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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什么是美，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休谟说过：“美在实体本身方面并没有一定的特征。它仅仅存在于审视事物的心灵之中，而每一个心灵所感受到的美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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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指出，原始部落猎人打死飞鸟或野兽等是为了吃肉，但鸟的羽毛、野兽的皮肤、牙齿、脚爪等是不能吃的，这些东西可以看作他的力量、勇气的证明和标志。因此，人类才用兽皮遮掩自己的身体，把兽角戴在自己头上，把兽爪和兽牙挂在自己的颈项上，甚至把羽毛插入自己的嘴唇、耳朵和鼻中隔。
也就是说，头上插羽毛的习惯是原始社会人们自我装饰习惯的具体体现，是一种服饰风俗的民俗现象，它最初表达的是人们在生存活动中所获得的胜利和喜悦的情感，后来才渐渐地成为专门的身体装饰物来表示他们对美的感受。
世界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审美方式，在审美观念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使是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审美的诉求也不尽相同，对于什么是美，各民族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随着人类学研究内容的深入和延伸，人类学家开始加强对非西方国家的艺术和审美问题的研究，扩展对审美文化认识的眼界，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非西方社会文化。身体审美作为审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众多人类学家关注的重点。古典进化论的韦斯特马克，功能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结构主义学派的列维-斯特劳斯等众多著名人类学家，以及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学科的著名学者都对身体的审美意识和表现形式进行过具体的阐述。
作为文化人类学开山门派的古典进化论学派，对人类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对古典进化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之人类学早期实际上受到许多其他学科的影响，因此本部分也将涉及达尔文及其他一些对人类学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的观点。在1871年达尔文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作者指出女性野蛮人非常注意她们的个人外表，她们对打扮的痴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达尔文分别详细描绘了穿唇、文身等野蛮人的身体装饰。在中非洲，“拉图卡部落酋长的妻子对斯·贝克尔爵士说，如果爵士夫人肯把下颚的四只门牙拔掉，然后在下唇上穿戴一根尖长而磨光的水晶，她就会漂亮得多”
。文身是新西兰的土著年轻女子的标准配置，她们说如果不在嘴唇上文一些线条，等到老的时候就会变得很丑。
而霍登托特人则崇尚肥臀，即所谓的脂肪臀，这一特点被当地男子大加赞赏。一个被公认的美人，她的臀部硕大至极，以至于坐在地上后无法再站起来，只有爬到高坡的地方才能站起来。一个北部印第安男子被问到什么是美时，他说，“一副宽阔而扁平的脸；小眼睛，高颧骨，左右两颊各有三四条宽黑的横纹；一个低平的额角、一个又大又宽的下颚、一个重厚的鹰爪鼻子、一身黄褐色的皮肤，和一对长长的、可以下垂到裤腰带的乳房”
。
达尔文认为，自我修饰、虚荣心和邀取别人的赞赏，是这些装饰的普遍动机，在头发的打扮上，在文身、穿鼻、穿唇、穿耳等装饰手段方面，虽然种族各不相同，但在人的心理方面有着密切的相类似的性格。野蛮人心目中的女子美，是夸大本种族每一个独特之点的倾向。最后作者指出，不同种族的不同审美标准对女子的长期持续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性选择，在一部分成员的体格和形态方面，也引起过某些少量的变化。
芬兰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所写的《人类婚姻史》研究了人类婚姻史中的各种文化现象，作者不惜笔墨用了两章的篇幅来阐述世界上某些土著民族吸引异性的原始方法。作者开篇指出，蒙昧部落在身上佩戴饰物，进行自我修饰的欲望，主要是为了进行性诱惑。除了各种饰物外，她们还喜欢用鲜艳的颜色对身体涂色、文身、进行疤饰等，为了在身上佩戴饰物，她们不惜对自己的唇、牙齿、鼻、耳、阴唇、阴蒂进行处理，其目的是对异性更具有吸引力。在书中，作者认为，年轻的福尔人女性将小铃铛拴在脚上，将金属饰环戴在颈上和腰上，将香水涂满全身，其目的是吸引情人。作者还认为，文身所产生的美感，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美感，文身的意图还在于产生对异性的诱惑力。一个艾特萨登部落的柏柏尔人曾对作者讲，民歌中唱歌的女性通常用美丽的文身来吸引青年男性的眼光，以至于男子们争着给姑娘们送礼，这样的女子在婚嫁时的聘金也非常高。此外，很多女性还对嘴唇、耳朵等身体部位进行残体装饰。非洲东部一个部落的女性在嘴上戴着唇环，她们觉得只有这样才美丽，“唇环越大，人就显得越尊贵”。在巴西的帕温佤族印第安人中，女孩子一旦到了婚嫁年龄就需要在上唇和下唇上分别穿孔，并塞进填充物，等结婚时取出，并放入一个更大的光光的白色石英石，用来证明这个女子已经结婚。除了嘴唇，耳朵更是会遭遇被钻孔、打眼儿的“折磨”。最遭殃的是耳垂，它们被用各种方式加以装饰。非洲摩尔西族人不但嘴唇上放盘子，而且把耳朵拉长透空，以放进盘子为美，耳盘越大越美丽。在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中，耳垂可悬于脖颈两侧，越长的耳垂越漂亮。
