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美国哲学家霍勒斯·卡伦在1915年提出的“文化多元”概念以及1924年的“文化多元主义”概念，该概念试图说明美国内部移民和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 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等的兴起，学术界对“文化多元主义”进行了再思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多元文化主义”概念。 此外，亦有“差异的政治”“身份政治”“承认的政治”等术语，虽然这些术语在内涵上有细微差异，但在根本观念上却是类似的。 经过多年的发展，多元文化主义已有多重含义，但主要可从三个层面予以界定：人口、意识形态、政策。在人口方面，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社会是由共同生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多种族群文化团体组成；在意识形态方面，多元文化主义是普遍的政治、宗教精神气质，其中可能含有宗教宽容和相互尊重，以及允许族群文化团体传承族内文化的规范性，但并非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文化群体间的和谐共存；在政策方面，政府在立法、执法中体现政治管理的多样性以及群体间和谐氛围的程度。 ^[1] 它有多元化和平等两个重要特征。从多元化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承认并尊重人口与文化的多元，维护并支持文化多样性。从平等方面看，多元文化主义在承认社会多元化的基础上促进文化群体间在历史补偿的基础上相互尊重和理解，以建构一个立基于众多亚文化及其群体的国家文化、共同社会。

既然多元文化主义有多重含义，那么它必然会有很多内部差异。常士訚将之四分为激进多元文化主义、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保守多元文化主义。 但实际上，保守多元文化主义就其观点而言，是反对而非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因而这里不赞成它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分支。 激进多元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玛丽·杨认为，普遍主义的公民理想和观念建立在优势族群自我认同的基础上，他们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基于特定经验与文化的价值取向普遍化、中立化，造成“文化上的帝国主义”。 ^[2] 激进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承认少数群体的文化身份和多数文化具有相同的意义和地位，珍惜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将它视为国家的共同资产和力量，并根据差异原则和少数群体的文化特点区别对待，赋予少数群体以更多的文化权利，使他们能够有效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同时也能发展和享用自己的文化传统”。 这是希望通过差异公民身份去矫正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公民观所造成的不公正，从而实现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的真正平等。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在坚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同时，重视群体文化对实现个人权利的影响。金里卡认为，“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主义价值必须同这些社会性文化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被界定和理解”。 因而，他主张，少数族群有自治权利、多族类权利和特别代表权。 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调和激进多元文化主义和程序自由主义。其代表查尔斯·泰勒认为，差异政治在强调差异性的同时，忽视了普遍主义的平等原则，放弃了启蒙的平等构想；程序自由主义则在强调普遍平等主义的同时，抹杀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与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因而，他主张并论证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既承认差异，又坚持平等。 无论如何，多元文化主义都坚持平等与多元这两个基本观点。

在界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前，必须先对认同有个认识。认同是一个将心理学引入民族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派大师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认为，认同是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范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此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认同危机”。 ^[3] 经过发展，该术语已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共享的理论词汇。事实上，认同理论还受到米德“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把世界看成是符号的、象征的世界，相信主体在积极介入经验世界时，通过互动的方式重构自身”。 20世纪70年代，泰弗尔等人提出“社会认同理论”以解释群体社会行为。该理论认为，如果群体目标不一致，一个群体就会以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达成自己的目标，这导致竞争出现，群体间倾向于歧视和相互的敌意；如果群体间的利益一致，所有群体都朝着同一目标前进，彼此就更容易建立共同的、合作的、友好的关系。 ^[4] 换言之，该理论把认同视为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认知感和归属感，认为群体间个体会出现互动与分化、整合的趋势。而曼纽尔等人主张的后现代认同理论及其研究取向则是现代认同理论的新趋势。他们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经验的来源，应把意义建构的过程放在一种文化属性或一系列相关文化属性的基础上来解释；认同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意义进行内化并围绕这种内化过程建构其所理解的意义时，它才能够成为认同。 简言之，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交往中，通过辨别和取舍，从精神上、心理上、行为上等将自己和他人归属于某一特定客体”。

