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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兴起，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且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学者群，而是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项义军等，2017）。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与当前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具有直接关系，全球正进入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转换阶段。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地缘政治经济相关问题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对于把握地缘政治经济大局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也应该将具体问题置于这些发展趋势之下。
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地缘战略分析者会把二者看成继承发展或者互为补充的关系，且地缘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重心出现了从地缘政治逐步转向地缘经济的趋势。
传统地缘政治分析过多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结盟与军事对抗，其分析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政治势力范围的界定。然而，当今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显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题，作为政治博弈延续的战争，既代价高昂，也与现实的国际发展这一主旋律不符，因而其作用逐渐减弱。相反，发展经济、治理环境、摆脱贫困成为各国和各地区更加关心的主题，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地缘经济逐渐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方式，学界对地缘经济的研究也日渐流行。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从地缘政治和军事合作角度看，美国与日本属于同盟关系，但两国间仍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激烈的经济较量。为了改变对日出口的严重逆差，美国针对日本汽车等产品掀起贸易战。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五国签订“广场协议”，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以及继续维护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果使日元大幅升值，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日本，价格指数开始疯涨，产生经济泡沫，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失控。由此可见，地缘经济关系在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从政治分析向经济分析的转变，凸显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而这个问题又是左右国际关系发展的控制性理论。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忽视了经济利益的作用，不能恰当地说明国际关系及其态势，因而仅有地缘政治学是不够的。从经济利益的视角出发，发展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地缘科学或者说是Isard等提出的“和平科学”的主要内容（Isard & Anderton，1992）。Krugman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描述了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Krugman，1991），这充分表明了从经济视角分析地缘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国学者辩证分析了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关系，国家间的博弈手段在地缘政治时期和地缘经济时期亦存在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而言，应在巩固地缘政治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地缘经济的研究（洪菊花、骆华松，2015）。王铮等（2015）认为全球经济关系是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基础，全球地缘经济基础分类已经显现新的“三个世界”特征，即金融业主导国家（地区）、制造业主导国家（地区）和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地区），这一判断对于科学理解当今全球地缘格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著名政治地理学家Taylor（1981）认为，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概念随研究的对象、尺度和层次而定，根据研究的尺度不同，可以分为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不同的地缘政治研究主题。长期以来，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侧重于国家和区域尺度的研究。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则进一步凸显全球尺度的地缘政治经济分析的重要性。多极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三大趋势也使得传统地缘政治的作用机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徐忠、张云菊、娄大韬，2011），因而分析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不能脱离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框架。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商品、劳务、技术、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形成了紧密的国际市场与交错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并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参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或地区不再作为相对封闭的经济主体出现，而是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一环与枢纽网络结构中的节点出现。国家或区域间的合作与依赖是相互的，但同时也往往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加剧了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博弈。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快了国际商品与资本的流动速度，带来了国际经济的不可分割性，促进了全球统一市场的进一步形成，但也为国际金融与国际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和隐患。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与金融风险初露端倪。在全球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迅速蔓延至全球其他经济体，其对国际经济与金融的波及范围更加广泛，影响更为深远。此次金融危机损伤了美国单边主导世界经济事务的能力，也使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加强合作成为必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全球经济合作，防范金融与经济危机蔓延，确保国家或区域经济安全已成为世界各经济体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除经济全球化外，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近年来也受到较多关注，经济一体化被认为是区域发展的必然过程（王铮等，2002）。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潮流，是最终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区域性实践和过渡（李宁、樊杰，2007）。由于不同区域面临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不同，参与国际和国内区域一体化的程度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尽一致。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表现是各类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RTA）的成立与扩展
，这些RTAs对于完善国际分工、拓展出口市场，进而加速经济全球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还需要注意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国家和区域分化成不同的集团，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对集团内国家或区域的影响，也体现在对集团外国家或区域的影响上，因而使得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心区域不断变化，亚洲地区将成为 21 世纪世界的政治经济重心。此外，大国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使各自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产生变化，促使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在200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例如，G8/G7国家集团在全球经济发展及气候保护领域的代表性逐渐减弱，存在被G20国家集团取代的可能；金砖四国的形成以及向金砖五国的演变则反映了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诉求。不同的地缘政治经济政策、不同的结盟对策与国际谈判方式，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格局，充分表明了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在影响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中的重要性。