作者依据前人民族志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土著部落采用各种方式来装饰打扮自己，甚至指出蒙昧人经常穿用的衣物，实际也是一种装饰手段，因为有些赤身裸体的部落只有举行舞会和节庆活动时才穿衣服。有些民族，只有达到结婚年龄的女子才穿衣服。在萨利拉人中，只有妓女才穿衣服，之所以穿衣服是想以遮遮掩掩来吸引异性。作者指出，人们最初之所以用东西遮住阴部，主要是出于性诱惑。出于对身体的装饰是由于迷信的看法，“性冲动要比迷信观念更为原始”。
德国艺术史家、现代艺术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格罗塞认为，原始人的身体装饰艺术是两性求偶的结果。他的《艺术的起源》一书对原始艺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做了详尽的探讨和论证，其艺术观的根本理念认为社会经济组织、精神生活与艺术领域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在该书的第五章“人体装饰”里，作者根据自己或其他学者的民族志资料，详尽分析了原始民族的装饰和穿着，指出原始人体装饰的审美价值及装饰的实际意义。
格罗塞首次将穿鼻、穿唇、刺痕等永久改变的装饰定义为固定装饰，将索、环、坠子之类的暂时依附在身体上的装饰定义为活动装饰。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作者写到，爱斯基摩人的女孩子八岁时就要在脸上、手臂上、胸部等部位进行刺纹。比文身程度更深、表面看起来更明显的是直接制造疤痕，即将某个身体部位切割开，让其自然形成高高隆起的大小疙瘩。疤痕不但表示美，而且是年龄的体现。到了一定年龄一些民族的女孩子就要在胸部、腹部画十字交叉的线条，随着年龄的增大，乳房间也画上半月形的线条，线条是等级的标志，而等级又与年龄相关，从而看到不同的疤痕，就知道年龄了。
格罗塞认为就是最蒙昧的民族也会根据他们的审美观念，对大自然的装饰品进行再加工，使这些自然的装饰品更具艺术价值。各种装饰形式和主宰各文化阶段的身体装饰的原则相同，那就是对称和节奏。所有原始身体装饰，按照其目的都可以分为吸引的和排斥的两类。凡是被同性嫌拒的，对异性都是爱慕的。人们将自己装饰起来最大的、最有力的动机就是取得别人的喜悦。作者最后指出，“原始身体遮护首先而且重要的意义，不是一种衣着，而是一种装饰品，而这种装饰又和其他大部分的装饰一样，为的是要帮助装饰人得到异性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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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出，古典进化论学者认为土著民族女性的身体装饰虽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甚至具有对称和节奏美，但其审美的目的大多数停留在吸引异性，获得异性的青睐这个层面，虽然也有一些实用意义，但性的因素占据了身体审美相当大的比例，而对于其他可能的深层次原因没有进一步的探讨。
弗朗兹·博厄斯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美国历史学派的奠基人，其观点可概括为“历史特殊论”。他在《原始人的心智》和《原始艺术》两本著作中对原始艺术审美都有论述。在《原始人的心智》中，作者重点概括了原始部落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装饰艺术特点，作者通过对各个大陆的装饰艺术的广泛研究，证明了装饰图案在所有地区都与某种象征意义相关联，在他们的观念中将装饰物联想为符咒，或各种象征物。原始文化中存在大量的不同现象间的联想，如自然现象和个体喜怒哀乐的联想，部落群体和宗教观念的联想，装饰图案和象征的联想等，联想成为部落群体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作者认为原始人不存在纯粹的装饰性艺术，他们的审美愿望和象征意愿相互关联在一起，最为典型的就是衣服上的装饰与战争的关联。“在北美平原的印第安部落中，三角形和四边形图案几乎总是用来表达某种确定的象征意味。它们可能是对战争业绩的记述，可能表现祈祷者，也可能以某种方式表现与超自然有关的其他观念。”
《原始艺术》一书是在作者对北美洲和南美洲众多的原始部落进行田野调查，同时参考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成稿的，该书重点研究了原始艺术的起源问题和原始艺术中的审美问题。在博厄斯看来，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通过语言、唱歌、跳舞等很多方式而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在该书中作者依然认为，原始群体的审美动机与象征意味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原始艺术中存在两种形式的审美，一种是单纯依靠形式本身给人的审美意义，另一种是某种形式内含着其他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赋予该形式以更高的审美价值。博厄斯根据有关学者提供的民族志资料，花了较多的篇幅来分析装饰纹样的象征意义。他认为男性和女性对装饰品含义的理解各有差异，如达科他印第安人无论男女大家通用很多装饰性图案，但所表达的含义千差万别，如乌龟的纹样，在女人那里是与婴儿的出生和女性成熟有关，而在男人那里则是诛杀敌人的象征。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罗维（Robert H.Lowie）是坚定的历史特殊论者，忠诚地维护着博厄斯的思想。他最主要的代表作《初民社会》中在描写澳洲的马赛人时写到，已经结婚的女性必须戴着铁项圈和耳环以区别于未婚女性，另外，长袍也是已婚女性的标志。马赛人的孩子还要把木柱插入耳孔中，并通过增大的木柱逐渐使耳孔变大。作者在《文明与野蛮》一书中写到，坡里尼西亚的女人用草木的汁液来洁肤，用椰子油涂身，用香花做项圈，坡里尼西亚人的文身不只是装饰的目的，刺花刺到舌头上，是丧礼的象征。此外，文身还有避邪或权力的意味，在新西兰，只有酋长的脸上才能刻上类似他船上才有的螺旋纹。荷匹族的处女把头发包住两耳成“压花式”以表示她是待嫁的姑娘。马赛伊妇女则用铜项圈来表示她是名花有主的人。
