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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民族乡法治建设的价值论研究，我们需要一定的社会主体结合民族乡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意识传统、民俗习惯等因素，以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为对象，用民族式的体验、风格和话语，对这一领域的社会发展现象和法治意识形态做出评价、选择和对价值取向进行分析。逐步理解民族乡法治建设的内在价值定位与价值选择、外在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同时我们还要认真思考基层区域的法治建设所蕴含的时代法治化治理精神。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又离不开一定历史条件下主客体范畴。
作为客体性质的民族乡法治建设也同样蕴含平等、公平、正义、效率、健康、权利、秩序、自由等各种内在价值形态。当然，在研究民族乡法治建设的内在价值形态时，我们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整体主义”（大系统）和“地方中心主义”（小系统）的关系。因为“国家整体主义”（大系统）无法正确地解释和解决民族区域的地方法与国家整体法的冲突，而“地方中心主义”（小系统）则过于强调民族乡法治建设的区域性，往往会忽略国家法治建设的整体性。为此，我们应该关注民族乡法治建设内在价值中存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整体性”与“自主性”的辩证关系等。
民族乡法治建设与发展的内在价值应该重点投放在更能体现区域法治发展的特性方面，如本土法治发展与域外法治发展两方面的价值关联。由此我们认为，区域法治自身内在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区域法治特殊性、自主性和个别性。就国家整体法治建设而言，民族乡法治建设着眼于社会“大系统”中的区域性，即为社会子系统的良性运行，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区域性法治化建设，这就体现为民族乡法治建设系统是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子系统除与大系统除具有共同的特征、属性、层次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倘若在民族乡法治建设系统中，只强调“一般”而忽视“特殊”，就将会严重影响民族乡法治建设的正常进行。
我们对中国当代语境中民族乡法治建设的解释和研究，集中表现为国家整体主义法治建设能在中国现实民族区域法治建设实践中推进，同时主要着眼于民族乡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诠释的“视界”方面。首先，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制建设“视界”与现实法治建设实践“视界”之间的积淀和流转、承继和扬弃的“视界融合”
，这里的“视界融合”的传统性与开放性使得我们对民族区域法治建设与发展进行解释和关注，这种解释和关注在现实与传统的交互碰撞中不断表现为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其次，它同样体现了具有开放、动态和现实嬗递的视界与保守、静态和传统法制建设及发展“视界”相互作用的“视界融合”。可见，我们研究民族乡现实法治建设问题的路径就是将法治建设过程理解为与理解者视野之间的和更具有开放性特征的“视界融合”。
区域法治建设必须满足“整体性”与“自主性”两个特性，在法治生成的土壤中，离开“整体性”的区域，这种法治的发展就会缺乏生存的根基。在民族区域民族乡法治建设与发展进程中，法治生成的条件是在“整体性”中寻求“自主性”，否则无法谈及法治的生成逻辑构建。如在民族乡法治建设的每个具体环节中，都得以国家整体性法治建设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完整建设的地方性特质。同时，现代区域性法治建设的时代灵魂就是寻求自主性，结合地方实际，使地方性法治建设充满生机与活力。具体而言，民族乡法治建设的自主性研究领域包括结合民族乡经济发展实际的政治建设法治化、经济建设法治化、科技建设法治化和文化建设法治化等方面。
区域法治发展的价值重在关注对社会发展的价值，亦即它能正确处理与社会发展、稳定与和谐之间的效用与满足的关系。民族乡法治建设的外在价值同样体现在对区域社会发展的价值关注，对该民族区域内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学者张敏杰曾在《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文中认为社会关系之所以不和谐，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是利益的失衡。鉴于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缓和民族乡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爆发的利益冲突，只有依靠民族乡的法治建设来保障。
同时，可持续发展
不仅要民族乡域内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与资源、人口与环境等各因素协调发展，还要与民族乡之间协调、民族乡与城镇间协调、民族乡内部间的整体与局部的统一与协调、该法治建设在时间与空间上相协调等。为了达到协调的目的，我们应该主要采用法治手段并辅之以道德手段，通过民族乡法治建设与发展，使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有效实施，逐步实现民族乡法治建设所追求的外在价值取向与内在价值追求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