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R＆D投入相关议题

一 R＆D投入文献计量分析

与前文分析董事会主题研究类似，企业研发投入（R＆D investment or input）研究也同样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选用多种文献计量软件展现R＆D投入议题研究的发表趋势以及研究主题的网络分布情况。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有效准确的选择是根本。本书分三个步骤来搜集和分析数据：第一步是选择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搜索文献，它是同行评议最好的数据库。第二步以“R＆D input”“R＆D investment”“R＆D expense”“technology innovation input”“technology innovation investment”“technology innovation expense”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检索1990年以来有关R＆D投入的外文文献，选择类别为“Mangament or Business”，文献类型为“Article”，一共获得2231篇文献。第三步是有效地分析数据，选取文献记录的时间跨度为“1990-1-1至2016-12-31”，并使用纯文本格式将文献的信息导出，以此作为研究的数据池；然后采用相关软件对该数据池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绘制知识图谱。

图2-9显示R＆D投入议题的文献数量呈现缓慢渐进上升趋势，虽在某些年份（如1993年、1998年、2000年、2006年）有下降趋势，但整体呈现缓慢渐进上升态势。R＆D投入议题的文献数量在1990～2004年增长缓慢，在2007～2016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从年产出量90篇快速增长到2016年的217篇。尤其在2014～2016年短短两年时间内，R＆D投入相关研究文献发表数量由162篇快速增长至217篇，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足以见得创新和R＆D投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表2-3显示了1990～2016年发表文章数量前十名的机构名称，哈佛大学发表了36篇，位列第一；明尼苏达大学发表了30篇，位列第二；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了29篇，位列第三；国立首尔大学发表了28篇，位列第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了26篇，位列第五；苏塞克斯大学发表了25篇，位列第六；鲁汶大学发表了24篇，位列第七；麻省理工学院和米兰大学均发表了23篇，并列第八；国立新加坡大学发表了22篇，位列第九。与前文董事会议题的文献分析相比，R＆D投入议题发表文章数量前十位的研究机构呈现出国别的多样化特征，除了美国机构占据一半席位之外，来自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各个大学均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重要期刊论文（见表2-3），这预示着创新这一个国际性的热门话题和研究议题，吸引着来自全球的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目光。

相较于前文董事会议题的文献分析而言，董事会研究主要存在于公司治理制度比较完善的欧美国家，而相关R＆D投入的文献依然是美国发表最多（739篇），除此之外则分布于较多地区，如中国（149+132=281篇）、韩国（107篇）等亚洲国家（见图2-10）。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和行业技术追赶欧美国家的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越来越重视企业的技术创新和R＆D投入，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转型升级为目的的创新创业和企业的R＆D投入正在企业间如火如荼地进行，自然也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深入的研究探索。

表2-4显示了发表R＆D投入议题文章数量前十位的期刊及其发表数量。从表2-4中可以看出，在国际知名期刊 Research Policy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和 Technovation 等中均有R＆D投入主题的文章发表，数量依次为283篇、52篇、126篇和97篇。这四部重要期刊中也包含了发表R＆D投入议题文章最多的期刊，即 Research Policy 。R＆D投入议题文献的集中发表反映R＆D投入是公司的战略决策之一，需要董事会充分发挥其决策的功能，并且在执行该政策决议时，落实其监督职能，并协调好与高管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企业的R＆D投入发挥作用，以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本书选取频次11次及以上的54个关键词，根据关键词之间的共被引关系绘制了如图2-11所示的R＆D投入研究主题网络分布。所选取的54个关键词的前29位按照出现频次高低依次是“创新（innovation）”“研发（R＆D）”“中国（China）”“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专利（patents）”“生产力（productivity）”“创业（entrepreneurship）”“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技术（technology）”“中小企业（SMEs）”“企业绩效（firm performance）”“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创新政策（innovation policy）”“对外直接投资（FDI）”“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s）”“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技术政策（technology policy）”“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研发强度（R＆D intensity）”“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技术改变（technological change）”“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医疗行业（pharmaceutical industry）”“新产品开发（new product development）”“战略（strategy）”。其中，“创新（innovation）”和“研发（R＆D）”出现频次位于前两位，分别是285次和200次，位于第三、第四和第五位的是“中国（China）”、“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和“专利（patents）”，出现频次分别为79次、67次和56次。可见，企业的R＆D投入和专利数通常是学者用来研究创新领域和衡量企业创新的重要指标，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的创新和R＆D投入问题。由R＆D投入主题网络分布还可以看出“创新（innovation）”位于网络中心，“研发（R＆D）”、“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和“中国（China）”是三个次中心。