以博厄斯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学派通过对原始人艺术及审美的研究，认为原始人不存在纯粹的装饰艺术，其审美动机大多数是与象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女性的身体审美也是一种象征，即使男女装饰图案相同，其含义也相差甚远。虽然博厄斯的观点较古典进化论学者的女性的身体审美是性诱惑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提高，但只是一种表面的探讨，没有给予更多的实例，也没有更多地去分析各种审美方式代表怎样的象征意义。
英国功能学派是现代人类学理论学说中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学术流派，其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都在自己的经典民族志中不同程度地论述了土著女性的身体审美特点及各种装饰所具有的功能。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野蛮人的性生活——关于（不列颠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的求爱、结婚和家庭生活的民族学报告》一书中，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土著男女的装饰以及他们在爱情、婚姻和部落生活中的关系做了详细描述。作者在书中不时描述特罗布里恩德土著女性对自己的装饰和打扮。在第十章“调情和性生活心理”中，作者指出身体美在该部落中的重要地位，什么样的美在这里才算真正的美，什么样的女人才是美人。土著人的标准是旺盛的精力、匀称的身体、黝黑光滑的皮肤。作者详细描述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女性各个身体部位的审美，她们的观点是，首先，整个面部应该是丰满而圆润的，丰满而光滑的脸颊、适中的下巴、落在前额上的头发都是美的体现。其次，眼睛应该是性感的，嘴巴应该是有多种用途的，特别是在性爱中，鼻子应该是丰满肥大的，耳朵要适中，牙齿应该是染黑的，头发应该是飘逸的，眉毛应该是无毛的，下巴应该是光洁的，身材应该是瘦长的，乳房应该是坚挺丰满的，这样的女人才是美的。
英国功能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一书探讨了安达曼岛人的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和巫术信仰等。布朗对于安达曼岛人的装饰进行了大量描写，指出安达曼岛人装饰身体的方法有割痕、体绘、佩戴饰物三种。布朗认为对身体的划痕、体绘以及佩戴饰物不仅仅是为了使自己变得美丽、更有吸引力而炫耀自己，还是某种力量的标志，这种力量或永久或短暂，存在于整个社会及与社会相关的一切东西之中。在安达曼岛“无论男女每个孩子都必须行割痕礼（scarification）。割痕手术开始于孩子很小的时候……通常是在皮肤上切割出一系列平行的线条或切口，图案则由手术执行者自行决定……若问缘由，土著人只有一个理由：有人说这样会使人的外表更好看”
。除了北方诸部落，其余的都是由女人用一种锥利的石片来施行，疤痕大都在背上、肩上、后颈上、胸上、腹上、手背和脚背上。体绘对于安达曼岛土著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装饰方式，他们通常用灰色黏土、白黏土、红颜料来绘体。一般情况下，只用白黏土在身体上绘出一种蛇形图案或是一排排的短线，但当他们跳舞或做仪式时体绘就需要红颜料，他们将红颜料和白黏土混合在一起绘成图案，这种图案对于安达曼岛人来说是更美的，更具吸引力和表现力的。
作者还详细介绍了安达曼岛土著所佩戴的个人饰物：绳腰带、项链和腿环、露兜树叶饰物、辫绳、树叶围裙、编织物和象牙贝饰物、骨头饰物、贝壳饰物、种子饰物、竹子项链、树皮吊兜、月桂木舞蹈饰物、肩带以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图案。在安达曼岛上，社会地位的高低尊卑体现在佩戴的饰物上，如在妇女中不同的腰带类型体现不同的社会地位，腰带展示了妇女在社会中特殊的价值。
在功能主义学者眼中，女性的身体审美被赋予了功能色彩，身体上的饰物和装饰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彰显，不同的饰物展示的是不同的社会等级。功能主义学者关于女性审美的观点基本弥补了美国历史学者的不足，对装饰的社会功能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结构人类学大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是首位对审美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取得重大理论突破的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作者分别详细描绘了吐比克瓦希普族妇女在仪式过程中的身体装饰。吐比克瓦希普族妇女身穿棉裙，手腕和脚踝上紧紧地绑着线圈，脖子上戴用貘齿或鹿骨串成的项链，在脸上她们用简尼巴果汁液刺花，双颊上各有一条从耳垂开始延伸到唇角的粗重斜线和四条垂直线，下巴上有四条水平线，每条线上还有无数的短线，头蓄短发，并用由棉线绑在一起的小木棍做成的梳子梳理头发。
作者认为这些装饰代表了仪式的庄严与神圣。
