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关注的是社会深刻的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因为这在过去常常受到“正常”公民模式的忽略或压制，这里的“正常”公民仅指身体健康、遵循传统两性关系的白人男子。一旦有人偏离了这样的正常模式，即经历被排斥、被沉默、被同化或被边缘化的命运。于是，西方社会通常不允许非白人进入，即便被允许进入，主流社会亦只是想把它们同化成“正常”公民：土著人要么被排挤到保留区，要么被迫放弃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性恋要么被当作犯罪，要么必须在公共生活中就自己的性倾向保持沉默；残疾人也以同样的方式隐藏在各种机构之中。 事实上，这些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说他们被不平等地对待了。他们被不公正地对待，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因为身份问题。换言之，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关注的是因身份不同而导致的政治不平等问题。

首先，金里卡认为，西方的每一个民主国家内都有两种严格的等级划分存在。第一种是经济等级，“该等级由上到下的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商业和工业资本家、职业工作者、白领工人、有技术的工匠、无技术的劳工”， 人在这个经济等级中处于什么位置，由他与市场或生产资料的关系而决定。针对这种经济不平等而进行的斗争就是再分配的政治。这种再分配的政治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阶级斗争，恩格斯强调，“平等的要求在无产阶级口中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不被马克思等人所关注的等级存在，那就是身份等级，它可以是“英格兰人要优越于爱尔兰人、新教徒要优越于天主教徒（无论哪种基督徒都要优越于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白人要优越于黑人或棕色人或黄种人、男人要优越于女人、异性恋者要优越于同性恋者、健康人要优越于残疾人” 。它广泛存在于历史上针对各种少数群体的歧视性法律中，也体现在现代传媒、博物馆、学校以及国家象征所呈现出来的对该族群的冷漠或成见中。并且，在经济等级和身份等级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金里卡解释说，“这解释了为什么马歇尔通过共同社会权利进行整合的策略对工人阶级有意义，但不能令其他群体感到满意”， 因为工人阶级问题是再分配政治关注的焦点，但不涉及承认政治问题。对挑战身份等级的人而言，部分地实现了经济的平等，如同性恋者或犹太人。但对妇女、黑人以及印第安人而言，他们对平等的要求既涉及再分配政治，也涉及承认的政治。

其次，金里卡解释道，身份的政治背后所存在的身份歧视问题，对自由主义而言是理论模式对文化本身的疏忽，或者说理论家下意识地选择了主流群体的文化为先决条件。这导致了理论对其他族群文化的先天漠视。换言之，文化背景对个体的自由而言并非无关紧要，它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第一视域，用伽达默尔的话说，这是前见——“就是一种判断，它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 它限制并影响了结论的生成。用金里卡的话讲，是“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主义价值必须同这些社会性文化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被界定和理解”。 换言之，是我们的背景文化给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后，个体的自决权才可能实现。应当讲，自由首先必须审视和改变我们的背景文化给我们带来的生活方式。对少数族群来讲，他们自然形成了一个独特社会，但现在被要求融入另一个社会，在另一种文化中生存，这个过程对他们以及另一个社会而言，都是艰难且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对他们而言，这不公平。他们被不平等地对待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要求主流社会承认他们的身份，即承认他们的文化，这个过程就是政治。

虽然，文化或身份问题是一个民族认同问题，但放在国家范围内来讲，它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不平等本身就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换言之，文化或身份承认的主要关注点并不在民族认同问题上，而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当然，承认的政治或多元文化主义是从文化入手来谈政治的，且是族群政治，它就必然涉及民族认同。简言之，多元文化主义在本质上既涉及民族认同，又涉及国家认同。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国家给予少数族群平等对待，而一旦要求得到满足，那么被平等对待了的少数族群在享受国家给予的身份承认待遇时，他们对国家产生或强化了认同。而另一方面，要求国家给予少数族群平等对待的族裔在斗争的过程中，联合了起来，增加了民族认同；当少数族群要求平等对待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这种民族认同进一步强化；当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时，他们对自身的文化或身份感到了自豪，因为他们因此而得到了平等待遇，因而他们的民族认同也会进一步强化。换言之，无论国家如何对待承认的政治，少数族群的民族认同都会得到强化，而国家必须在满足承认要求时才能够强化国家认同。简单讲，这是从民族角度谈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文化可以对政治产生影响，政治也可以对文化产生影响。

最后，针对不少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对长期的政治团结以及社会稳定是一种侵蚀，因为多元文化主义使“种族属性政治化”，造成不同种族群体间的竞争、不信任和敌对持续升温；过分关注承认的政治将瓦解我们实现再分配政治的社会能力——金里卡强调，我们有不少零散的证据表明，“文化多元主义常常是在巩固而不是在削弱社会团结”，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来讲，“就把移民整合进共同的公民和政治制度而言，这两个国家要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做得更好。此外，在这两个国家，都极大地降低了偏见也极大地增进了种族之间的友谊和种族通婚。没有证据表明，为移民争取更公平的整合条件已经削弱了民主的稳定性”。 同时，Horowitz也表示，“早一点、慷慨一点的放权可能阻止而不是助长种族分离主义”。 ^[6] 换言之，金里卡确信，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族群更公平的社会整合主张，是在强化而不是弱化国家认同，它的另一面是，如果国家不更公平地对待少数族群，那才会导致国家认同的弱化而出现种族的国家分裂。

当然，金里卡承认，多元文化主义同它所针对的民族主义一样，都有政治含混性，即民族主义既可以被用来建构具有排斥性的民族身份，也可以用来建构具有包容性、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身份；作为对民族建构回应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同样既可能增强国家认同，也可能弱化国家认同，关键是看国家如何行事。 HlzfrJjGdiILD5G2NvKkbGeVf3NC0KCEBcaZfvUs0bVjnKUOpohCIZO/5GSscG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