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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从历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协商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文化滋养，中国近代对于国家构建的制度追求和设计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构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后建设过程中的实践为协商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从现实来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多元格局、多样化路径对协商民主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党和国家只有建立更规范的协商制度才能有效地吸纳公民参与、协调各方利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全面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与科学决策能力，将协商引入决策也就成为提高执政和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体现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包括社会利益分化带来的冲突、矛盾、情绪等尤其需要新的制度形式来化解和释放。在更高的层次上，协商民主是完善和发展适合自身国情的民主政治形态的重要选择，也是对人类关于民主政治探索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于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国家建设的集大成者，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没有停止对于最适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1986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随之展开；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时也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发展协商民主推进政治协商制度改革，还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继续推进基层民主和社会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复杂、领域广泛。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显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模式，并开始对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高扬民主和法治的旗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转型，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等观念深入人心；（2）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健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得以贯彻施行；（3）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党国、党政、政企、政事等实现初步分离，政府权力开始从高度集权转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4）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逐步发展；（5）阳光立法深入民心，政治决策从注重经验转向注重科学和民主；（6）政府管理体制逐渐完善，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建设逐渐深入；（7）民间组织成长空间扩大，市民社会逐步发展，社会自治能力增强；（8）民主的理性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健全，程序的价值逐步提高；（9）监督机制多样化，权力滥用和腐败得以有效制衡；（10）一种健康有序的、宽容理性的公民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在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协商民主的探索，也即多元利益的诉求与表达、协商对话与讨论、决策合法性与共识等。协商民主的多样性探索，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党的领导就是寓领导于协商之中。健全协商民主，体现了执政党对人民意愿和人民权利的尊重，民主的、法治的、科学的执政方式顺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
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基础，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使中国共产党有着更宽阔的视野、更成熟的理论，在明确提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建设基本遵循，继续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建设之后，我党对于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内容有着更为清晰的设计。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协商对话”到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及2015年出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都表明执政党在推动协商民主实践方面的战略主动。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系列制度措施，提倡“开门立法”“透明立法”，明确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决策听证等举措，在实践中也为这种战略主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是中共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也是重大决策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协商民主是促进执政党走向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的重要途径。通过协商，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经过充分的讨论、论证和协商，协商民主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能够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共识最大化，使决策程序更加规范、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决策结果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止或消除决策的随意性、短期性、盲目性。更为重要的是，协商过程所获得的认同和支持，能够保证政策实施过程更为顺利。协商的过程，同时还能够使社会更全面地了解和接受执政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
政治决策是政治体制运行的核心环节，政治意志、民众意愿只有转化为政府决策，才能够有效地在实践中加以实施，才能够充分表达公共利益、维护个人权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只有在获得广泛信息，充分关注和了解政策对象真实感受的基础上，决策才是科学的、民主的，才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政治讨论，这种讨论和协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共同特性如何与这些利益相关联；决策者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真实和普遍的信息，可以作出更符合实际的决策，从而能够有效避免拍脑袋决策、随意决策的现象；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只有当决策是在公民及其代表的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形成的时候，其结果才是正当的、合法的。
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使人民群众的参与诉求日趋强烈，如果缺乏有效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这种不断扩大的参与就会因为缺乏社会安全阀而对既有体制形成巨大的冲击。协商民主可以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既反映多数人的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进步明显。但是，我们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例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突出，腐败现象严重，医疗卫生、教育、环境安全等问题不断涌现，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等等。这使我国当前产生了差别化的利益诉求、多发性的利益矛盾以及破坏性的利益冲突，社会认同也逐渐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在社会主体越来越多元、社会利益越来越多样、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的背景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而既有制度规范在因应上述挑战时，却明显存在不健全、不通畅、不完善等问题。而解决上述问题，只有通过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增强对话和沟通、逐步形成共识等方式来完成。公民参与意味着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相关问题、制度和政治体系之间的联系；参与能够在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共同体机构、公民与问题、公民与决策，乃至公民与整个共同体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参与能够为公民有平等的表达机会、发言权创造条件；参与能够有效地维护公民个人以及共同体的利益。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通过不同层次和领域的制度建设、程序设计，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包容不同诉求，更好地开展协商对话、更主动地寻求共识，积极协调各方利益，从而使人民群众有合法的、规范的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并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增进不同行为主体对于社会问题的相互理解和共识，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最终也才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基础。
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的官僚自由裁量权开始急剧膨胀，行政机构的作用、重要性凸显，官僚机构赢得了制定规章制度的权力，国家权力重心从立法机构转移到了行政机关，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其结果是，政府决策无法充分满足公众愿望，政府公信力丧失。而我国的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行政，行政机构的权力一直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也出现了缺乏限制和制约的权力运行态势，出现了缺乏制约和监督而导致的权力滥用现象。为了监督和制约权力，使权力回归其服务于民众的本质，在政治决策中把公开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最大化，必须通过健全协商民主制度来实现。只有协商民主才能建构、规范现代的公共行政。协商民主通过扩大公民参与度，推动公开透明，建构规范的体制机制，能够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使行政权力合法、规范、有序运行。
全球治理过程中依然存在分歧、冲突、动荡和混乱。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中国政府主张的通过和平对话、协商的方式，即协商民主的方式，来化解纷争和冲突，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分裂国家之间的和解、转型国家的发展、经济贸易纠纷、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都可以采取协商对话的方式，各方通过沟通、交流，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方式来解决。化解暴力冲突、战争等问题，协商民主是最恰当的选择和安排。
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给人类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灾难，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衰退等。对生态文明的探索，需要超越既有政治制度模式。“不仅在人类之间存在民主，而且在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过程中也存在民主，尽管并不是在自然世界，或者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任何简单模式中存在民主。”
“建立生态社会的战略必须依靠合作型生态地区的方式，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以一种重新唤起的与社群利益休戚相关的意识去替代对竞争优势的不懈追求。与此相关，也应调动参与型民主制的政治艺术，因为这种民主制既力求平均分割权力、化解彼此冲突，又努力维护公民社群内的多样性。”
这种新的替代性选择就是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上的协商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