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与地缘分析

全球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要求使用新的地缘政治经济理论和方法（Cohen，1991）。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新的发展趋势决定了其所需要的分析方法体系。研究重心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的转移使得计算经济学和政策模拟技术的应用成为可能；研究尺度向全球范围扩展则要求地缘政治经济分析采取全球多区域的经济学模型；研究问题的多元化趋势则要求模型能够细化至产业部门，且要求模型能够对区域和产业部门进行任意组合。根据以上分析，本书认为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能够满足上述要求。

在最近20年中，政策科学在分析技术上有了迅速发展，这个发展就是政策模拟（Policy Modeling）的兴起。从政策模拟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其主要应用领域是复杂系统的政策分析，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和环境经济分析领域的应用是最多的，而CGE是政策模拟的一种常用而有效的方法（王铮、薛俊波等，2010）。此外，与基于自主体的模拟（Agent-based Modeling）方法并列，CGE被认为是计算经济学的两大方法论之一（Amman，Kendrick et al.，1996；Tesfatsion，Judd，2006）。

CGE方法开始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90年代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印度等纷纷建立自己的CGE系统，特别是澳大利亚在CGE建模方面后来居上，Monash大学发展了丰富的CGE系统，并开发了通用的一般均衡求解软件Gempack（Harrison，Pearson，1996）。CGE技术把宏观经济体系分为大量可计算部分，研究在一般均衡体系下政策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大量关于CGE理论与应用的成果发表或出版，如Robinson和Roland-Holst（1988），Bandara（1991），Ballard（1992），Amman 与Kendrick等（1996），Hertel（1997），郑玉歆（1999），Horridge（2000），Löfgren等（2001），李娜、石敏俊等（2009），王铮、薛俊波等（2010），Dixon和Weldeau（2013），杨亮、李猛（2014），娄峰（2015），李虹、熊振兴（2017），冯彦杰、娄峰（2018）等。

CGE的优点是显著的。第一，它采用市场均衡假设，不同经济主体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可以决定商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第二，CGE明确设定了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如家庭的目的在于效用最大化，厂商的目的在于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这些最优化假设，能逼真反映商品和要素价格如何影响各个经济主体的消费和生产决策；第三，CGE具有可计算性，通过求解线性方程组甚至使用线性或非线性规划等数值方法均可求得平衡解。一般的CGE模型包含六个模块（王铮、薛俊波等，2010），即生产行为、消费行为、政府行为、对外贸易、市场均衡与其他平衡，其中市场均衡包括产品市场均衡、要素市场均衡、资本市场均衡、政府预算均衡、居民收支均衡及国际收支均衡六类均衡。

CGE模型在国内外经济模拟分析领域受到普遍重视。CGE模型的建立促进了政策模拟系统的发展。其中最成功的是ORANI模型，该模型是澳大利亚关税委员会成立的IMPACT项目开发的主要模型，于1977年正式投入使用。相对于早期的CGE模型，ORANI模型从建立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尺度模型，包含了113个部门、115个国内商品类别及相同数量的进口商品类别、9类不同类型的劳动力、7类农业土地和113类资金。ORANI模型经过不断的维护和改进形成了I-G版本（Dixon et al.，1977，1982；Horridge，2000）。1993年，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在ORANI的基础上又推出了Monash模型，该模型基于Monash大学的Murphy等开发的规范软件核心技术，形成了Murphy模型。Powell和Murphy等（1997）运用Murphy模型从价格、工资行为、劳动力参与、私人消费行为、商业投资、进出口、政府消费、金融市场等入手进行分析和参数估计，最后针对货币波动和财政波动所引发的经济现象进行模拟。Murphy实际上是众多CGE模型的核心，在它的推动下，一些基于CGE的大型政策模拟平台得到发展。

从目前来看，CGE模型一般用于财政税收与收入分配、国际贸易政策、能源利用和气候保护、粮食生产与土地利用以及汇率与利率问题等研究领域，各领域的代表性工作如表1-1所示。

