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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下半年，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副院长于光远建议下，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后改称《未定稿》编辑部）。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他们在十年“文革”中制造的大量思想垃圾还没有认真清理，设立的重重意识形态禁区还没有突破。写作组的使命是对过去十年“四人帮”宣扬的极左理论进行批判，随后于1978年末开始，由写作组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未定稿》的不定期内部刊物，刊载院内外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人员的探讨性成果，以活跃学术思想，开展理论争鸣，推动思想解放。刊名是写作组组长林韦所起，意在包容，使一些有争议的文章能够刊登出来。
林韦是1937年抗战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曾任延安抗大校刊主编，于50年代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历经磨难，“文革”后复出。他思想开放，务实包容；用人的方针是不问学历、资历、背景，唯才是举，对年轻人大胆任用。笔者在“文革”期间在山西农村下乡插队6年多，后又在矿山和工厂当了4年工人，“文革”前只读过初中，从未踏进大学门槛，只因一篇讨论改革的文章被写作组选中，直接从工厂调往《未定稿》担任编辑工作。以类似的经历来到《未定稿》的还有王小强，他先后在陕西和河南农村插队，后成为学习拖拉机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和工厂工人。我俩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全部来源于在农村和工厂期间的自学。那个时期，像这样在改革的潮流推动下直接从最基层走进研究领域的年轻人还有不少。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以成为那个改革初始年代的真实写照。
“文革”期间，全国9亿人可看的戏只有“中央文革小组”选定的八个样板戏，可读的报刊只有“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可接触的思想理论著作只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和马列著作。凡是与毛著、马列经典和正式官方观点有任何出入的思想观念一概被视为异端邪说、反动思想，轻者遭到批判，重者有牢狱之灾甚至性命难保。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思想禁锢和摧残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时的知识界对新思想、新知识如饥似渴。
《未定稿》作为内部刊物，起初每期只印三四百份，发院内各研究所参考，也少量发往全国一些重点大学、研究机关和各省部级党政机关及其政策研究和宣传部门。到1979年末共编发了50期。《未定稿》的不少文章一经刊出就引起关注，被广泛传阅，以几百份的发行量居然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研究所或大学阅览室里摆一份《未定稿》，可能就有数十甚至数百人排队争相传阅，并口口相传，使影响不断扩大。
当时《未定稿》发表的有影响的文章很多，以下只列举自1978年底创刊到1979年底这一年内部分有较重要影响的文章。
黎澍（著名历史学家）：《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1978年12月，试刊第1期）。 他的文章回顾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认为中国反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并未彻底完成，“文革”时期存在的专制主义和掀起的个人崇拜仍然是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董辅礽（著名经济学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1978年12月，总第5期）。 该文认为国家所有制只是全民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但这种形式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文章讨论了这些局限性和缺陷。文章还主张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应当改变，实行政社分离，恢复劳动者对集体经济的自主权。
编辑部印发：《彭德怀同志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1979年2月，总第10期）。 彭德怀在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事后被称为“万言书”），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虚报、狂热蛮干、指标层层加码、不切实际的倾向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建议纠正。该信随即被印发会议代表，受到批判围攻，彭德怀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下放。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为了帮助读者厘清历史原貌，编辑部印发了彭德怀这封信。
侯雨夫：《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1979年3月，总第15期）。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生活必然会趋向于“绝对贫困化”，这历来被当作对西方社会的经典判断。该文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对这一论断提出了质疑。
刘明夫：《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1979年4月，总第16期）。 该文主张社会主义应实行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制度。
陈荷夫：《确保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1979年4月，总第17期）。 该文主张恢复司法的独立性，批评了党组织不适当干预司法机关工作带来的种种弊端。
晓鲁（王小鲁）：《“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的提法是科学的吗？》（1979年4月，总第21期）。 该文针对当时学术界主张重新确认中共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不同意见，论证与现实生产力水平相矛盾的社会制度不是先进制度，而是需要改革的制度；主张改革需要建立的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该文后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王永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竞争》（1979年7月，总第31期）。 该文是改革中最早提出在中国实行市场竞争制度的文章之一。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1979年9月，总第39期）。 该文是顾准在“文革”中遭受批判期间留下的遗稿，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讨论了“市民阶级”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认为继承希腊文明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清教徒精神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
高尔太：《异化现象近观》（1979年10月，总第42期）。 该文以“文革”的历史悲剧为证，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违背人本主义的异化现象。
郭罗基：《政治问题为什么就不能自由讨论？》（1979年10月，总第43期）。
晓鲁（王小鲁）：《试论政治民主化与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联系》（1979年10月，总第44期）。 该文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徐博涵：《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1979年10月，总第45期）。 该文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提出了批评。
