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夫制度之良否，原无绝对之是非，我如仿瑞士法制，而设家属的共同生活之规定，固无不可。然若关于家产之规定，摒而不采，是即日人所谓“骨拔之法制”，居今日而立法，实非贤明之立法者所宜出此者也。“虽然，家人共同生活，弊害固甚，倘使兄弟妯娌深明大义，情感素笃，则相共居处，通力合作，天伦之乐，亦有可珍。”（引本刊三六五期郁著《家制余论》）惟此系属事实问题，彼关系重大如宗祧继承，我中央政治会议已决定其毋庸规定（见本刊三五六期《〈民法·继承编〉先决各点审查意见书》第一点），则事实上之家，纵不于亲属法上特设专章，当亦不至于“窒碍难行，或影响于社会甚大”。惟家制应设专章规定，既已定为立法原则，则根本上已属无可动摇，本文之作，是亦所谓不能自已者乎？

（原文载于《法律评论》第三六七期，摘自胡长清著《中国民法亲属论》，商务印书馆，1936，“附录二”部分，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0f9VpLZ/iDAabX3ifn/m604moAyhKfCULUaROcrsy6JJOO7oa8CPeu2YiYwd8H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