势难兼理，咸资内助，不可无夫妇之组织。耕稼负戴，全仗人力，若衰老力弱，须仰弟子之服劳，则不可无父子兄弟之组织。家属之团结，因是愈固。（2）古代思想谓人类死亡，灵魂不灭，感祖先之谷贻，因维持己之生活；报德之念既深，崇拜祖先之思想愈坚，家属团结，亦因而愈形强固。（3）古代行封建制度，爵禄世袭，贵族平民阶级甚严，亦为家族制发达之原因。
家族之制，日以发达，经三代而至春秋战国，国家政治恒操乎贵族。其事实载于《春秋左传》、《战国策》二书，不胜枚举。贵族大权在握，或骄奢淫佚，恣所欲为；或废立君主，如置奕棋，势焰万丈，唯己独尊。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大家制度随贵族制度而更炽。家长之对乎子弟，对乎妻妾，对乎奴仆僮婢，有无上之威权。生杀鬻弃，唯家长所为，家属人格，殆无可言。即就家子而论，如《孝经》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故“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
是必须“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
其不承认个人之存在，实无疑义。物极必反，列子遂倡一种反对论调。如云：
子孙非汝有，乃天地之委蜕也。
现行律伤害子有罪，盖子孙同属国民，应受法律保护。《列子》言子孙非汝有，天地之委蜕，与今日之观念——子孙为国家之国民，非家长可得而随意杀害者正同。实已有个人主义之趋向矣。商鞅相秦，假法律以破大家之制度。下令曰：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用强制执行之手段，使父子异室，男女有别，大家之种种积弊，摧陷而廓清之，实行个人制度，其迹虽涉刻薄，然商子实具改革之苦心，欲期人民趋于平等，革依赖之积弊。故令曰：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不宁惟是，当日之足为贵族之凭借，助大家之声势者，莫如封建井田之制。封建不改，则贵族擅土地之特权；井田不改，则大家占兼并之优势，平民既无制产之自由，而小家至无可耕之土地。除恶务本，必须废封建而设郡县，夷井田而开阡陌，使贵族大家之所凭借者，一扫而空。此其精神之强固，魄力之伟大，洵属空前绝后，莫能与京也。惟是商子所处之社会，为僻处西戎之秦；即为其政策所实施之区域者，惟秦，而齐楚诸国如故也。愚读史有憾于秦之对商子，不永其信；并为惜商子生于孝公僻处西秦之时而不行法于秦政统一之世，使“二男分异”之政策，普及神州，则家族制度早可不存于中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