关于R＆D投入研究的知识基础，本书采用了文献计量的常用方法之一：共被引研究。其研究所采用的样本是被引用的参考文献。共被引研究的原理是假设两篇文献同时被另外一篇文献所引用，这证明这两篇文献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共被引研究将被引用的参考文献按照共同被引用的原理组成网络分布和聚类分布，将有助于识别某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为了探究R＆D投入研究主题的知识基础和学术共同体的聚类特征，本书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对R＆D投入研究数据池的文献展开研究。

图2-12以前述的2231篇文献的65536篇参考文献为基础，选取频次高于60次的60篇核心文献组成共被引网络及聚类（60篇文献的具体信息见附表1）。绘制网络聚类图谱主要遵循以下几个步骤：①将检索到的R＆D投入研究主题的题录输入文献计量软件Bibexcel，题录中包含了众多信息，如作者、发表年份、发表机构、期刊、摘要、关键词、被引文献等；②选择引用频次60次以上的60篇文献，通过文献计量软件Ucinet构建共被引矩阵；③根据Hidalgo等（2007）的做法将矩阵通过标准化方式转化为0-1矩阵；④将矩阵导入Ucinet软件，采用其内置的Netdraw软件绘制网络聚类图谱，本书的聚类数据根据网络Modular-Q值判定为3，即通过软件分析将60篇高引文献分为三个聚类，如图2-12所示。

图2-12中显示了网络图谱的三个聚类，其中，聚类1处于网络核心位置，而另外两个聚类群处于网络边缘。图2-12中圆圈大小代表着文献被引频次的多少，因此节点较大的圆圈代表着重要的文献。接下来，本书根据这些高引文献的具体内容对这三个聚类加以分析。

聚类1包含33篇文献（见表2-5），可以分为三类：创新理论构建、经典理论基础和理论融合以及方法论。其中创新理论构建的文献包含技术相关和创新相关两个方面，共有15篇，分别是Cohen（1990）、Zahra（2002）、Lane（1998）、Kogut（1992）、Ahuja（2001）、Cassiman（2006）、Jaffe（1986）、Henderson（1996）、Tushman（1986）、Levin（1987）、Chesbrough（2003）、Laursen（2006）、Von Hippel（1988）、Henderson（1990）和Powell（1996）。经典理论基础和理论融合的文献有15篇，包含竞争优势与核心能力相关理论和组织行为相关理论两个方面，分别是Wernerfelt（1984）、Barney（1991）、Leonardbarton（1992）、Teece（1986，1997）、Porter（1980，1985）、Dierickxi（1989）、Porter（1990）、Nelson（1982）、Penrose（1959）、Cyert（1963）、Grant（1996）、March（1991）和Levinthal（1993）。方法论的文献有3篇，分别是理论构建案例的Eisenhardt（1989）、量化研究的Aiken（1991）和Hausman（1984）。

聚类2包含12篇文献（见表2-6），可以分为两类：R＆D投入核心议题、R＆D投入基础理论和方法。其中关于R＆D投入核心议题研究的文献有5篇，分别为Griliches（1979）、Hall（2002）、Himmelberg（1994）、Pavitt（1984）和Dixit（1994）；关于R＆D投入基础理论和方法的文献有7篇，分别为Jensen （1976）、Schumpeter（1942）、Arrow（1962）、Nelson（1959）、Wooldridge（2002）、Arellano（1991）和Heckman（1979）。

