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有化、“大跃进”和“文革”

经济全面国有化是从1956年开始进行的，经过急剧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实现了全面国有化，中国走上了全盘计划经济的道路。国有经济成分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到89% ，其余部分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私人经济已不复存在。当时经济百废待兴，又受到“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顺利进展的鼓舞，全党都存在急于实现工业化、急于追赶发达国家、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急躁情绪。

此外，经过长期残酷战争打出来的一批领导人，八年抗战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三大战役又打垮了蒋介石几百万大军，在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形成了高度自信和对上级的充分信赖，一旦领导决策，全党和各级政府都会执行，而且各级领导人也很自然地会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类指导战争的思维方式应用于经济建设。

1958年，在一些地方创造的鼓舞下，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要大幅度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同时要以规模更大和公有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来代替刚刚建立的农业合作社。这得到了全党响应，雷厉风行地贯彻实施，而且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层层加码，唯恐落后。但这种以打攻坚战的方式靠行政命令推动经济建设之路，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格格不入，很快就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快速发展的局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决议还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大跃进”期间，“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在全国盛行，各级党政机关在上级鼓励下粗暴干预经济，追求空想的高指标，浮夸蛮干，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特别是各级都有不少人虚报战绩，邀功请赏，不断上报虚假的惊人经济成就，造成极度乐观的信息在上下级之间不断传递放大，真实信息却被掩盖、过滤，严重误导了决策。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钢产量15年超过英国，50年赶上美国的目标，是理性和符合实际的。但后来一再不切实际地把“超英赶美”的目标提前和拔高。例如1958年4月提出，工农业生产“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6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又提出（经济）“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当年钢产量要比上一年增产一倍，将年度指标定为1070万吨，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城乡到处建“土高炉”，用土坯搭炉子、砍树木当燃料来炼铁炼钢。

这些一再拔高的指标，自然是受到一些官员浮夸虚报、数字造假的鼓舞而提出的，反过来又进一步鼓励了各级官员更大规模的造假和蛮干。

笔者当时住在山东济南市，刚上小学，目睹了城市里“大炼钢铁”的壮观景象，还参加了学校里砸碎矿石的劳动，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大街小巷到处是街道居民用土坯砌起的“土高炉”，高度不过半米到一米，由上级调拨焦炭、铁矿石等原料，将木柴、焦炭、铁矿石混合堆在炉内点火，白天浓烟滚滚，一到夜晚熊熊火光照亮半边天。炉火熄灭后，因为根本没有铁水流出，只能将炉子踢倒（这种炉子被称为“一脚蹬”），捡拾其中带有金属光泽的蜂窝状炉渣，当作“生铁”成品上交。然后再砌新炉，开始又一轮的“炼铁”。

1958年12月官方宣布，全国已经完成钢产量1108万吨（后来修正为800万吨，显然仍包含大量虚假成分）、生铁1369万吨，除了数字虚报造假外，其中还包括了大量根本不能用的废钢废铁，包括笔者亲眼所见的那些炉渣。这种发高烧式的“大跃进”，白白浪费了资金原料，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仅在1958年使工业总产值统计猛增55%，后来补建的GDP统计猛增21%，1959年GDP又增长近9%，随后惨遭重挫，1960～1962年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到1962年，GDP暴跌至1959年的68%，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还低了10%。1962年工业增加值仅是1959年的56%，粗钢产量从1960年宣称的1866万吨暴跌到667万吨，生铁从1960年宣称的2716万吨暴跌至805万吨，成品钢材从1960年宣称的1111万吨暴跌至455万吨。

在农村强行推进“人民公社化”，搞“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官方媒体不断报道各地创造了粮食亩产万斤、五万斤、十万斤的奇迹。事后得知，这些地方的亩产万斤或几万斤高产田，是把几十亩上百亩地的庄稼拔起来栽到一亩地里，为了给上级领导或中央领导展示，以邀功请赏。一些地方宣布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结果半年就吃完了一年的口粮，然后整村整乡陷入饥荒。根据事后公布的统计数据，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1.97亿吨，随后逐年下降，1961年只有1.36亿吨，比1958年下降了31%。