列维-斯特劳斯觉得体绘图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体绘图画几乎是一种图画手术，是把艺术移植到人体上面，同时这些画身体的习俗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漂亮、迷人，可以用色情动机来加以解释。作者写到，卡都卫欧妇女在巴拉圭河两岸非常受欢迎，很多混血儿和其他族的印第安人都跑到这里定居结婚，主要是因为卡都卫欧妇女的脸孔与身体绘画，身体绘画增强了对异性的吸引。同时作者还向读者展示了体绘在社会中的作用，一方面，绘画是土著人由野蛮向文明转化的标志，使个体更有现代人的荣誉感；另一方面，不同的图案具有区别阶级的意味，体绘可以直接展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姆巴雅贵族展示阶级地位的方法是在身体绘图或刺青图案，刺青图案类似贵族的家徽。
在《结构人类学》一书的艺术篇中，列维-斯特劳斯对北美西北海岸、中国、西伯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四种原始艺术进行比较，指出立体造型与平面描绘既是对立关系，又是功能关系。之所以是对立关系是因为装饰改变了装饰本身的结构，产生了拆办和错位效应，如卡杜卧艺术绘画描绘的是已经改变了真实的脸的形象。除了具有装饰的用途外，卡杜卧女子的性爱魅力也可以部分地用错位来解释。无论是卡杜卧绘画的无规则的非对称美还是毛利文身的严谨对称美，这些都产生于折半原则的逻辑发展。之所以是功能关系是因为各种装饰的需要是由社会决定的。在土著人头脑中，任何物体在没有被装饰之前，都不是独立的物体，必须经过具有实用功能的装饰后才能获得独立性。因此人脸需要装饰，“因为只有通过装饰，脸才获得其社会尊严以及神秘的重要性，装饰是为脸而设想出来的，脸本身只有通过装饰才存在”。
毛利人的脸和身体的装饰是在半宗教的气氛中进行的，“文身不仅是装饰、不仅是贵族的象征和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标志；它们还是充满着一精神和道德意义的启示。毛利人的文身不仅旨在肉体上印下图样，还为了在精神上打下这个部族的所有传统与哲理的烙印”。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结构主义学派学者对女性的身体审美较前人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不但继承了前人的成果而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不仅指出身体装饰是为了美，还指出装饰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而且对身体审美在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并认为一些装饰是艺术的再现。但这些研究基本处于服务他者的境地，或是证明所在社会的观念，或是论证所在社会的组织架构等主流问题，对于女性身体审美的研究没有提升到一个较高的高度。
美国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谈到艺术与人类学的关系时说：“人类有一股不可抗拒的美化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艺术之源，它引领我们去装饰几乎每一类物体，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利用可能最早的一种艺术形式，全世界的人们都通过绘画、文身、划痕、穿孔、装饰品，甚至整形的各种手法的结合来美化身体。”
他认为所有的民族都进行着艺术表现，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装饰自己的身体，一方面展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也是该民族成员身份的标志。艺术品有多种用途，但是，不管某个特殊艺术品是用来欣赏，还是用来驱邪，或是祈求神灵保护等，它都要求艺术品的符号表征与强烈情感表达的特殊结合。人类为了解释、表现和享受生活，通过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从而产生了审美的艺术。
著名人类行为学家戴斯蒙德·莫里斯在《裸女》一书中通过生动的事例详细地介绍了女性身体各部位的历史，描绘了不同民族、地域、习俗的人类所展现的光怪陆离的身体。该书从头发、眉毛、耳朵、眼睛、鼻子、面颊、嘴唇、嘴、脖子、肩膀、手臂、手、胸部、腰、臀、腹部、背部、阴部毛发、生殖器、屁股、腿到脚详细地介绍女人身体，作者除了对女性天然特征的关注，同时也指出了不同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下产生的不同的审美情趣对女性身体所造成的“内在变革”。
美国斯坦福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学者玛莉莲·亚隆的《乳房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里“好乳房”和“坏乳房”所蕴藏的意义。在第二章作者向我们详细地描绘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乳房的审美。中世纪末期，乳房的色情化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标记，改变的只有理想乳房的大小、形状和功能差异。中世纪的画家与诗人偏好小而高挺的乳房，乳房之下是宛若怀孕肥硕的大腹。文艺复兴顶峰时期，意大利人偏好胸膛宽阔、臀部丰满与大腿肥壮的女性。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则不太在乎女人乳房的大小，反而比较关心它们的口感，喜欢用苹果、奶油、牛奶与缤纷花园来形容乳房。
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向我们详细描绘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伊丽莎白时期人们对乳房的审美，在一系列的审美变迁中，乳房的大小、形状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终乳房褪去色情的迷思成为西方文明的标志。