当然，当今的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一整体态势下，逆全球化的反扑力量不可小觑。实际上，自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即有所抬头。从2012年起，全球贸易进入低速增长轨道，且增速持续低于同期GDP增速，打破了过去几十年间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格局。2016年，以“英国脱欧”和美欧日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标志，经济全球化呈现退化态势。美国在特朗普上任总统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协定》，并通过“301条款”对中国、欧盟、加拿大等采取惩罚性关税措施，掀起了“反全球化”的高潮，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和扩张的策源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和国际需求结构的再平衡，使本就处于颓势的全球贸易更加举步维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重要建设者、主要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更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来加以解决。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在多哈回合谈判停滞和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实施区域多边、双边合作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多种经济合作框架，积极推动贸易发展、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交错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提供了重要空间载体，地缘政治经济问题已经由国家和区域尺度扩张至全球尺度，无论何种潮流，都必须将其置于全球尺度之下开展分析。发展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体系必须与这种趋势相适应，充分考虑到这种空间尺度的变化。
冷战期间，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主要围绕“东西关系”与“南北关系”两条主线展开。所谓“东西关系”是二战后世界形成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两个阵营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主导。两大阵营实施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在经济、贸易上的联系较少，形成所谓的“两个平行市场”，两个阵营间更多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除“东西关系”外，“南北关系”也是国际关系的另外一条主线。所谓“南北关系”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集团是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予以划分的，因而经济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的核心问题，对“南北关系”的演变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随着对地缘经济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往主要以政治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传统地缘政治逐渐被地缘经济所取代（陈少华，2009）。尤其自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东西方之间的政治边界日益模糊，双方间的政治经济互动变得日益复杂。而“南北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加速分化，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出现了各自关注的经济问题，各国或区域将会重新考虑结盟方式，形成更加复杂的利益集团，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低水平发展中国家甚至可以与发达国家保持相近立场，这进一步冲淡了原有的“南北关系”主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和势力范围划分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各国基于资源禀赋、产业特征和贸易利益的新的结构特征。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由边疆地缘拓展到海疆、空疆地缘甚至抽象的文化、货币、网络等多元化的地缘问题（项义军等，2017）。当前，在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上，国家或区域之间很难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更多的情况是，针对不同的地缘问题，不同国家或区域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从而使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缺乏全局的统一性。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背景下，各国相互联系和博弈，就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问题，形成了众多的国际问题磋商机制与谈判平台，建立了各种新的、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经济共同体。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地缘政治经济问题的多样性。例如，以资金、资源、能源、粮食、人口和环境为核心的非领土、非生存空间竞争已经构成新时代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也促使各国或地区重新阐述国家安全理论（Mathews，1989）。已有大量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分析了相应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例如，宋效峰（2006）、王丽和杨凤芝（2011）、吕军等（2017）认为石油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并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2008）则将粮食的地缘政治学问题与石油问题并列论述；王礼茂（2009）认为粮食不仅作为口粮影响地缘政治态势，还作为液体燃料的原料，使发达国家获取相应的地缘优势地位；Klare（2001）充分考虑自然资源、人口和经济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将资源的短缺与争夺同政治军事行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高淑琴（2009）考察了世界地缘政治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中自然资源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作用，试图建立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关系，她认为自然资源通过国际贸易、工业文明和国家战略改变传统安全的概念，自然资源通过改变世界贸易的结构，改变国际经济要素和政治环境，从而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气候变化问题的地缘特性值得关注。大气具有可流动性，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则具有经济负外部性，在全球变暖趋势的影响之下，气候变化已经演变为重大的区域性甚至国际地缘政治问题（潘家华，2008；王礼茂，2009；于宏源，2015；张文木，2016）。实际上全球气候变化引出了一个地缘生态问题。在国际范围内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生态结构，各个国家也需要在这个结构体系中保持某种态势，这就是地缘生态问题。在地缘生态问题上，整体上首先是小岛国表现出了较高的利益一致性，而美国、中国、印度、南非等中纬度的制造业国家则表现出一致性利益，这就引出了地缘政治经济学所包含的生态视角及其利益集团划分问题。
因此，全球气候变化也是一个典型的地缘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利益集团，或者导致在其他地缘问题中形成的国家利益集团有所动摇甚至破裂。例如，在政治上有亲近性的七十七国集团，因为地缘经济利益、地缘生态利益而分化，其中小岛国的强硬态度是一种纯地缘生态结盟，而中纬度制造业国家则有更多的经济利益一致性。总之，全球气候变化增加了地缘政治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分析已经从传统的“东西关系”与“南北关系”分析逐步朝着问题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如何建立一个适用性广泛的地缘政治分析方法体系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正从被动跟随者转向主动引领者，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庄贵阳等，2018），如何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落实《巴黎协定》，需要建立在科学认识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适当定位我国角色与作用的基础之上。
当前，中国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被视为改变地缘政治经济态势的重要推动力量，原有的力量平衡关系有所松动或被打破，为地缘态势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动能，因此中国自身的发展被普遍视为地缘体系改变中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全球外在环境与机遇，中国已越来越将自身发展建立在全球视野上。用好“两种资源”、拓展“两个市场”这一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国发展所依赖的内外环境。中国还发起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积极推动发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然而，国际合作构想的实现，显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对于中国的崛起，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必然存在反制甚至钳制意图，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这种意图和态势就更加明显。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黑天鹅事件”接二连三，对既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正处于深度调整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深入研究地缘政治经济学的演化态势、发展适当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科学剖析不同地缘问题的影响及其存在的利益集团关系，对新时期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