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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PAT）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它源于制度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其创始人包括威尔逊（Wilson）、阿克尔洛夫（Akerlof）、斯宾塞（Spence）和泽克豪森（Zeckhauser）、斯蒂格利茨（Stiglitz）、罗斯（Ross）、莫里斯（Mirrless）、霍姆斯特姆（Holmstrom）以及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等，是目前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主流的一种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李维安和郝臣，2015；冯根福，2004）。该理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上述经济学家突破了阿罗-德布鲁（Aroow-Debreu）的企业“黑箱”理论，从而对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激励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委托代理关系是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即由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即授权者和雇佣者）雇佣另外一些行为主体（即被授权者和受雇佣者）为其服务，并授予被授权者和受雇佣者一定的决策权，然后依据其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支付一定报酬而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在明示或隐含的契约下进行，其中雇佣者和授权者即为委托人，而受雇佣者和被授权者则为代理人。该理论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的情形之下，委托人与雇佣的代理人之间的激励和代理冲突（李维安和郝臣，2015）。它尝试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两类问题：第一，当目标和利益的冲突发生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时，抑或当委托人监督代理人行为出现困难或者需要很高的成本时，第一类代理问题就会产生；第二，当委托人和代理人对风险持有不同态度时，就会出现第二类代理问题，即风险分担的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整合了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和金融理论，提出了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理论，并认为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核心，契约关系不仅包括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与供应商、消费者、债权人等之间的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创立的基础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指的是一部分人拥有而另外一部分人不拥有的不对称信息，可以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和信息内容这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从非对称发生时间的角度，可以将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划分为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 Model）和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Model），其中，前者指的是“事前非对称”，即非对称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而后者则指“事后非对称”，即非对称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后。从非对称信息内容的角度，可以将其划分为隐藏行为模型（Hidden Action Model）和隐藏知识模型（Hidden Knowledge Model），前者指某些参与人对行为信息进行隐藏，后者则指某些参与人对知识信息进行隐藏，从而导致委托人和代理人获取到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现代公司（股份制公司尤甚）的产权安排更多地表现为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通常情况下，公司的所有者即委托人拥有所有权，代理人则拥有经营权。公司所有者通过使用明示或隐藏的契约，授予雇佣的高层管理者经营权利。公司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之间便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两者之间追求的目标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和权利冲突，公司所有者追求资本增值和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高层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从而资本者需要建立对代理人的激励措施和治理机制（李维安和郝臣，2015）。Berle和Means（1932）认为当所有权和控制权处在两权分离的状态下，管理者很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来获得个人利益。而董事会的监督作用能减少这种潜在的内在成本，从而提高公司的绩效和战略决策的有效性（Fama，1980；Mizruchi，1983；Zahra and Pearce，1989）。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基于股权结构分散化的假设，主要关注公司所有者（委托人）和高层管理者（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公司的所有者即股东，通过聘请董事对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此为董事会的第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也可以被描述为“控制”角色（Boyd，1990；Zahra and Pearce，1989）。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由于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出现，董事会代表着股东的利益，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以保障公司所有者的利益不受侵害（Jensen and Meckling，1976）。对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学者们研究了众多的监督活动，如监督CEO、监督战略的实施、CEO继位、评价CEO及高管团队等。
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以达到最优的契约安排，从而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维护股东利益（Jensen and Meckling，1976；Fama and Jensen，1983）。Porta等（1999）在研究中指出，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通常比较集中，然而美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相对分散，这就造成控股的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继而产生第二重代理问题。所谓双重委托代理，是指在股权集中的中国上市公司中，同时存在两种代理关系：第一重委托代理关系为全体股东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为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它是与单委托代理相对应的一种委托代理方式（严若森，2006）。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的解释（冯根福，2004）。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思想见图2-1。
图2-1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思想