从整体来看，西方人类学界对女性身体审美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猎奇、普遍感兴趣、广泛收集田野资料过渡到透过不同的审美行为挖掘其审美动机、功能和意义的过程。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人类学家开始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对特殊的身体部位的审美进行共时、历时的剖析和解读。女性的身体审美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引起每位人类学学者的关注，但是，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长期处在碎片化的状态，往往被用作分析其他问题，如去论证所在社会的组织架构、族群认同、社会观念等所谓的主流问题。此外，前人对女性身体审美的分析多停留在象征主义阐释和功能主义分析方面，研究成果略显单一和陈旧。身体审美的时代性、多变性、易逝性确实是在研究中需要克服的难题，但人类学者对其深描是必要和必需的，这对于快速消失的传统审美的存照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将身体审美放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分析，例如，身体审美的变迁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对社会环境的连带影响等，这类以身体审美为语境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有关女性身体审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对以汉族女性为对象的身体审美的研究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以少数民族女性为对象的身体审美的研究上。此外，部分学者还对中西方身体审美观念做了对比。
在以汉族女性为对象的身体审美的研究中又主要分为两个领域，其一是在宏观上对女性身体审美的发展历程、表现特征等进行阐释，其二是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身体审美进行概括与总结。
在女性身体审美发展历程、表现特征等宏观叙述上，杜朝辉的《我国女性身体审美文化的社会学分析》一文认为，上古时期，女性的身体以硕大、强悍为美，体现出一种强健的、战胜自然的审美意识。在阶级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导致了女性病态的身体审美意识。在现代社会，女性身体审美文化中仍然残留有“男尊女卑”的审美意识，对身体的健康美并不十分重视。
李景刚的《谁在操纵着女性身体的美——关于女性身体审美现象及审美意识历史流变的考察》一文指出，原始社会的女性身体美是以生殖为基础的；但到了男权时代，男性按照自己喜好来塑造女性身体，产生了形态各异的审美表现形式；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开始以自我审美意识为中心，试图打破男性视觉权力的框架，但由于过分的审美表现，女性身体审美又陷入了消费审美的怪圈，女性身体成为商业审美的符号。
刘春、谭正新的文章《女性身体美的发展演变》，同样回顾了女性身体美发展的基础，指出女性身体美经历了从重视生殖力的原始时期到以性吸引为基础的文明时期的转变，并指出人的精神美、形体美与社会和谐美的一致是女性身体美的最终归宿。
对于女性身体审美的发展过程，杨斌的分类更为详细，在《女性身体美的历史审视》一文中，中国女性身体审美的历史大致被分为八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女娲时期的生殖崇拜之美；第二阶段是文明社会初期的健壮、自然形体之美；第三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素朴之美；第四阶段是汉代至唐朝才能和相貌并重的审美意识；第五阶段是宋代到清朝的阴柔病态之美；第六阶段是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审美意识回归健康形体之美；第七阶段是“文革”时期女性身体美的缺席；第八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审美观念的多元之美。同时文章还指出，身体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美的形体应该是自然的躯体与内在心灵美的结合。
邓天杰、沈招燕的《论中国人体美学的嬗变》一文与杨斌的论述大体相似，同样论述了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女性身体审美的认知和审美表现，如远古时期、春秋时期、先秦、魏晋时期、唐代、宋代等历史阶段。
除了这些整体意义上的论述，一些学者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身体审美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他们专注于某个历史发展阶段，在详细描述审美表现的基础上，分析审美的成因，揭示身体审美的历史发展规律。这些文章研究的身体审美特色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唐代、晚清、近代、现代等历史发展阶段。
方英敏的《先秦美学中的身体审美和身体问题》阐释了先秦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体审美，作者认为，史前时代的审美具体表现为以“丰硕”为美；夏、商时期的女性美以女杰“妇好”、女巫、女乐为代表，其中女杰“妇好”延续了史前时代女性健康、质朴的美，女巫表现出夏、商巫术文化中女性的知性美，女乐体现出审美意识由功利向审美欣赏的转变；战国时代人体审美以纤柔为美，完全抛弃了史前及春秋时代的审美观念。最后作者指出，先秦身体审美意识经粗犷到纤柔的转变，最终人格美发展为身体审美意识的时代特征。