聚类3包含15篇文献（见表2-7），可以分为两类：R＆D投入与投资、R＆D投入与专利。其中关于R＆D投入与投资的文献有12篇，分别为Cohen（1989）、Kuemmerle（1999）、Lundvall（1992）、Nelson（1993）、Vernon（1966）、Floroda（1997）、Frost（2001）、Coe（1995）、Audretsch（1996）、Aitken（1999）、Dosi（1988）和Romer（1990）。关于R＆D投入与专利的文献有3篇，分别为Griliches（1990）、Jaffe（1993）和Almeida（1996）。

由以上分析可知，近30年R＆D投入主题研究体现出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文献数量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且自2014年以来增长迅速；第二，研究核心日益明显，最近的研究核心在于“创新”和“R＆D”；第三，创新和R＆D投入的议题正在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热门话题，吸引着来自全球的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热衷；第四，通过对本书数据池的高引文献的聚类分析发现，引用频次较高的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创新理论构建、经典理论基础和理论融合、方法论、R＆D投入核心议题、R＆D投入基础理论和方法、R＆D投入与投资和R＆D投入与专利等七个方面。

二 公司治理与R＆D投入

（一）公司治理与创新

创新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Nelson，1991），然而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国之内不同公司的治理结构之间存在差异，会对创新产生不同影响（Tylecote and Conesa，1999；Lazonick and O′Sullivan，2000；Lee and O′Neill，2003）。Fagerberg等（2005）指出，一些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相近的企业，创新表现却不同，说明创新并不能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来解释，需从企业内部进行考察，将创新与企业的组织特征联系起来。Belloc（2011）认为，从企业内部来看，创新取决于个体是否投资于创新项目、个体如何将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整合到企业里，而这些均是由公司治理体系决定的。这种讨论基于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但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没有涉及创新问题。Miozzo和Dewick（2002）也指出，公司治理的主要理论没有整合有关创新的经济学分析，以至有关治理与创新关系的研究进展缓慢。鉴于创新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尝试将创新引入公司治理的理论中。O′Sullivan（2000）和Lazonick（2000）提出以创新企业为基础的公司治理理论，即公司治理的组织控制理论。虽然公司治理的组织控制理论对治理与创新的关系做了全面分析，但理论检验类似于比较公司治理的方法，通过历史资料比较美、德、法等国的治理演变，分析创新的变化及经济绩效的差异（O′Sullivan，2000；Lazonick，2000），然而目前明显缺乏更深入、规范的实证检验。

首先，关于治理模式与创新研究。在公司治理领域，经常把治理模式分为以英美公司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模式和以德日公司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模式。Tylecote和Conesa（1999）认为，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且治理模式的差异化与部门专业性优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Miozzo和Dewick（2002）则认为与外部治理的结构（如英美）相比，内部治理的结构（如德国）有利于R＆D投入。中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华锦阳（2002）比较了德日的内部治理模式、英美的外部治理模式以及中国国企传统的治理模式。王昌林（2004）的研究认为，不同的治理模式导致技术创新特性的差异和企业技术发展路径的差异，并最终形成一国的产业专业化。

其次，关于董事会制度与创新研究。Tricker（1994）认为，董事会结构是董事会发挥作用的基础，它关系到董事会权利的平衡，决定了董事会的效能以及在公司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一些实证研究也说明了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效能更好（Yemack，1996；Eisenberg等，1998），而Cleyn和Braet（2012）使用比利时49个制造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得出，董事会规模和企业的产品创新显著正相关。Boone等（2007）、冯根福和温军（2008）、Chen（2013）的研究认为董事会独立性有利于R＆D投入或企业创新。Zahra等（2000）通过231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得出，董事会规模适中（最优11人）、董事长和CEO两职分离有利于企业创新。Hoskisson等（2002）认为以内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倾向于内部创新，而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则倾向于外部创新（如收购创新企业）。我国学者王永明和宋艳伟（2010）使用中国2004～2007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独立董事的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没有直接关系。刘晓敏等（2005）在对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研究中引入经营管理者行为这一独立研究变量，分析认为CEO和董事长职务分离有利于经营者关注企业长期发展和发挥自身能力。刘伟和刘星（2007）对我国信息技术类企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对信息技术投入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最后，关于治理激励机制与创新研究。Rajna和Zingales（2000）认为企业治理的焦点应转移到研究企业向人力资本提供激励的机制这一方向上来。在股权激励研究方面，Berle和Means在其经典著作《现代公司与私人财产》中认为，随着经理人拥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增加，他们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他们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偏离则会减轻。关于管理层持股的进一步研究出现了两种观点：利益一致性效应（Covergence of Interests Effect）和经营者防御效应（Managerial Entrenchment Effect）。就利益一致性效应而言，其认为经理人持有较多股份可使其与股东利益一致进而促进公司的创新发展（Jensen and Meckling，1976；Jensen and Murphy，1990）。Zahra等学者（2000）通过中等规模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发现，企业经理人持股以及外部董事持股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Miller等（2002）关于“拥有股权的管理者更愿意承受风险”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证明，高管持股可以减少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冲突，使高管与股东对待风险的态度趋同，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投入。关于经营者防御效应，Fama和Jensen（1983）的研究认为，如果经营者持股水平过高，处于较高地位的经营者出于自身职务安全考虑，以保守的态度甚至滥用特权做出一些反接管行为，这将不利于企业资源的有效分配和经营活动的最优选择。

