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创造一亿就业岗位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

80年代最初的农业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耕地是有限的。中国只有20亿亩耕地，而80年代中期农村有8亿人口、3.5亿劳动力，劳均不到6亩地。地不够种成为普遍现象，大量农业劳动者成为剩余劳动力。于是随着政策限制放宽，利用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乡镇企业（早期称为社队企业）在农村蓬勃发展起来，一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加速的重要力量。当时城市改革尚未展开，国营企业仍然缺乏效率，而乡镇企业完全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迅速填补了市场空缺，提高了收入，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先头部队。

改革前，工业和服务业基本上是国营经济一统天下。按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计算，1977年国营企业占77%，其余23%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其中除少部分来自农村社队企业外（乡镇企业的前身），大部分来自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后者隶属于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差异。在人民公社时期，政策允许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办企业，但其经营范围严格限制在农机农具修造和一部分农副产品加工领域。

改革时期，政策放宽了，允许乡镇企业进入大部分生产领域，于是乡镇企业在市场引导下，向当时供应短缺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大举进军，为消费者生产价格低廉的服装、鞋袜、儿童玩具、日用品等产品，迅速缓解了长期以来消费品供应不足的局面。还有一部分乡镇企业进入了能源、原材料、机械零部件、电子元器件等生产资料领域，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对市场需求反应迅速，乡镇企业成为当时经济中充满活力、发展最快的部分。当时除了个别情况下地方政府为帮助乡镇企业发展，给乡镇企业供应部分计划内的原材料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乡镇企业经营与政府的计划无关，企业必须自己筹集资金、自己寻找原材料、自己在市场上销售产品，因此乡镇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是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

笔者曾于80年代中期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合作进行的乡镇企业调查和多次其他调查，深入调查过各地数十家乡镇企业，亲眼看到那些昔日的农民怎样迅速走向市场成为产业新军，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并深为农民迸发出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所震撼。

在江苏无锡，笔者目睹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民们从上海请来国营企业退休技工和工程师作为他们的技术指导或企业领导，生产出了质量不亚于国企，却更物美价廉、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他们还创造了一套收入分配制度，把工人的劳动报酬与企业绩效挂钩，收益共享，有效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乡镇企业产出连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下面是从笔者当年调查笔记中摘出的一段记录：

1986年6月24日，无锡县天线厂（南桥村，村办企业），张厂长：本厂于1979年建立，初始投资21万元，是由生产大队投的。当时厂里只有十几个职工，到1985年发展到职工320人，大部分是本村的村民。其中技术人员8人（包括外聘的工程师和技师），科室管理人员38人。有8个车间和6个科室，包括生产、计划、技术、财务、质量管理、动力。此外还有测试室和化验室。现有固定资产净值140万元、流动资金87万元，基本上是靠企业留利滚起来的。全部为自有资金，没有用银行贷款。1985年实现产值583万元，税利206万元，其中净利润157万元。

在浙江义乌、东阳、永康，笔者看到昔日的庄稼地上出现了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的小商品、服装、五金衡器批发市场，不少国外客商也来到这里大批采购乡镇企业产品，乡镇企业产品打入国内国外市场。

在四川南充、江津，农民在粮食作物包产到户的同时办起了果园和良种奶牛场，其收入提高了几倍。

在山西原平，一位眼光远大的乡镇煤矿矿长不仅想到采煤，还想到了维护生态环境和未来20年煤炭资源枯竭后怎样持续发展，带领企业职工把煤矿所在地的荒山改造成大面积的林场。

在这些调查中，笔者和合作者们获得了关于乡镇企业的大量有价值信息，并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世界银行合作组织的一批中外专家于1986～1987年对江苏无锡、广东南海、安徽界首和江西上饶四县近80家乡镇企业进行了深入访谈和详细的问卷调查，并从当地政府收集了大量信息和地方统计资料。这次调查形成了20篇专题研究报告，结集成书，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以中、英文出版。在这批研究报告中，中外专家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高度评价，并从多方面研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经营状况和绩效、劳动力和工资制度、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企业制度的国际国内比较等，成为研究乡镇企业发展的一批珍贵资料。