李梅的《先秦服饰审美文化研究》一文指出先秦服饰中点、线、面相结合，注重整体感，同时服装追求流畅的长线型的流体美，服装具有“可穿可舞”的“泛艺术”倾向。其中线的突出特征成为中国服饰的基本审美原则之一，这一特征还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的人物画，表现出对衣服褶纹的重视。
邢珺的《唐代女性服饰性感美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唐代女性服饰性感美，并分析了其原因。文章指出唐代女性服饰的发展从遮面、戴帷帽到大胆露面，以裸露面部和颈部为美，中唐前后的袒领和袒领襦裙服，将这种审美意识推向了顶峰，高腰裙装衬托着丰腴的身体更显风姿。另外，文章还对唐代女性的装饰加以描写，主要包括眉妆、唇妆、面妆、面饰、发饰与发式等。最后作者指出唐代女性的服饰性感美与经济政治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对外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的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菁的《唐代女性形象研究》，以唐代的诗歌、小说、墓志等为线索，对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了唐代妇女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变化。作者指出唐代妇女形象丰富多彩，以柔弱为普遍特征，而贤妇成为主流文化追捧的女性审美发展的楷模。
段炜的《晚清至五四时期女性身体观念考》分析了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对女性身体观念带来的影响。作者指出女性身体观念处在一种随时变化的状态，不同的政治氛围对女性身体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思考。女性身体并不是自然纯粹的生理躯体，而政治文化的设计规训着社会中的身体。
曾繁花的《晚清女性身体问题研究》认为，晚清时期人们希望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来拯救民族的危存，因而女性被赋予“国民之母”的荣誉，女性的身体健康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身体审美的兴趣。文章主要探讨了女性在足部、面部的妆饰，对乳房的护理等，指出追求天足成为当时的审美特点，强健的身体成为女性追求的目标，还出现了女子体操、女性脚踏车等健身方法。
李为香的《从缠足到高跟鞋——中国近代女性身体审美符号的变迁》以女性的脚为焦点，文章指出从缠足到高跟鞋的审美变化，体现了女性身体审美符号变迁的连续性。无论缠足还是高跟鞋，女性都以自己的脚作为自我展示的舞台，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表现自己的身体美，同时还可以实现社会参与。从缠足到高跟鞋审美符号的变迁体现出女性身体美是以主流社会男性审美为参照标准，但同时也反映出女性自我束缚甚至自我摧残的特征。从缠足到高跟鞋的历史变迁是近代中国女性身体审美观念的进步，是传统审美与现代审美融合的产物。
龙运荣的文章《都市女性身体审美与媒介塑造——一种身体人类学的视角》认为，审美标准因民族、文化背景、历史时期的差异而不同。作者总结出现代社会的身体审美的四个明显特征：第一，大家追逐时尚潮流；第二，女性服饰以休闲款式为主；第三，人们的审美观念踏上媚俗之路；第四，人们出现了集体审丑的狂欢。文章还指出都市女性审美观念与大众传媒的塑造息息相关。
在《百年中国女性审美价值标准变迁的文化评析》一文中，作者曲凯音论述了中国女性近百年来审美价值标准的变迁。作者认为，女性审美价值标准、对美丽的定义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人们普遍认同的女性美是一种感官的愉悦和精神上的享受，各个时代所构建的关于美的价值观与同时代人们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念是相一致的。
综观上面以汉族女性为对象的身体审美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主要在宏观层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女性身体审美意识和女性美进行整体上的概括和总结，并简单指出不同阶段女性身体审美形成的原因。在这些宏观的论述中没有地域的分别，没有年龄的差异，除了服饰的表现形式外，也没有其他更为细致的审美表现形式，身体美仅仅是为了表现美而存在，却无其他任何社会意义。
关于少数民族审美的书籍和文章很多，但专门论述少数民族女性身体审美的文章数量则骤减，这些研究基本都表现在微观层面。这些微观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女性的民族服饰、文身、文面、饰齿等方面。
服饰是包括服装、饰物、发型、化妆等在内的多种因素的有机整体。服饰除了实用功能外，它也是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承载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同时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特色。服饰对于女性来说更多了一层装饰效果，是突出女性美的有效工具。关于少数民族的服饰审美，学者研究得较多，如叶莉的《彝族服饰审美意识研究》一文中指出彝族女性喜爱使用带有花纹图案的丝腰带，一些女性为了美观和保护平安还用树皮做成树皮腰带。此外她们还有腰围，最初是为了保护衣裙的干净整洁，后来逐渐成了装饰品，以突出女性的身体美。她们还有耳饰、腕饰等，其主要功能是美观漂亮。