（二）公司治理与R＆D投入

R＆D投入能够降低现有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创新竞争力，从而帮助企业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市场垄断能力，并获得超额利润。现有的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R＆D投入与企业绩效或公司价值之间的相关关系。Hirschey和Weygandt（1985）基于市场价值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R＆D投入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将持续而系统地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进一步对比企业广告营销投入和R＆D投入对公司市场价值层面的改变和影响，Bublitz和Ettredge（1989）的研究表明在前者的影响下公司获得的价值较为短暂，而R＆D投入使公司获得的市场价值更为长远和持续。Hall（1993）则以托宾Q理论为视角，通过测度长期均衡市场价值，认为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R＆D投入所产生的股票市场的公司无形资产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下滑。Sougiannis（1994）认为企业实施R＆D投入之后产生的披露收益能够真实反映R＆D投入为公司带来的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并进一步将R＆D投入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分为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前者反映了由R＆D投入传递和产生的价值，后者是R＆D投入间接产生的资本化价值，其中，后者的作用更为明显。

通过梳理现有关于公司治理影响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文献，发现学者基于不同的样本来源、绩效指标、调节变量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见表2-8）。Chung等（2003）研究公司治理中的外部董事、机构投资者以及财务分析师如何监督高管行为，继而对R＆D投入产生影响的。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对R＆D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托宾Q）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效应；而对于外部董事和财务分析师较多的企业而言，R＆D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对于这两种因素都较少的企业而言，这种关系并不显著。Le等（2006）验证了独立董事、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三种外部监督机制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指出：证券分析师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独立董事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采取薪酬股权等激励措施影响高管R＆D决策，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间接的；机构投资者直接拥有R＆D投入的决策权，进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明显而直接。Hall和Oriani（2006）通过不同国别之间的横向比较验证R＆D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Chang等（2008）、Yeh等（2008）、Chung和Shen（2009）以企业宣布R＆D投入的信息作为R＆D投入的代理变量，验证公司治理对于R＆D投入信息发布与企业获得的超常收益率（CAR）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Chang 等（2008）的研究表明，对于拥有较高内部持股比例、较大董事会规模和股权集中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企业而言，当增加R＆D投入的信息发布后，公司在股票市场的价值提高更为显著，这说明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正向调节R＆D投入与股票市场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Yeh等（2008）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董事会规模较小和独立董事较多且独立性强的企业，企业的R＆D投入与股票市场的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Chung和Shen（2009）认为公司治理具有监督（董事会和审计）和契约（经理人薪酬）两种机制，其实证结果表明，具有高效监督机制的公司会在公司宣布R＆D投入时使自身在资本市场获得较高回报，而具有完备契约机制的公司会在公司宣布资本投资时在资本市场获得较高收益。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国外少，陈守明等（2012）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综合验证了股权性质和领导权结构两个因素对R＆D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其结果表明，股权性质的调节效应为负，而领导权结构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为正。