王贵宸、魏道南：《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1979年10月，总第45期）。 当时的农业政策仍然不允许实行包产到户，该文列举事实肯定了农业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积极作用。
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1979年12月，总第49期）。 该文讨论了小农经济产生的平均主义和反商品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林欣、李琼英：《华盛顿与民主共和制》（1979年12月，总第49期）。 该文回顾了美国独立的历史，讨论了废除领袖终身制对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意义。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文章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对打破长期的极左思想禁锢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1979年11月，《未定稿》还发表了三篇关于安徽肥西县农村的调查报告和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等人就此撰写的评论文章，介绍肥西县山南区77%的农户在1978年冬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1979年夏粮增产265%，国家征购粮也多交了好几倍；但县委要“纠偏”，受到农民强烈抵制。陆学艺等人的评论文章对“纠偏”进行了批评，对包产到户做了积极的评价。但这受到当时的社会科学院一位负责人的严厉批评，因为已经排印，下令只准作为“增刊”发行200份，供少数领导内部参考。即便如此，这份增刊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共甘肃省委当时已准备对少数实行包产到户地区的农民进行整治，读到《未定稿》增刊后，改变了态度，决定允许各县少数生产队进行试验。
1980年1月，《未定稿》又发表了中共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文章，介绍滁县地区从1978年10月以来多数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等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一部分搞了包产到户（或称“大包干”）。全地区1979年粮食比1978年增产23%，油料增产28%。其中凤阳县大部分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1979年全县粮食增产49%，油料增产数倍。文章呼吁要尊重实践，不要把联产责任制看成“倒退”，不要再搞“纠偏”。
《未定稿》连续刊登这方面文章引起了一场风波，当时的社会科学院一位主要负责人严厉批评《未定稿》发表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是“和中央唱反调”，还有几篇文章也被认为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因此撤换了《未定稿》的负责人林韦，改组了编辑部。但《未定稿》当时在思想界掀起了从多方面清算“文革”积弊、重新认识改革前旧体制的缺陷、推进改革的思想浪潮，在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未定稿》受到整顿、林韦被撤换后，《未定稿》的编辑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停刊4个月后才于1980年5月复刊。但复刊后的《未定稿》在几位编辑的努力下仍继续发表了一些对推进改革有影响的文章。仅举几例如下。
徐景安：《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竞争的必然性和特定，保护和开展竞争》（1980年9月，第20期）。
陆学艺、王小强：《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1980年11月，第30期）。 该文对农村包产到户做出了积极评价。当时中央政策尚未正式肯定包产到户的实施。
刘佑成、王晓鲁：《商品经济客观基础考察》（1980年11月，第31期）。 该文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于浩成：《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人民民主专政？》（1980年12月，第34期）。 文章对当时仍然作为官方理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了质疑。
何伟：《商品生产与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12月，第40期）。 该文主张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国家所有制应向企业所有制改变。
杨仲伟、陆立军：《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新探》（1981年2月，第3期）。 文章对马克思经济理论将服务业劳动划为“非生产劳动”（该理论也成为苏联和我国过去经济统计区分生产和非生产的依据）提出了批评。
郑洪庆：《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及成因的分析》（1981年5月，第13期）。 但当时有关领导认为该文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通货膨胀”的官方传统说法，责令将标题和文章中的“通货膨胀”一词都改为“货币量发行过多”才能发表，这也导致文章读起来很多地方逻辑不通，并非笔者的责任。
《未定稿》在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推进改革扫除了很多思想障碍，对改革功不可没。
在改革初期阶段，一个称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或“发展组”）的小组织对农业改革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该组是由一批“文革”期间在农村插队当过农民、当过建设兵团战士或工厂工人，“文革”结束后又活跃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发起成立的。
他们抱着改变农村面貌的强烈愿望，自发组建了这样一个研究组织，从1980年下半年就非正式开展活动，利用业余时间讨论研究农村发展和改革问题，并进行了零散的实地调查和建组筹备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十年“文革”造成的人人自危的思想恐惧症还在，建立这样一个自发的研究组织，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好在那些依附“四人帮”，靠整人吃饭的极左官僚已经纷纷倒台，一批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走上了工作岗位。农发组成员们希望改变农村面貌的热忱终于感动了“上天”，该组的活动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支持。
1981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农发组在北京大学宣告正式成立，三十多位热衷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中青年学者聚集在北大招待所参加了成立会。当时的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都到会讲话表示了支持，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拨出2万元经费支持农发组进行农村调查。杜润生在讲话最后充满期望地说：“同志们，八亿农民期待着你们！”
此前和此后，农发组先后由成员单独承担或集体组织在安徽肥西、滁县、凤阳、安庆，甘肃兰州、渝中、定西，四川南充、江津、甘孜，江西吉安，广西梧州、赣州，贵州安顺、关岭、镇宁、都匀、荔波，山西原平，浙江金华、东阳、义乌，以及西藏、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河北、湖北、湖南、福建、陕西等多地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成员们在开始两年没有编制、没有工作报酬的情况下豪气冲天，走遍村落田间，夜以继日工作，到农民家里促膝谈心，在生产队和社员干部座谈，走访各级政府交流意见，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收集了大量案例和数据信息，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不仅详述和肯定了当时部分地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取得的显著成绩、农村发生的变化，而且针对当时农村经济存在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这些报告，有些呈送中央和各党政职能部门参考，有些在内部刊物或者公开报刊上发表，有些集结成书。1981年农发组的安徽滁县地区农村调查报告呈交中央后，总书记胡耀邦说：“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报告上批示说：“这个报告把‘包产到户’以后的情况讲得一清二楚，建议各省委书记、省长一阅。”
