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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直面当代文化难题的知识生产方式，文化研究以理性的批判精神、突出的实践品格和客观的语境取向，渐渐得到中青年学者的青睐，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一方面，各种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学会纷纷成立；另一方面，相关的专题研究文章纷纷发表在不同学科的专业杂志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辑延续了以往的专题模式，组织了两个专题，即“艺术符号学”“医疗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身体”。
符号建构了我们的世界。运用符号学理论阐释视觉艺术和视觉文化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从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的《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1934）到梅洛·庞蒂的《符号》（ Signs ，1960）、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元素》（ Elements of Semiology ，1964）、梅耶·夏皮罗的《论视觉艺术符号学中的一些问题：场域、艺术家与社会》（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Semiotics of Visual Arts：Field，Artist，and Society ，1969），再到诺曼·布列逊的代表作《语词与图像：旧王朝时期的法国绘画》（1981），符号学理论广泛运用到各种视觉艺术和流行文化图像的研究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本专题三篇文章各有千秋，分别运用符号学对当代艺术产业、西方艺术表意模式和中国天道秩序进行了探索性的阐释。
专题二“医疗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身体”延续了第31辑的议题，五篇文章通过文献细读和跨文化比较，对女性身体观、遗体处置、身体透视、结核病的性别隐喻和魏晋士人身体观进行了微观社会史的分析。身体的编码与解码深嵌在具体的社会文化逻辑之中，是各种知识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力量反复铭刻的产物。如何在身体表征的微观研究中，解开具体语境中的身体密码及其社会逻辑，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话题。
本辑“学者访谈”刊出了《回到发生现场与本土文化研究的超越——陶东风教授访谈》一文。该文结合陶东风先生的文化研究历程，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来源、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在地性、大众文化研究的发生学、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以及文化研究的当下困境等层面，逐层辨析了陶先生的治学思路、方法与文化立场。他强调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和策略性，主张回到发生现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关切。
“其他来稿”中的文章也可圈可点。这些文章议题广泛，既有前沿性的文化研究理论探讨，也有具体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值得一读。
理性回应当代社会中的文化难题，是文化研究的一贯立场。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针对当代文化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发出理性的批判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