其中，有不少关于股权结构影响R＆D投入的研究。股权结构是指构成股份公司的各主体股份的占比和性质等股权特征，其决定了股东结构、股权集中度、大股东身份，并最终影响董事会人选和高管层的代理权等治理机制（李维安和郝臣，2015）。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股权结构对公司管理模式和战略决策的影响，总结起来主要存在三个侧重点：股权性质、所有权性质、股权集中度。首先，学者关于股权性质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Love等（1996）的研究认为公司股权为外资所有会对企业的产品创新产生促进作用，然而Dixon和Seddighi（1996）的研究则认为股权性质与R＆D投入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其次，学者关于所有权性质对R＆D投入影响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其中，Margolis和Kammen（1999）的研究表明如果产业中的R＆D投入主要源于政府投资，R＆D投入将长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冯根福和温军（2008）的研究认为国有股东虚置产权主体、缺乏监管的动力和能力、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故而其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提高。白艺昕等（2008）认为私有产权控股的公司与国有产权控股的公司相比，其R＆D投入与企业的创新效率更强，企业更具有生命力。刘小玄（2000）亦认为国有企业的R＆D投入明显低于其他股权性质的企业。

最后，学者就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关系进行了结构的横向比较以及区域的纵向比较。Hill和Snell（1989）的研究认为股权越集中，单个股东之间就越容易协调行动并运用其投票权影响管理层的决策，使企业管理者更倾向于做出对股东利益有利的决策。Baysinger等（1991）的研究分析也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Francis和Smith（1995）的研究指出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由于中小股东持股比例很小，监督收益不足以弥补监督成本，“搭便车”行为成为最优选择，因而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中代理问题的解决。Lee和O′Neill（2003）则通过对美国和日本两国样本企业的对比研究发现，美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日本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进一步验证了两者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可能与各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特征对其存在一定的影响有关。国内学者杨勇等（2007）的实证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冯根福和温军（2008）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U形关系，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白艺昕等（2008）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与R＆D投入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二次非线性关系，且股权制衡与R＆D投入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于骥和宋海霞（2009）分析指出股权集中和分散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动力及决策选择。

表2-8总结了公司治理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影响的主要研究成果。

三 董事会与R＆D投入

就董事会规模对R＆D投入影响而言，董事会治理领域的学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规模较大的董事会为R＆D投入提供更为充分的行业分析、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Dutta等（2004）的研究验证了董事会规模越大，R＆D投入的强度越高。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反对以上观点，认为较大规模的董事会本身存在较高的沟通成本及较大的协调和调度难度，而且，当R＆D投入等决策与董事自身的实际损益关联不大时，董事“搭便车”的消极治理效应会出现，进而降低董事会的决策效率。Rao和Lee-Sing（1995）以及Boone等（2007）的研究则验证了董事会规模较大反而会降低R＆D投入强度的论断。除了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之外，Zahra等（2000）认为中等董事会规模将更有利于R＆D决策；周杰和薛有志（2008）及杨勇等（2007）则认为董事会规模并不会影响企业的R＆D投入；刘胜强和刘星（2010）的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对R＆D投入的影响呈倒U形，即董事会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会降低效率。

董事会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独立董事占比和董事会领导权结构。其中，就董事会人员结构对R＆D投入影响而言，学者主要考察董事会中内外董事的占比对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多数学者认为外部董事能够代表股东的利益，从而消除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Fama and Jensen，1983；Subrahmanyam等，1997）。Chung等（2003）、Boone等（2007）及张宗益和张湄（2007）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在公司中所占的比例与R＆D投入呈正相关关系，有外部董事参与的董事会将促进R＆D投入等相关的公司战略决策。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外部董事与R＆D投入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周杰和薛有志，2008；Rao and Lee-Sing，1995；David等，2001），甚至存在负相关关系（Hill and Snell，1989）。