作为一种关系状态，认同总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中存在。自我是关系主体，他者是关系指向，自我正是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意识到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反省自身，从而确立了自我的“认同”。换言之，自我是在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才产生了认同。他者的存在是自我映照出来的镜像，是对他者认知后的一种反观。 研究认为，认同根源于人类的独特需要和相似需要，即自我既有向内寻求自我独特性的需求，又有向外寻求群体成员资格相似性的需求。 因此，认同首先意味着承认和尊重“他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里，认同有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两个方面，通过自我认同确立主体性，通过社会认同确立社会性。同时，认同还意味着一种宽容与平等的政治理念。既然认同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产生的，那么，在此过程中自我即意识到他人的重要性，即“在社会生活中积极接受他者的影响，不断吸收间接经验”。 这实际上印证着安德森对民族乃至群体的界定，它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换言之，认同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它一直处于一种流变的状态，个体在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中，随着自我认知以及他者对自我的不同影响，个体在自我群体与他者群体间不断经历着“认同——不认同——认同”的反复转变，具有后天的再生性。

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都是个体在与他者交往中所形成的对本民族与他民族，本国与他国的认知感、归属感和荣誉感。但二者对个体而言有着不同的含义。或者说，民族与国家在现代社会有不同分工。当然，对先民社会的部落或单一民族国家而言，二者几乎是同一的。但是，现代社会没有绝对单一的民族国家，这意味着民族与国家分别满足了现代个体的不同需求。民族认同是个体的文化身份归属，而国家认同是个体的政治身份归属。作为民族认同的文化 解决了“此人是谁”的问题，它提供给个体一个选择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选择并追求我们的幸福生活的观念”。 ^[5] 应当讲，民族为其族裔提供了信念体系、理解体系、态度体系和规范体系。 民族认同满足了个体的意义需求。而国家认同则是超越了民族这一群体的更大群体的认同，国家为个体提供的无论是消极保护还是积极保护，都是在满足个体的安全或政治的需求。当然，国家为实现国民的认同，也诉诸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但历史与文化有时候会成为分裂的依据，如英裔加拿大人为麦克唐纳在建国中的突出贡献而自豪，而法裔加拿大人却对此表示极大不满。然而，这并不表示国家不能诉诸文化，有研究表明，现代国家亦需强调政治文化建设，使国民具备基本的公民品德。 但这是政治文化，与民族文化不同。这里的问题是，国家如何满足个体的政治需求以获得认同。从实践来看，现代国家通过宪政、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来获得个体的认同。从合法性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程序型认同，不同于宗教或者魅力领袖等的意识形态型认同。 故而，在现代社会，“只有当公共理性不是简单地反映多数人的文化传统语言和宗教，而是包括了这个时候各种各样声音时才是有效”。 简言之，在认同意义上，国家是要满足个体的政治需求 ，据此它才能获得认同。

虽然，民族与国家在满足个体上有不同分工，但二者实质上可相互影响。民族认同具有相对于国家的依附性，因为近现代以来的国家控制力不断加强，使得人们对各自国家的认同意识不断强化，爱国在今天成为超越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界限的至高无上的原则。 在政治实践中，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族群或族裔能够离开国家而独立生存。另外，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互依存，没有民族也就没有国家，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的，而民族（并非单一）以国家为存在形式。周平即认为，国家认同会对民族认同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而多样性的民族认同则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某种消解性的影响。 事实上，这是文化与政治关系在群体间的反映，二者在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辩证关系”，“如果过于突出民族认同会被民族主义者所利用，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反之，如果忽视民族认同存在或压制民族认同也会引起民族不满，破坏民族团结，导致社会失序”。 BnMf7XiRqvbcTUtkM0ks0W+dOsKltnKTgB+yFS8wDwFOfb5tXufuE7uspDktsF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