单区域CGE模型自应用伊始就在政策模拟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国家与区域发展水平差异、经济全球化的加强以及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单区域CGE模型的分析能力受到限制。对于国家单区域CGE而言，它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忽视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以及经贸往来，从而在涉及多国政策的模拟问题上难以给予回答。从模型构建角度看，单区域CGE普遍采用小国假设，即本国产品价格不影响该产品的世界价格，这显然与真实世界存在差距。此外，单区域CGE在描述国家间经济的联动性方面能力不足，对诸如碳关税、贸易制裁、区域经济一体化、FDI流动及外汇政策等问题无法进行精确分析，对相关政策的影响评价只能在单区域而非全球层面得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必须在多区域的框架下进行，单区域CGE显然无法胜任，CGE模型向着多区域方向发展是现实所需。一些经典的多区域模型如下所示。

（1）Monash-MRF模型。澳大利亚大学为了加强Monash模型分析区域经济问题的能力，发展了一套多区域多部门的CGE模型，即MMRF（Monash Multi-Regional Forecasting）模型（Naqvi & Perter，1996）。MMRF模型采用所谓“自底向上”的建模方法。这一方法从一系列单区域经济模型出发，通过区域间商品流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人力资源流动对区域进行连接，这种“自底向上”的方法意味着每个区域经济主体的行为都首先显式地在单区域层面建立模型。该模型曾被用于模拟分析维多利亚州政府筑路投资的区域经济影响（Naqvi & Perter，1996），也被用作其他国家CGE模型的原型系统，开展国际与国内多区域间的一体化分析（Haddad & Hewings，2011）。

（2）MSG2模型。MSG2模型于20世纪80年代由MSG（McKibbin Sachs Global）模型发展而来。作为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MSG2采用了跨期预算约束和跨期目标方程来描述经济主体。此外，模型假定家庭需要货币来购买商品，以此将货币显式引入模型。模型包含澳大利亚并被用于分析很多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例如，McKibbin（1988）分析了澳大利亚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美国与日本的影响；Pearce等（1993）分析了通货紧缩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McKibbin和Pearce（1994）分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

（3）G-Cubed模型。G-Cubed模型是一个多国、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由McKibbin和Wilcoxen（1999）发展起来。该模型采用类似MSG2的松散、跨期一般均衡方式。与MSG2不同，G-Cubed模型包含更多的细分部门（12个）。G-Cubed模型被用于分析与全球气候保护相关的环境与国际贸易政策，此外，它还被用于环境治理等政策模拟分析。例如，McKibbin（1994）使用G-Cubed模型分析了澳大利亚征收碳税的经济影响；McKibbin等（2012）采用该模型研究了美国财政改革中碳税的政策作用。

（4）SALTER模型。SALTER是一个国际多区域（16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多部门（37个部门）的CGE模型，该模型最初由澳大利亚产业委员会外事与贸易司开发（Jomini & Zeitsch et al.，1991）。SALTER包含APEC成员、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其他地区，因而集中用于亚太地区的经济模拟分析。该模型用于解释国际贸易政策问题，如亚太地区的贸易安排对澳大利亚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Dee & Welsh，1994）。Dee（1994）还评估了澳大利亚宏观经济改革对经济整体和各部门的影响，并比较了本土生产率提高与海外生产率提高对澳大利亚产生的不同作用。

（5）MEGABARE模型。MEGABARE模型是多区域、多部门、跨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由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局开发。MEGABARE最多包含41个部门和30个区域（国家或地区），该模型被广泛用于经济政策问题分析，如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影响评价（Donovan & Mai，1996），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若干措施的贸易、经济、环境影响评价（Brown et al.，1997）。以MEGABARE模型为原型，又衍生出动态多国CGE模型GTEM，并用于碳税等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影响评估（Siriwardana et al.，2011）。

（6）FEDERAL模型。FEDERAL模型是一个澳大利亚国内两区域CGE模型，其目的在于分析区域及国家经济冲击的影响（Madden，1990）。FEDERAL模型是第一个完全可操作的“自底向上”的澳大利亚模型系统。模型中包含的两区域是指一个焦点区域与澳大利亚其他区域。该模型的第一个版本将塔斯马尼亚作为焦点区域，而将澳大利亚大陆作为其他区域。模型第二版将维多利亚州与新南威尔士州合并为一个焦点区域。在1994年的版本中，FEDERAL模型将南澳大利亚作为焦点区域（Madden，1996）。该模型大量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关研究中，Madden（1989）使用该模型评价了中性预算政策对刺激塔斯马尼亚就业的影响。此外，Madden（1991）还通过该模型研究了二氧化碳减排政策的影响。

