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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稳步快速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74.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7%。经济学家的经验研究表明，40年来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主要归功于要素的投入增长引擎和“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市场不断引入短缺要素，加之稳定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及“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促成了4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历资本和劳动力的有形要素投入、结构优化和制度创新进而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之后，都将面临经济发展放缓的严峻现实。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如何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本质上来说，需要实现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的转变，从低成本的“数量竞争”向高技术含量的“品质竞争”转型升级。中国“十一五”规划强调了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的重要性，“十二五”以来我国社会发展中科技事业战略地位逐步提升且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等科技计划的支撑下，涌现出一大批创新能力强及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从而使得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进入技术追赶、逐步赶超的发展阶段。“十三五”时期，在全球科技创新新趋势情境下，中国发展进入经济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历经“蒸汽机时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电气化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计算机信息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一场席卷世界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并将创新战略部署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美国环境和健康领域支出占政府研发非国防预算拨款的57%，英国的这一数据为33%。日本也在《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中选定了13个科技创新方向，以应对未来社会发展科技领域的挑战。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逐渐呈现新的特征，科技、产业和管理持续的融合，跨领域科技创新融合，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合作融合，进而必将催生出新的经济形式、产业结构、业态分布和创新模式，也将进一步开创社会进步、科技发展以及生活方式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需求显得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迫切，因而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显得尤为关键，迫切需要增强生物医药的自主研发能力、构建环境污染控制和生态修复体系、发展低碳循环经济。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技术水平与全球领先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中科技创新整体上较为薄弱，关键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核心技术有待突破，创新体系仍然不够完备，这些都是未来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改革、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
从国家的统计数据可观察到，中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支出逐年增加，R＆D投入强度（R＆D投入占GDP比例）也从1995年的0.57%上升到2015年的2.07%，投入额度达14169.9亿元（见表1-1）。据悉，国家统计局2016年公布了《2015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其数据显示了2015年我国财政科技经费的支出情况：①全国R＆D投入总额达到14169.9亿元，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1154.3亿元，增长了8.9%；②R＆D投入强度占GDP的比例为2.07%，较2014年提高了0.05个百分点。数据可从以下两方面具体解读。①从活动的主体来看，主要包括高等学校、政府属研究机构和各类企业，其经费总额分别为998.6亿元、2136.5亿元和10881.3亿元。其中，高等学校经费较2014年增长了11.2%，占比7.0%；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较2014年增长了10.9%，占比15.1%；各类企业经费较2014年增长了8.2%，占比76.8%。②从活动的类型来看，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其经费支出分别为716.1亿元、1528.7亿元和11925.1亿元。其中，全国基础研究经费较2014年增长了16.7%，占比5.1%；应用研究经费较2014年增长了9.3%，占比10.8%；试验发展经费较2014年增长了8.4%，占比84.1%。总体而言，其总额持续增长，R＆D投入强度亦稳步提高。相关数据显示，企业已成为国家提高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的核心载体，而R＆D投入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关键途径和重要的衡量标准。
表1-1 1995年以来我国R＆D投入强度数据修订情况
综合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维持了40年的快速增长，续写着古代中国的神话。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亦为这种突击型和粗放型的快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然环境的破坏、非再生资源的浪费。当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新的发展旋律，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内驱力，更是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我们也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中的排名并未得到有效提升，总是在30名左右徘徊。国内外的经济报告和学术研究也总是将中国称作新兴的经济体和后发追赶者，为中国产品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这也说明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发展是创新的结果”，首次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并认为其意味着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自熊彼特开创创新理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创新的起源、含义以及发展规律，从宏观角度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强调创新的起源、过程、效应等内容；20世纪7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拓展了技术创新的研究范围；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为第三阶段，技术创新呈现综合化趋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创新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企业可以被看作一个生产函数（Nelson，1991）。由此而言，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并且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主要建立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Balkin et al.，2000），较低的R＆D投入无法积累企业的无形资本，也很难开发出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抵御竞争者的市场攻击行为（Kim et al.，2009）。R＆D投入既是企业创新的源泉，又是为重要的战略投资，它有助于新产品的开发，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建立先发优势（Baum and Wally，2003；Kim et al.，2009）。虽然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投入的过程中面临资源需求大、回报周期长、投入风险高等挑战，但是它们也在创新投入之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技术创新促进了新产品的开发、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表现；技术创新能够帮助企业进入新的市场领域并占据先发优势；技术创新帮助企业形成以核心技术为驱动的核心能力并维持核心竞争力（Baum and Wally，2003）。
