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国际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都证明，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绝非只有违反市场规律的政府强制性政策可用，而且这种政策最终无法达到目的。德国在“二战”中工业被大量摧毁，国力消耗殆尽，物资匮乏，人民贫困。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毅然放弃了战时管制政策，鼓励自由市场发展，短时间内就实现了经济复苏，并迅速发展为世界制造业强国。日本战败后经济一片萧条，在占领军主持下推行了经济自由化，解散财阀，鼓励竞争，也迅速发展为高度工业化的强国。
发展成就显著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在开始起飞阶段政府都起了较大的作用，但没有一例是靠反市场的计划经济取得成功的。相反，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欧洲和亚洲国家，都遭遇了增长缓慢和停滞，最后大多数不得不实行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个别未转轨的国家，经济发展都远远落在大多数国家后面。
我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转向市场经济，农民有了自主权，乡镇企业、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改变了重工业先行的模式，消费品产业在市场导向下充分发展，短短几年就解决了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问题；经济增长显著加速。投资资金不减反增，市场活跃，效率提高，形成了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
近年来经常有人以改革前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开发为例，主张经济发展要实行“举国体制”。“两弹一星”确实是突出的成就，但这是以举国之力进行少数重大项目科研攻关取得成功的案例，不能简单推广到整体经济发展。
事实证明，当时的“举国体制”除了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五”时期发展中取得了显著但短暂的成就，在长期经济发展方面是相当失败的。如前所述，这不仅表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只保持了中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基本没有提高，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还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以压低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为代价，使居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大量人口长期处在绝对贫困状态，中国持续处于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列。如果忘掉了这些沉痛的教训，想回到或部分回到旧体制，必然误入歧途，背离改革方向，也注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改革期间，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轨道，在近40年间保持了接近10%的增长率。1978～2017年这40年，城乡人均收入分别年增7.3%和7.6%，比改革前都有大幅度提高；农村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贫困，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总量超越了多数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40年来取得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不是“举国体制”，而是靠改革原来的“举国体制”，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
市场经济体制让老百姓和企业不再被动服从上级安排，有了自主择业、迁徙、投资、经营的权利，有了积极进取、参与竞争、付出更大努力取得更好回报的权利，同时个人和企业也要为懒惰、低效率和错误决策承担后果。这些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源泉。在市场体制下，消费者也有了自主选择消费品的权利，不再是政府分配什么吃的就吃什么，商店卖什么穿的就穿什么。消费者的自主选择也迫使生产者必须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优质产品。这同样是市场经济能够充满活力、不断提高效率的基本原因。
在计划体制下，少数人决策，大多数人服从，决策错了也常常难以迅速纠正。而市场体制能够调动大多数人和众多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竞争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推动人们勤奋工作，促使资源不断向高效率的领域流动，因而能够起到提高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些作用是政府的行政手段无法取代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决策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分别做出的，错误概率相对较低，错了也有自我纠正的机制。
市场经济当然也不能包治百病。有些领域，如天然垄断性领域或科研、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有经济外部性的领域，仅仅靠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导致垄断或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有些领域，例如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共服务，单靠市场无法抑制贫富两极分化，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些领域，需要政府参与并承担重要责任。完善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职能，只要做得合理，与充分竞争的市场并不冲突，反而两者可以实现互补。一个合理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既有充分竞争的公平市场，又有弥补市场空缺和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但政府不能越位，不能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的权力，不能取代市场的作用。
改革40年来，经济成效有目共睹。但在这40年间，若干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围绕权力的腐败现象严重；还出现了投资过度、产能过剩、效率下降、负债过高等结构失衡现象，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对企业的干预在过去十几年间有强化趋势，导致最近若干年经济增长疲软。有些人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关键在于与市场化配套和互补的若干方面改革不到位，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干扰。本书以下部分将分不同阶段回顾改革的主要进展和经济效果，同时简要讨论上述这些问题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将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