董事会代表公司股东的利益来监督经营者的管理和决策行为，决定重要作用发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的成员有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之分，至于两者之间谁更具监督作用，学者各执一词。一方面，有部分学者认为外部独立董事比内部董事更具监督作用，有益于公司的绩效。Mizruchi（1983）认为公司聘请的外部董事与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独立，更能代表公司股东的利益，而对经理人的决策起到咨询和监督的作用。Hart（1995）和Jensen（1993）的研究表明，内部董事通常由公司内部提拔而来，与经理人的关系较为密切，因而很难起到对经理层决策的监督作用。Fama和Jensen（1983）认为外部独立董事通常是公司从外部经理人市场聘请的其他公司的杰出领导人，其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和价值，而产生动机监督经理人的决策行为，以提高公司的绩效水平。学者们在实证研究中验证了以上观点，认为外部独立董事与股东的利益是协同关系，在一个拥有较多外部董事的公司中，当业绩较差时，经理人更易被免去职务（Weisbach，1988；Warner et al.，1988）。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外部董事虽然更有动力监督经理人的战略决策等行为，但他们容易由于缺乏对公司的了解而做出错误的监督行为。Baysinger和Hoskisson（1990）认为，外部董事可能通过严格监督经理人决策而保护股东的短期投资不受侵害，然而也可能无意间对经理人的战略决策产生不恰当的判断和监督而影响企业的长期绩效。Lorsch和Maclver（1989）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无法获得关于战略决策的丰富且全面的信息，而内部董事由于熟知行业动向和商业法则，可以根据企业的内在情况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Dutta等的研究（2004）也表明，外部董事无法全面掌握公司的内部战略类型和行业技术发展情况，因而不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R＆D决策。

董事会领导权结构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兼任情况，一般划分为两职合一和两职分离两种情形。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学者们比较支持两职分离的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以此消除机会主义动机和代理人的“败德行为”。当董事会的领导权为两职合一时，这就意味着公司失去对经理人的监督机制，从而失去董事会的监督能力。Weir等（2002）认为由CEO主导的董事会根本无法控制，且不利于公司的治理绩效。Lehn和Zhao（2006）也认为两职合一的董事会结构将削弱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国内学者张宗益和张湄（2007）也认为两职分离与R＆D投入呈正相关关系。

董事会会议举办次数增加一般发生在公司的股价下跌之后，公司为了改变绩效，通过董事会会议改善公司的运行绩效（Vafeas，1999）。董事会会议次数同时也是反映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性和有效性的显性指标（Lipton and Lorsch，1992）。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加使得董事会成员更好地履行监督的职责，使得高管层能够在与股东利益协调一致的前提下进行公司治理的行为（李常青和赖建清，2004；赖建清等，2014）。董事会的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能够促使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降低，从而增加高管与股东利益一致性的协同效应并降低代理成本（周建波和孙菊生，2003）。董事会持股比例反映了公司对股权激励的重视程度。现代企业的很多董事并非拥有公司的股权，因此，其监督的积极性会降低并产生诸如“搭便车”的现象。为了重塑董事会的监督机制，董事可重新成为股东（刘亭立，2009）。公司实施激励性计划，通过增加董事对公司的持股，可以提高董事持有的权益额并最终使股东获益（Jensen and Meckling，1976）。

四 高管和高管市场与R＆D投入

（一）高管内部治理与R＆D投入

（1）高管特征与R＆D投入。高管的特征是指高管的年龄、教育程度、任职年限等要素特征，又可以分为共享性特征和异质性特征，其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的R＆D投入等战略决策。众多的文献中有关高管特征对R＆D投入影响的结论存在显著差别。就高管的教育程度而言，Barker和Mueller（2002）的研究表明，CEO教育程度与R＆D投入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CEO具有高级学位时会促发R＆D投入水平提高。就高管的年龄和任职年限而言，刘运国和刘雯（2007）认为高管任期与R＆D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且年龄较小的高管在任期内对R＆D投入得更多，高管的离任会显著降低R＆D投入水平。Barker 和Mueller（2002）也认为CEO年龄越小且任期越久，R＆D投入水平越高。而张兆国等（2014）的最新研究则认为，高管任期对R＆D投入的影响存在临界值（倒U形关系），即高管刚开始具有获取个人财富和实现成就感的强烈愿望，随着高管任期的增加，R＆D投入也增加；当任期超过临界值后，高管就会逐渐表现出不思进取的心理及行为特征，随着既有任期的延长，R＆D投入反而减少。