（7）USAGE模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开发的USAGE-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专门用来分析经济政策变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Rimmer & Dixon，2004）。该模型是一个分析对美国经济（包括500个行业）影响的CGE模型，ITC运用这个模型定期编撰国际贸易及制度变迁对美国经济影响的调查报告，提交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成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决定重大事项时评估产业影响的重要依据。该模型也成功应用于美澳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

（8）EPPA模型。排放预测和政策分析模型（Emissions Prediction and Policy Analysis，EPPA）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全球多区域多部门动态递推CGE模型，每5年作为一个迭代周期，其数据来源为GTAP5数据库，此外模型还需要额外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Robert et al.，2003）。该模型对电力部门做了细化处理，主要用于能源、环境及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领域（Nam et al.，2010）。

（9）GTAP模型。相对于澳大利亚，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更注重全球范围的多区域CGE开发。其中最著名的是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Hertel，1997）。GTAP由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开发和维护，由一套大型的国际多区域数据库、GTAP模型及行为参数三部分构成（Feridhanusetyawan & Damuri，2004）。GTAP模型起源于SALTER模型，是典型的国际多区域CGE模型，主要用于对全球贸易政策进行分析，为国际政策问题提供了定量分析框架，改善了整个全球经济问题定量分析的质量。与一般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相比，CGE模型能够分析该政策冲击对其他所有产业的“溢出效应”，能够比较每个产业受到的影响程度，避免了在政策制定中因为只考虑单一部门，而忽略了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GTAP模型自推出以来，衍生出许多适合特定领域的CGE模型，如应用于能源与气候保护的GTAP-E模型，应用于土地利用的GTAP-L及GTAP-AEZ模型。GTAP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大量应用，在诸如关税与贸易保护、环境经济学模拟、能源与气候保护、土地利用与粮食、外商直接投资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功。

（10）CMACGE模型。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课题组在最近10年开发了众多的CGE系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由“863”课题支持完成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CGE政策模拟器（China’s Macroeconomics Analysis with CGE，CMACGE）。CMACGE是一个多区域模型，包含112个产业部门，经济上是一个开放系统。这个系统主要用于对中国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汇率政策、能源政策、气候政策等的分析，已经就中国能源价格调整、汇率政策、碳税政策、碳关税政策等进行了大量分析，并且取得成功。

（11）DMCGE-C模型。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支持下开发了中国动态多区域CGE分析系统DMCGE-C（Dynamic Multi-regional CGE in China）。该模型含有中国8个区域、8个生产部门。模型可分为供给模块、需求模块、收入模块、价格模块、均衡模块、动态递推模块和模型宏观闭合模块7个模块。该模型已成功应用于对人民币升值模拟等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分析（孙翊、王铮，2011）。

地缘政治经济学问题涉及全球多区域的经济互动关系，因此其计算模型依赖于多区域经济学，单区域模型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而多区域CGE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区域经济学的框架，因此可以基于多区域CGE模型进行地缘政治经济分析。然而，大多数多区域CGE模型及模拟系统在区域划分上不够灵活，在模拟不同结盟方式的地缘影响时存在不足，因而需要开发新的面向地缘政治经济分析的CGE政策模拟系统。需要指出的是，地缘关系或地缘结构必然表现在地理空间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距离将在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局部地理空间中，距离的作用显而易见，区域联系强度通常遵循Tobler地理学第一定律，但在更大空间尺度上，距离的作用将被更多复杂的因素所干扰甚至取代，此时，区域或区域集团将取代空间距离的作用。但无论如何，这种作用都将体现在地缘空间之中或者地缘区域之间。 8UU3MYvlnTiyVAxwHzt1LOeMXgrX8gCfWjGVApnCdzHuTrnYgec8uM+5mBxKW1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