资料来源：任海云，《公司治理、R＆D投入与企业绩效》，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资源依赖理论是解释企业面对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环境时所采取的策略的视角之一。组织之间的权力问题是资源依赖理论所关注的，为了使组织与环境更好地相适应，使唯一性依赖降低，组织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选择能力，了解并探寻其他依赖资源以取代原有的依赖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正是资源依赖理论想要揭示的。此外，组织可以通过实行各种战略措施来处理与环境的关系，从而选择和适应环境，并对环境中其他组织的互依性进行管理，这也是资源依赖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Emerson（1962）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的雏形并论述了组织与外部资源之间的二元关系：一方面，组织对外部资源具有依赖性；另一方面，外部资源对组织具有一定的权力。例如，资源方A和B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资源方A需要B的资源，从而对B具有依赖性（用 Dab 表示）；另一方面，资源方B对A产生了一定的权力（用 Pba 表示），平衡状态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Dab = Pba ，当资源依赖关系发生改变，这种资源和权力的平衡关系则会形成 Dab ＞ Pba 或 Dab ＜ Pba 的非平衡状态。Pfeffer和Salancik是资源依赖理论的集大成者，清晰定义了资源依赖理论，并指出“为了理解组织的行为，你必须了解组织行为的背景，即组织的生态”。资源依赖理论通过研究组织与外部环境依赖，赋予组织开放性系统的特点（Pfeffer and Salancik，1978）。它既肯定了组织行为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外部环境会限制组织的行为，故而，组织尚需思考如何减少其对环境的依赖并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企业与环境中的因素在进行资源互换的同时，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些外界因素既包括企业、个人，也包括一些社团或政府机构等。根据这个理论，企业会受限于某些强大的资源交换方。面对这种环境资源限制，企业通常采取适应策略和规避策略（Pfeffer and Salancik，1978）。组织依从（Organizational Compliance）作为适应策略的一种，虽解决了资源的依赖性问题，但同时也失去了组织决策自主权（Nienhüser，2008；Pfeffer，1972）。因而企业可以有选择性地采用规避策略以减少某个主导的资源占有方所施加的限制。组织试图减少其他组织对其施加的权利，同时也企图增加对其他组织的权力控制，资源依赖视角和组织间关系的基本论断如下：组织是组织间关系基本的分析单元；组织不能自主、自治，也不是受制于其他组织的网状的依赖关系；组织采取的管理外部依赖性的行动创造出新的依赖和互依模式，这种依赖模式产生了两方面的权力，即组织间的权力和组织内部的权力，进而会影响组织的行为。
董事会的职能之一是作为资源的提供者，这正是资源依赖理论的体现。根据Pfeffer和Salancik（1978）的观点，董事会能提供四种资源：建议和咨询、合法性、公司与外部组织信息交流的渠道、公司外部的支持。众多学者的研究将董事会看作资源的提供者，而非管理的监督者和评价者。董事会向公司提供资源的功能包含众多资源提供活动，如提供公司对外合法性形象、提供专业知识、提供管理建议和咨询、连接与外部其他组织重要利益相关者以获得资源和资本、建立公司外部关系和传播创新、帮助制定战略和重要的公司决策（Judge and Zeithaml，1992；Haunschild and Beckman，1998；李维安等，2009）。同时，资源依赖理论将公司董事会成员划分为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两种类型，董事会通过聘请外部董事而建立与外部资源的联系，从而将外部的关键资源引入公司内部，增加公司对行业和市场的风险评估的准确性，提高重要的战略决策如R＆D投入的有效性。Pfeffer（1973）通过对55家样本医院的董事会进行分析，发现董事会中董事的政治背景往往有助于企业得到外部政府资金的支持，从而对绩效产生正面影响。
组织间矛盾的一个根源就是资源稀缺，如果一个组织面临资源稀缺的问题，相互依赖的组织经常寻找协调冲突的途径。在学术领域，更加重要的研究主题就是关于不确定性对组织环境的描述。人们把不可知的未来世界不能被精确预期和预测的程度定义为不确定性，它倾向于和分散、非正式化的组织联系在一起。然而，组织的问题并不仅仅单纯因为不确定性，只有当不确定性对组织和环境（该环境对组织有重要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影响时，它才会出现。此外，组织的环境包括三个维度（环境的结构特点、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结果），并且这些维度之间并不是真的相互独立，事实上这些维度在一定条件之下才是独立的。
图2-2 组织环境的维度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Pfeffer，J.，Salancik，G.R.，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ress，1978）。
图2-2描述了环境维度间简单的线性关系，它显示：环境的结构特点与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别，二者又都与不确定性有分别，而不确定性只是被看作结果。首先，环境有三个最根本的结构特点，其一是环境中的权威和力量分散的程度，即集中；其二是关键资源的稀缺性，即丰富；其三是组织间的联系或连接的方式及数量，即相关性。它们依次对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社会系统中呈现出的冲突和相互依赖程度产生决定作用。冲突和相互依赖轮流决定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那么，不确定性被看作其他环境维度的产物。对中心组织的要求是另一个可能的结果。从组织行为的外部控制观点来看，应该弄清楚的是：集中、丰富和相关性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所描述环境的基本维度。
20世纪70年代，组织和环境领域出现了两大理论：种群生态学和制度理论。尽管资源依赖理论与制度理论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种理论还是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关键在于它们对环境决定论、战略选择、外部限制条件和内部动力机制三个问题进行区分。有学者认为资源依赖理论成功的原因不仅在于该理论接受了检验和证明，而且它是一个有关组织的隐喻式声明。同时也有众多学者对资源依赖理论进行评价和深入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主题：①环境如何影响组织；②组织如何应对环境的约束；③环境制约如何对组织内部动力机制产生影响。
资源依赖理论通过三个核心观点解释组织如何管理自己同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观点是社会情境的作用，正如开放系统理论所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组织所实施的战略和措施其实是根据组织世界里其他组织的表现而做出的反应。第二个观点是组织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提高及独立性的增强，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类似于Cyert等（1963）的“协定环境”
概念所体现的观点。第三个观点是权力的作用，它是组织采取对外行动及组织进行内部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是资源依赖理论最核心的观点和最明显的标志。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观点与权变理论有某种程度上的类似，二者均认为组织应该选取受约束最小的途径来协调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减少对其他组织的依赖性。Pfeffer和Salancik（1978）认为大型组织对于外部环境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杠杆手段，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以对抗变化的直接压力，而且大型组织可以通过缓冲和冗余抵御衰败。除了这种组织的规模优势策略之外，其他主要对策都涉及某种形式的桥联机制，即控制或协调组织之间的有关行动，比如共同决策、联盟、合并并购都是重要的桥联手段。
组织管理者决定选择哪些策略来应对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会使组织面临一种两难选择，正如Pfeffer和Salancik（1978）所说，“一方面，组织需要勇气来主动调整行动，并具备变革所需的能力，从而适应未来；另一方面，组织需要建立与其他组织的联系，形成组织之间的组织以保持稳定性和确定性，然而，失去对自身行为的自主权和控制力也许是其加入任何集体结构的代价”。这也说明组织不论采取何种策略，都是在主动变革、适应性、稳定性、确定性这些因素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因此，各种策略构成一个连续体，从在保持自主前提下寻求独立的外部合作者，到通过董事会关联引入共同决策、建立联盟、参加协会，最终导致彻底收购，如图2-3所示。
图2-3 共生桥联与共栖桥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