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认为，股东既拥有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又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它是最大化利润的最终受益人，与公司订立合同的其他方的利益会随着股东利益的实现而实现。所以，如何降低股东与高管的委托代理成本，使二者利益达成一致以缓和他们之间的代理冲突，进而获得投资回报，一直是公司治理问题探讨的重点所在（冯根福，2006）。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直接关系到其生存和发展问题，故而，不断有学者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中引入创新。Lazonick（2000）和O′Sullivan（2000）的研究指出，企业的本质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应该是创新，于是产生了以“创新企业”为基础的公司治理理论。成功的企业和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其绩效并相互竞争的核心内容就是创新。关于创新理论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应用，学者重点探究了治理模式、股权结构、治理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对R＆D投入的影响。关于治理模式与创新的关系，公司技术发展的路径和技术创新的特性会因不同的治理模式而产生差异，各自的差异最终促成一个国家的产业专业化。王昌林（2004）的研究便得出了以上结论，他在研究中将一个国家的产业部门分成劳动、资本和技术三种密集型产业并分析了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及德日公司治理模式与公司根本性创新、渐进性创新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指出，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该治理环境使得我国的公司治理与产业专业化之间的关系不稳定。关于股权结构与创新的关系，Lee和O′neill（2003）的研究认为，不同国家的治理形式相异，股权集中度也就不同（例如美国的股权相对分散，日本的股权相对集中），那么在其影响下，股权集中度对R＆D投入的影响亦有所不同，而激励和治理动机共同导致了这些不同之处。关于治理激励机制与创新的关系，Zahra等（2000）发现，在规模中等的企业中高管持股以及外部董事持股有利于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赵洪江等（2008）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对2007年新版《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并得出研究结论：董事长持有股份会减少企业的创新投入。与此相反，任海云（2011）认为，由于企业研发活动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并存在着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所以很难对其进行监督。但是企业可以使用激励机制，例如赋予高管一定的持股比例，让他们也成为公司的股东，从而更好地缓解研发活动中的代理矛盾。总而言之，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背景下，随着国家政策不断引导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技术创新改革的持续深入，如何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进而驱动企业的R＆D投入将成为实践界热议和学术界追踪的重要问题。
企业研发活动的过程复杂漫长且结果很难预测，研发活动需要具备高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以及大量的资源储备，而且R＆D投入给企业带来的回报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公司和高管都热衷于企业R＆D投入（Fischer et al.，2001）。然而，R＆D投入是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和实施的一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性战略投资行为，高管在此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有关公司治理与R＆D活动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早期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司治理对R＆D决策的影响，近年来学者逐渐认识到公司治理不仅影响企业的R＆D决策，还会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控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和利己行为。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公司的股东（委托人）与高管（代理人）之间存在代理冲突，高管因机会主义倾向而规避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和R＆D投入，追求企业的短期绩效以获得短期利益。R＆D投入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决定企业创新水平的战略决策，而且是衡量企业高管利己行为的风向标，因此，委托代理理论成为研究股东与高管在R＆D投入中代理冲突的理论视角之一。
在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之下，协调股东和高管之间的利益成为董事会的主要职责（Eisenhardt，1989）。Fama和Jensen（1983）认为董事会对高管的监督、评估和奖励能够促使高管采取有利于公司长期绩效的R＆D决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董事会特征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且研究结论存在众多争议。此外，现有文献研究多侧重于董事会的某一个特征，如规模、独立性、领导权等，研究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而鲜有研究关注其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特征因素进行整合而形成一个综合的测度指标的研究更加缺乏。本书将使用董事会效率模型统一测度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结构和董事会战略决策对高管的监督作用，以及它们对企业创新和R＆D投入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考察对企业战略决策起关键作用的董事会和高管，如何缓和彼此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协同为企业创新和R＆D投入决策。
除了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之外，公司治理领域的部分学者以董事会的资源提供特征为出发点，结合资源依赖理论探究董事会与企业战略决策和R＆D投入之间的关系。Hillman和Dalziel（2003）最先结合公司治理领域的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指出董事会在扮演公司股东利益维护者角色的同时也为公司提供了关键的资源，因而提出董事会资本的概念。Haynes和Hillman（2010）在Hillman和Dalziel（2003）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董事会资本模型，该模型以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基本概念，通过董事会资本的宽度和董事会资本的深度区分董事会资本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Dalziel等（2011）在研究董事会与R＆D投入关系时，认为董事会关系资本能够促进R＆D投入增加和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对董事会资本概念的解释和种类的划分，有关董事会资本与高管之间的关系，以及董事会资本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和R＆D投入等问题的研究还十分缺乏。本书以此为突破口整合资源依赖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研究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Nakahara（1997）的研究表明，高层管理者（或经营者）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中起到关键作用，获得高管支持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R＆D投入的至关重要因素，这种支持需要对高管进行股权、薪酬和期权等方式的激励，较高的激励将有效推动高管进行企业创新。中国学者也认为高管持股、高管激励、高管薪酬、股权激励都会显著影响企业的R＆D投入（刘运国和刘雯，2007；杨勇等，2007；张宗益和张湄，2007；王燕妮，2011）。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高管激励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董事会与高管之间的代理冲突，进而促使企业做出有利于R＆D投入的决策并予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