类似的对服饰的研究非常多，如陈明媚的《布依族妇女审美现象探究》、张建敏的《布依族服饰——蜡染中的鱼图腾崇拜与审美特征》、雷文彪的《桂黔白裤瑶服饰艺术的审美人类学考察》、周谨蓉的《景宁畲族服饰纹样中蕴含的文化与审美》、鞠斐的《历史的深度展示——黎族传统服饰的文化个性及其审美价值简论》、冯燕的《凉山彝族服饰设计符号研究及传承与利用》、柳小成的《论贵州苗族银饰的价值》、谭华的《苗族银饰的美学取向探究》、徐红梅的《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中的图像记录研究——以互助土族服饰为例》、井菲等的《浅谈元江花腰傣挑花工艺的服装功能解析》、曹娅丽的《试论土族服饰中蕴含的原始信仰审美观》、吕霞的《土族头饰的文化内涵》和《土族服饰及其审美内涵——土族审美文化研究之二》、段晓昀和王英莉的《鱼·牛·生命意识：黄岗侗民头饰文化的审美省思》、周梅的《宗教视野下羌族释比服饰的象征内涵研究》、孔丽波的《壮族服饰文化的审美意蕴论析》、赵永强的《佤族妇女首饰的艺术特点》、王洪波的《造型·生态·符号·海南黎族妇女服饰文化蕴涵透视》等。各民族女性不同的服饰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些服饰不但具有审美功能，同时还具有社会功能，它们标志着女性的成长阶段和社会角色。
文身在国内少数民族是比较常见的审美方式，黎族、壮族、傣族、彝族、高山族、独龙族等很多民族都有文身的习俗。符策超的《黎族纹身图式的象征意义》一文从龙（蛇）纹、雷神纹、青蛙纹等多种文身图式分析其象征意义。文章指出黎族文身妇女普遍认为，作为装饰使用的文身图式有胸前的项圈状纹、手腕或脚腕部的环状纹和手部或腿部的花草纹。
杨鹓的《桶裙·文身·饰齿——壮侗语诸民族的服饰文化类征》一文还指出黎族的族规规定黎族妇女必须文身，文身不但是美容的手段，更是获得族内成员认可的标志，是婚嫁的前提条件。文章还指出黎族的文身非常复杂，不同的支系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身图样，甚至同一支系内不同的血缘也有着不同的图样，有的文身还是其图腾的标志。
关于黎族妇女文身的习俗，学者的研究还有很多，如姚丽娟的《浅谈海南岛黎族妇女民俗文化》、符策超的《黎族与古越族后裔文身之比较》、陈甜甜的《黎族与高山族文身的比较研究》、赖文君的《黎族文身史研究》、陈华文的《试论文身图式——黎族和高山族文身图式及延伸研究》、王沫的《海南黎族文身及其社会性》等。
毛佑全的《红河沿岸傣族纹身习俗》指出居住在滇南红河沿岸河谷地区的水傣（傣仂）男女，在下腿、手臂、手腕、手掌背等部位都刺有黑色或深蓝色的各种图案，水傣的这些文身最初是出于巫术护体的目的，后来才有了审美意义并世代相传。
东方既晓的《傣族妇女的文身》一文指出，傣族妇女文身因地而异，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一点。现在文身的功能和意义与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文身总是与生活、爱情相关联。
关于傣族文身的文章还有张庆松的《傣族的纹身密码》，张雁梅、傅东云的《孟定傣族纹身调查》，胡玥的《勐海傣族文身调查》，杨军、吴汉怀的《傣族文身的造型特征研究》，等等。
高志英在《独龙女文面的文化阐释》一文中认为，独龙妇女文面是一种特殊的审美现象。文章指出独龙族历史上有两种身体装饰方式，一是以独龙毯、藤圈、珠链等饰品加以装扮、修饰身体的各部位；二是对颜面部位施行文面来进行装饰，文面是在面部皮肤上留下永久性图案和花纹，在独龙族中曾经是一种普遍被认可的美的象征。
在《浅析独龙族女子蝴蝶式文面习俗》一文中，王鑫欣认为独龙族人把蝴蝶式文面视为美，独龙人认为文面时青蓝色的图案，能更加映衬出嘴唇、口舌和牙齿的红、白颜色及轮廓，死后脸上所文的图案比平时更明显，因此认为文面死后更好看，这种审美观与她们的原始图腾崇拜有很大关系。
此外，关于独龙女文面的研究还有周云水的《文化交流与独龙族妇女文面的隐语》、白瑞燕的《独龙族妇女纹面考》等。
饰齿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流行。台湾高山族的阿美人和卑南人喜欢涅齿，即将牙齿染黑。张文勋在《民族审美文化》一书中指出，云南饰齿习俗存在于布朗族、德昂族、佤族、傣族、基诺族、哈尼族和阿昌族中，以染牙为主，还有戴牙套、镶牙等方式；书中详细介绍了各族染齿的年龄、方式及功效，作者认为染牙既有保护牙齿的实用性，又有愈美愈黑的装饰性。
杨鹓的《桶裙·文身·饰齿——壮侗语诸民族的服饰文化类征》一文写到过去壮族还流行凿齿，现在基本不见，但桂西地区的壮族妇女仍流行染齿，她们染的是红牙齿，这是其长期嚼吃沙橘、芦子的结果。
除了以上学者对汉族女性和少数民族女性两个重要群体的身体审美研究，部分学者还对中西方身体审美观念做了对比。胡敏在《中西人体美观念及其表现形式比较研究》中认为，人类对人体美的观念有民族、国家、地域、阶级等方面的差异，文章比较了中西方艺术中人体美表现形式的异同，揭示出中西民族人体美观念、趣味以及表现形式等和社会存在的因果关系。最后指出，中西人体美观念、审美情趣、表现形式等有相似之处，甚至还存在着共性，如以健康为美，以生命力为美，强调人的精神气质等。
王珏在文章《中西身体观比较刍议》中论述了中西方在面对身体性这个存在事实时表现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章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指出，中西方在身体存在论上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身体观。