笔者在“文革”时期下乡插队劳动的山西农村，“大跃进”时村支书领着民兵挨家挨户端铁锅拿去炼铁，迫使农民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青壮年劳力都被调到山里找铁矿、“大炼钢铁”；地里成熟的庄稼只能靠老弱病残者收割，最后很多来不及收的粮食烂在地里。半年后，公共食堂就只能喝稀饭，再后来就只好用本来当柴烧的玉米芯和山上的草籽磨粉吃了。这种情况与其他一些地方相比还不算严重。部分地方由于当地政府大规模虚报粮食产量，导致粮食向外省调拨的数量大增，加大对农民的征购任务，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强行把农民的基本口粮也收走，导致了更大的饥荒。

以山东省为例，当时的省委书记1958年1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鼓吹全省农业空前“大跃进”，预计粮食产量达到800亿斤，棉花产量1200万担，而且声称这是在揭发批判了党内地方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右派分子后取得的成就。 而事后核实的统计数据显示，1958年山东省实际粮食产量只有245亿斤，棉花产量只有424万担，产量被虚报至三倍。随后全省爆发了严重饥荒，全省1960年人口与1958年相比，从5422万人减少到5188万人，绝对减少234万人（正常情况下每年人口净增长100万人以上）。这期间全国还有许多省份发生大范围严重饥荒。 1959年到1961年这一时期，事后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在“大跃进”和“公社化”的疯狂冒进时期，各级党政干部都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进行过抵制，但均遭到排斥打击、批判斗争。1958年党内进行了“反右补课”，全国至少有十几个省份的数十名省级主要党政领导干部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仅山东和河南两省就有5万多位各级党政干部被划为“右派”，轻则撤职降级、开除党籍，重则劳动改造、判刑入狱。

在经济严重挫折和爆发大饥荒的情况下，理智的声音终于占了上风。1962年，中央召开了由中央、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部署应对经济困难。许多参会者都对“大跃进”的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改变政策，最终促使中央政策调整。在1963～1965年期间，中央实行经济调整，大幅度调低了生产指标，制止“五风”，“大炼钢铁”也不再继续。

农村人民公社仍然保留，但从人民公社一级核算（一般是几万人口的规模）退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以生产队核算为基础（通常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组成一个生产大队，下面分为几个到十几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由几十户、一两百人组成，大致相当于初级合作社的规模）。这意味着基本上在生产队这一较小范围内实行集体生产和统一分配，“集体经济”的实际规模大大缩小。人民公社仍然是基层政权机构，并仍然在经济活动上保留了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权。

同时，确认保留农民的小块自留地，并开放了农村集市，允许农民在集市上销售剩余农产品。这些措施使经济走向恢复，粮食产量逐年回升，于1965年恢复到接近1957年1.95亿吨的水平。GDP终于在1964年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这期间，一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了“包产到户”，但随后就被批判为“单干风”，予以制止。

调整带来的良好气氛和经济恢复没有维持很久。随后中央主席本人又于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过去多年的政策“右倾”进行总清算，号召全国“造反”，导致了全国范围动乱。各级官员遭到批判斗争，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之间普遍发生武斗，有些地方演变为动用枪炮的局部内战。不少企业停工停产，经济再度下挫，统计显示1968年GDP比1966年降低了10%。其后虽然恢复了增长，但速度显著低于“一五”时期。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才进入高速增长期。

在改革开放前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20年间（1958～1977年），按国内统计的GDP年均增长5.1%，保持了中速增长 ，但同期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1.7%（见序言部分表1），仅仅维持了低增长。 iUnNKoG8pPw6NYwd4oAyBXwAZaTFtzoi7Iwm6VAQXaLSCb4MpNAbopNxQKmWlg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