（2）高管激励与R＆D投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企业所有者（委托人）和企业经营者（代理人）存在代理冲突，代理问题的存在导致高管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股东财富最大化，因而削弱了高管对R＆D投入等高风险企业战略决策的倾向和追求（Wright et al.，1996）。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对高管进行期权和股权的激励能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趋同，从而提高战略决策和投入的一致性。Nakahara（1997）的研究表明，高层管理者（或经营者）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中起到关键作用，获得高管支持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R＆D投入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支持需要对高管进行股权、薪酬和期权等方式的激励，高效的激励措施将有效刺激高管进行企业创新的动力和意愿。中国学者也认为高管持股、高管激励、高管薪酬、股权激励都会显著影响企业的R＆D投入（刘运国和刘雯，2007；杨勇等，2007；张宗益和张湄，2007；王燕妮，2011）。

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Balkin等（2000）认为在一般企业中高管的长期和短期报酬并不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在高科技企业中高管的短期报酬与企业的创新行为和R＆D投入有一定关系。Wiseman和Gomez-Mejia（1998）的研究表明，高管做出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出于风险规避的角度，股权和薪酬等高管激励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高管的决策风险，因此高管激励并不能彻底解决高管的风险规避倾向。Mcconnell和Servaes（1990）、Hubbard和Palia（1995）的研究表明，高管持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存在一个范围的临界值，而处于临界值两边时相关关系完全相反。此外，中国部分学者以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两者关系，认为国有公司高管的持股比例和高管薪酬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R＆D投入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魏锋和刘星，2004；梁琛和杨俊，2009）。

（二）高管外部治理与R＆D投入

R＆D投入等创新活动的高风险特征使高管与股东之间存在代理问题，有效的外部高管市场对高管在R＆D投入等创新决策和活动中表现出特有的治理优势，为此有关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Gabaix和Landier（2008）的研究表明，外部高管市场会根据经理人的业绩表现进行价值评估和薪酬水平的制定，有效的高管市场可以让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会将本公司的R＆D投入和R＆D决策与市场中其他公司和经理人进行比较，进而制定经理人的薪酬水平和激励措施。马慧和陈胜蓝（2014）认为有效的高管市场为公司雇佣方与受聘的经理人之间的相互选择提供了实现最优匹配的途径和方式。在高管市场的机制作用下，若高管对R＆D投入等战略决策采取风险规避的措施，公司将进行经理人变更和薪酬水平降级，这会对经理人声誉产生消极的影响。

外部高管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一般体现在高管市场供给和公司聘请外部高管倾向两方面，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高管市场供给，Gutierrez和Surroca（2014）的研究表明，当外部高管市场的供给充足时，公司可以从高管市场中选择符合股东和公司发展需求的高管为公司服务，从而使更换在职高管的策略得以实现。Zhang和Rajagopalan（2003）及Aguilera（2005）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更换在职高管的概率会随着外部高管市场人才供给的增加而提高。因此，高管为了减少因外部高管市场供给影响而被公司更换和解聘的可能，会关注通过R＆D投入等长期投入增加公司的长期效益，实现与股东利益的协同发展。关于公司聘请外部高管倾向，Park等（2012）认为美国高新技术公司为了给在职高管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加强对R＆D投入等创新活动的关注，会提高聘请外部高管的倾向。随着外部高管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治理作用的逐步发挥，公司聘请外部高管的倾向也在逐步呈上升态势。Holmstrom和Kaplan（2003）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聘请外部高管的倾向在20世纪70至90年代从15%上升到26.5%。陈冬华等（2011）也认为，虽中国高管市场起步较西方晚，但公司聘请高管的倾向也在逐步增加。然而，尚需说明的是，聘请高管的倾向并非越高越好，较高频率的高管更换造成高管任期的缩短，从而使高管较少关注企业长期发展的绩效而产生一种“短视”行为，降低了高管市场的治理效果（Cheng，2004）。 TRUAhQ9gK82GMrMq8eVcm74JS3Akrg5dvVZXhpyuG6VKsTFFnM3IZem7vyAIMZ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