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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总而言之：符号学就是意义学。
这个定义简单明了，不过也足以说明为什么符号学成为文化研究通用的方法，因为文化就是“社会相关意义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探究为何人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存体。如果说动植物也有意义追求，符号学就也研究在何种程度上自然界与人的世界相通；反过来，如果提出人的某种文化活动没有意义，那么符号学是否适用于人类文化，就需要重新审视。
应当说：艺术就是这样一个需要审视的领域之一。很多人认为艺术起始于人的无意义行为，具有“无目的性”，追求意义会“破坏艺术”。“诗有可解、有不可解、有不必解”，不可解就不宜强解。无标题音乐，抽象美术，还有许多艺术，只能注解，无法意解。弗罗斯特有言：“诗就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如果意义是“可翻译性”，那么艺术形式不可译，就不是符号学所能处理的。
那么，为什么艺术研究需要符号学？我们可以举很多艺术研究的名家，看他们如何应用符号学：从在中国至今影响深远的苏珊·朗格，到今日推动新的艺术符号学的夏皮罗与古德曼，尚且不算对艺术发表重要意见的洛特曼、乌斯宾斯基、雅克布森、巴尔特，也不算对艺术某种体裁做出巨大贡献的麦茨、塔拉斯蒂、米克·巴尔。列举名家不是很好的辩护，他们的工作显然尚有缺憾，不然我们不会依然面对诸多疑点。
笔者以为，艺术研究应当与符号学结合，因为这种结合，既能挑战考验符号学的意义理论，也同样考验我们对艺术的认识。所谓“意义”，并不一定“可解”，尤其是艺术的意义卷入许多层次。从符号学角度做深入考究，既能推进符号学，也能推进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可以断然说：如果符号学不能令人信服地揭示艺术的特点，就露出一个巨大的空缺；如果艺术证明自己超越符号学的范围，那么它就不是人类意义活动的对象，“艺术无意义”就成为艺术学的出发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地组织这个专栏。发表的三篇文章，围绕上述难题展开，当然也只是试图邀请读者一道参加讨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