对哈尼族女性审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饰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史军超、毛佑全等一批学者就开始对哈尼族女性的服饰进行研究。李宁的《流不尽的万般神韵——解读哈尼族服饰文化》、杨晓的《简之隽永、繁之丰韵——哈尼族服饰文化初探》、李期博的《哈尼族妇女服饰及其审美内涵》等文章是较早研究哈尼族服饰的文章，这些文章把支系众多的哈尼族服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随着哈尼族文化被人熟知和哈尼学者的增多，研究哈尼族服饰的文章竞相涌现，并出现了更加全面的细化研究，特别是某个支系的服装和配饰，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例如，马翀炜和李晶晶的《混搭：箐口村哈尼族服饰及其时尚》、蒋贞的《澜沧江流域的爱尼妇女服饰》、周裕兰的《源于自然审美的哈尼族白宏人女性服饰生态文化初探》、任晓波的《西双版纳平头哈尼女性传统服饰研究及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白永芳的《哈尼族服饰文化中的历史记忆》、袁爱莉的《哈尼族奕车女子服饰文化及其审美内涵》、武斌的《无字的真衣 穿着的文化——浅析元江县那诺乡哈尼族的服饰艺术》、李丽祥的《哈尼族碧约支系传统服饰审美解读——以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克曼村为例》、李亚宏的《普洱阿卡女性服饰的文化特质及其内涵》等。这些文章主要是将哈尼族某个支系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关注服饰的审美表现外，还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其文化意义。
在哈尼族众多的支系中，居住在哀牢山、无量山间深山密林中的奕车支系人口稀少，同时由于交通落后，地处偏远，长久以来学者对其关注较少，但其审美文化特殊，各种原生态文化保存相对完好，对研究哈尼族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已有数本学术著作对奕车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进行研究。其中毛佑全、傅光宇合著的《奕车风情》是最先对奕车人进行研究的著作，该书对奕车人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服装配饰、恋爱婚嫁、丧葬礼仪、村寨住房、节日庆典、信仰祭祀、文学艺术等内容做了概括性的描述。这本书为外界了解奕车人提供了方便法门，也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奕车文化的参照和坐标。王清华、史军超合著的《云海中的奇婚女性》是对整个哈尼族女性进行研究的著作，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哈尼族女性从出生到青春期，到结婚，到主持家务，最后到老年的一生，反映了哈尼族女性勤劳、贤惠、吃苦耐劳的人格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书中对奕车女性也有部分描述。年轻学者对奕车的研究当数澜清和丁桂芳，澜清的《丰饶——哈尼族奕车人的亲属关系》一书，从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的角度切入奕车社会，详细地向读者展示出奕车人复杂而有序的社会亲属关系。丁桂芳的《自由与禁忌——哈尼族奕车人婚恋制度研究》则向读者展示了奕车人特殊的恋爱、婚姻模式。
除了这些专门的著作外，对奕车人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章在恋爱、婚姻家庭方面颇多涉及。重点介绍奕车人的婚恋习俗的文章有毛佑全的《叶车人婚姻习俗浅析》《叶车人的婚俗》《哈尼族奕车人婚姻、家庭形态透视》，丁桂芳、黄彩文的《哈尼族奕车人离婚现象的人类学分析》，岚峰的《在酒与歌的旋律中——哈尼族奕车男女青年“阿巴多”纪略》，黄彩文、丁桂芳的《哈尼族奕车人“阿巴多”酒宴与青春期教育》，陈斌、丁桂芳的《哈尼族奕车人车艾制度研究》等。
针对奕车女性身体审美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服饰方面，如毛佑全的《哈尼族奕车女子服饰、发式的变化》《奕车女：哀牢山中的服饰革命》两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奕车女性的服饰、发式的历史沿革及其在现代社会发生的变化。此外，还有袁爱莉的《哈尼族奕车女子服饰文化及其审美内涵》、张迪清的《哈尼族奕车女子传统服饰探究》、任新义的《一个与传统观念决裂的典型事例——哈尼族奕车女性服饰变革的启示》、王佳丽和赵明的《哈尼族奕车人扭裆裤的结构研究》等论文。
限于目前的认知水平，无法穷尽国内外所有关于女性身体审美的研究成果的梳理，但通过上述对主要学者相关研究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目前国内涉及女性身体审美的著作和论文相对较少，内容不够全面，大多数只是一种现象的简单描述和浅表分析，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民俗学领域；另一方面，虽然身体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等学科开始起步发展，但是缺少具有一定质量的关于女性身体审美的民族志，很少把身体审美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系统、深入的研究。最后单就哈尼族奕车人而言，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亲属制度等领域，而对于独具特色的奕车人审美方式除了一些简单服饰介绍外，基本无人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更无人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和解读。本书希冀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有意义的补充和尝试。
[2] David Hume，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 （Scholarly Publishing Office，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2007），p.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