大量的调研工作把农村的方方面面情况如实记录整理出来，并进行了大量分析，给改革领导者和各级政府工作提供了来自基层的丰富信息和政策参考依据，对体制内外那些受传统意识形态观念束缚而对改革充满疑虑甚至抵制反对的人有很大的说服作用，直接推动了农业“包产到户”改革一步一步在全国铺开。
后来，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全国各领域扩展，80年代中期，农发组的成员大部分进入了两个研究机构——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及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在不同的改革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为农村改革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杜润生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共同获得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1983年，又一个打破常规的新事物出现了。这就是“走向未来丛书”。该丛书由金观涛等发起，邀集了社会科学各界一批新锐中青年学者参加编委会
，出版了一批介绍、翻译、编译国外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以及国内学者的新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起人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俩当时是三十几岁的青年学者，1980年初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分两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文，引起学术思想界轰动。“走向未来丛书”以介绍科学思想和推动文艺复兴为使命，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宗教、科学学、社会学等，每本小书10万字左右，很适合青年读者快速阅读。
“文革”时期，中国与国外思想界几乎完全隔绝，全国只有少数人能够看到一份选译各国媒体报道的报纸《参考消息》，极少数高级干部可以看到作为秘密文件翻译国外信息的《参考资料》，绝大多数人对国外情况一无所知，只能相信当时官方媒体宣传的世界上除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几个国家外的三分之二劳动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忍受剥削压迫”，等待我们去解放。在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和学生们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和官方编写的宣传性读物，再无任何东西可读。“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为青年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在全国青年学者和学生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使他们能够接触到世界近现代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有重大贡献。第一批“走向未来丛书”于198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再版，包括如下著作和译作。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金观涛著。
中国学术界（不仅史学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长期停滞，近代日益衰落，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认为长期的封建社会束缚了经济发展。但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不衰，仍是困扰学术界的问题。金观涛该书用控制论的观点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维持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结构，提出该结构是由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地主经济和儒家文化这三个子系统组成的“超稳定系统”、具有自身修复功能的假说。该书引发了读者广泛的兴趣和讨论。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刘青峰著。
《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李平晔著。
《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李醒民著。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灌耕根据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编译。
《看不见的手——微观经济学》，杨君昌编著。
《经济控制论》，何维凌、邓英淘编著。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丹尼斯·米都斯等著，李宝恒译。
《现实与选择——当代中国工业的结构与体制》，朱嘉明、吕政著。
《探险与世界》，于有彬编著。
《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乐秀成编译。
这套书上市后一售而空，成为青年读者争相抢购的热点。1984年再版时每本书的印数就从1万多册猛增到7万～15万册，此后在1985～1988年又陆续出版了六十多本书。这里仅列出其中一部分：
《人的现代化》，［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著，殷陆君编译。
《没有极限的增长》，朱利安·林肯·西蒙著，黄江南、朱嘉明编译。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金观涛、唐若昕著。
《择优分配原理》，茅于轼著。
《第三次数学危机》，胡作玄著。
《凯恩斯革命》，杨君昌编著。
《西方文官系统》，杨百揆、陈子明、陈兆钢、李盛平、缪晓非著。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邓英淘、何维凌编著。
《富饶的贫困》，王小强、白南风著。
《定量社会学》，郭治安、姜璐、沈小峰编著。
《儒家文化的困境》，萧功秦著。
《日本为什么成功》，［日］森岛通夫著，胡国成译。
《悲壮的衰落》，金观涛、王军衔著。
《弗洛伊德著作选》，约翰·克里曼编，贺明明译。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刘丽、姜铁军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著，黄晓京、彭强译。
《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宋德生著。
《增长、短缺与效率》，［匈］亚诺什·科内尔著，崔之元、钱铭今译。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钱乘旦、陈意新著。
《计量历史学》，［苏］科瓦利琴科主编，闻一、肖吟译。
《社会研究方法》，［美］艾尔·巴比著，李银河译。
《发展社会学》，胡格韦尔特著，白桦、丁一凡编译。
《以权力制约权力》，朱光磊著。
《人心中的历史》，刘昶著。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美］K.J.阿罗著，陈志武、崔之元译。
《马克斯·韦伯》，［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谢维和译。
《人的哲学》，金观涛著。
《现代化的动力》，［美］C.E.布莱克著，段小光译。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社会角色》，约瑟夫·本-戴维著，赵佳苓译。
《平等与效率》，［美］阿瑟·奥肯著，王忠民、黄清译。
《理性主义》，陈宣良著。
《卖桔者言》，张五常著。
以上所列关于《未定稿》、“农发组”和“走向未来丛书”的情况，只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案例。没有这样一场思想洗礼，很难想象人们能够从“文革”制造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投入改革的大潮。思想解放是80年代体制改革能够推进的极其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