乡镇企业的发展当时也引起了党政领导机关内许多激烈争论。有些“权威人士”认为，乡镇企业布局分散、难以形成经济规模，且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资金，搞乱了经济，打乱了国家计划，应当严格限制。但事实胜于雄辩，乡镇企业市场导向的制度优势胜过了布局劣势，表现出比国营企业更高的效率。当时的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放宽限制、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发展不仅给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同时提供了大量市场短缺的消费品，改变了当时中国经济重工业比例过高、轻工业发展不足、消费品严重短缺的结构失衡状况，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所谓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资金”“搞乱了经济”的说法，其实是站在国营经济独家垄断的立场上戴着有色眼镜的判断，根本经不起推敲。但“布局分散、难以形成经济规模”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乡镇企业通常规模很小，而且广泛分布在农村地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有很多地方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当然就会带来经济不成规模、布局不合理、运输成本高等问题，有些还造成了污染。尽管有这些缺点，乡镇企业还是取得了远胜于国营企业的发展成果。原因在于当时城市经济改革还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国营企业效率低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乡镇企业利用市场资源、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以及利润导向、工资与绩效挂钩等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带来的效率优势，远胜过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性国营企业的先天优势，在当时也补偿了其自身规模小、布局散的短板。

当时农村居民收入还很低，劳动力大量剩余，因此乡镇企业只要付很低的工资就高于农民的农业收入，不但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而且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这成为当时乡镇企业竞争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乡镇企业的灵活用工也是使它们颇具竞争力的一个有利因素，工人在企业产品销路好时可以加班加点工作，销路不好时就回家务农，大大节省了工资成本，使乡镇企业产品保持了低廉的价格。当然，后来随着经济全面市场化，乡镇企业与城市的民营企业相比，布局分散、交通不便、规模偏小、人力资源缺乏、技术投入不足等短板也日益显现出来，因此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则转移到城市继续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的当地就业模式，转变为到城市打工的既离土又离乡的就业模式。这主要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的事。

图3是80年代初江苏无锡的一家乡镇企业的外景照片，图4是笔者摄于2008年的一家现代的无锡乡镇企业外景，图5是无锡原村民的一处住宅区，笔者摄于2008年。可以看到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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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到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2328万人迅速增长到9545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从5.9%上升到17.6%，乡镇企业的所有制构成也逐渐多元化，从一开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逐步扩大到包含个体和私营经济（一部分乡镇企业由个人承包，有些私营企业得到乡、镇、村授权使用乡镇企业的名称）。这一时期乡镇企业非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从6.7%提高到21.4%。剔除某些数据失真的因素，推算这期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在19%左右，远远快于国有经济的增速。80年代后期，城市个体和民营经济也在开始发展，但较多的民营企业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取得许可注册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和城市民营经济合计，使80年代全国GDP年均增长率提高了2.5个百分点，是增长加速的主要动力来源。它们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就业和农民收入，同时也迅速改变了轻重工业结构失衡、消费品严重短缺的状况。

在80年代中期城乡大量出现的个体经营者中，少数经营者逐渐做大，实际已经发展为私营企业。党政高层有部分人认为这“违背了社会主义方向”“导致资本主义”，屡屡提出要取缔私营企业。当时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曾经派人到各地调查和收集材料，证明私营企业带来了“剥削”，私营企业主大都是“文革”期间的“三种人” ，建议予以取缔。事后有证据证明这些“调查”结论在先，材料不实，有很大的误导性。这些建议没有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肯定了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1988年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确立了其合法地位。

但1989年以后，改革一度遭遇困难。1989～1991年，出现了政策收紧、打压非国营企业的现象，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急剧减速，就业下降。尽管如此，1990年乡镇企业仍有9265万人就业，城乡个体经济从业2105万人，私营企业从业170万人。三者合计从业人员达到1.15亿人，超过了国营经济1.03亿人的就业规模（其中非农业乡镇企业数据见表6）。

在工业中，1990年非国营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城乡个体和私营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等）合计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3%上升到45%。其中，乡镇企业占了主要部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中市场导向的部分越来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