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一种观念和制度，民主一方面要考虑如何限制权力，使其不能过度侵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推动如何保障公民的权利，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民主的活力主要在于它能在二者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理想地看，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价值。现实地看，民主又是经验的、具体的。什么样的民主是最恰当的、最有效的，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理解。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国家和社会实践民主的模式呈现多样性特征。各种不同的民主模式与实践，共同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当然，差异不能走向相对主义。民主的有效运转，还需要对于基础性的价值和规则的认同与共识，差异需要保持在共同体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民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在近代以来同样走上了认识民主、思考民主、探索民主和实践民主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建构起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基本确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并在实践中创造出两票制、公推公选、民主恳谈、协商对话、预算监督等民主形式。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程度不断提高，民主政治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我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品质保障。这种理论自觉和自信体现了两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其一，通过理论创新，科学回答当代中国在探索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其二，通过回答中国的问题，同时丰富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我国在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渐次发展，一方面表明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结构性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各种不同的民主形式相互支持、相互融合的有机过程。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探索，到“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再到《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提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长期的思考、探索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表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基层民主、选举民主等共同构成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内容。在当代中国，党内民主是核心和引领，选举民主是主体和突破，基层民主是基础和基石，协商民主是关键和重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结合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根据不同的形势和条件，合理配置资源，积极主动推进不同形式民主的实践和探索。

近年来，我国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政协组织、社会领域和基层组织都在积极进行协商民主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协商民主的实践创造与制度建设广泛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实践之中，从而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准备了现实基础。从政治协商、政协协商到立法协商、行政协商，以及社会协商对话、基层协商民主、网络公共论坛等，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从纵向讲，覆盖到中央、地方和基层社区，是一个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实践；从横向看，协商实践涉及国家政权机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更有党派和人民政协组织，同时也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从结构上看，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涵盖了立法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政党制度、自治制度等，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从技术上看，协商实践既有利用常态的、规范的制度平台开展的活动，也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支撑的尝试，如网络论坛等。因此，广泛、多层、制度化既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目标，也是其最为基本的特征。

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既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协商民主提出之后，我们既高扬民主的价值又注重制度建设，既强调党和政府的作用又鼓励人民更广泛地参与，既创造了增量民主的路径又激活了存量制度的资源，协商民主的实践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依然面临类似观念文化、制度支撑、实践深化等方面的挑战。只有通过不断尝试、不断努力、不断完善，才能够进一步推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有助于体现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有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助于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通过健全协商民主制度来加强党的领导，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看到已经取得的成就，也要客观分析协商民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例如，关于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统一、对协商民主理论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需要更加规范和合理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求更高了，面临的复杂因素也更多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既存在许多有利条件和基础，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风险。如果看不到民主建设的重要性，思想僵化，以各种理由拒绝或者拖延民主建设，会使党丧失创新活力；同时，如果不顾客观现实，忽视踏实的基础工作、慎重的制度实践，也是值得警惕的。只有稳步循序发展民主，才能够探索和发展出适合中国自身实际的民主发展道路。

2013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获得立项。这是我首次承担重大研究项目，在课题设计、组织研究、推进学术交流、提供决策咨询等方面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本书主要关注并初步尝试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其一，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是如何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其二，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相对于其他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什么样的价值；其三，协商民主的各种制度形式在实践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其四，从文化观念、社会心理，以及情感评价的角度，人们对协商民主具有什么样的认知；其五，支撑协商民主的技术性方法何以在操作上使民主成为可能。回答这些问题赋予课题研究更多的机遇，自然也存在诸多的挑战。课题组始终坚持立足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科学论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全面梳理、深入研究和批评分析当代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础上，系统掌握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文献和基本资料，集中关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深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基本指向，积极开展课题研究工作，最终形成形式多样的研究成果，包括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对策报告、问卷调查等，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推动和开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共完成阶段性成果包括：论文30篇，合计25万字左右；“协商民主研究丛书”一套7本共220万字；最终著作类成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研究》26万字、问卷调查研究成果《协商民主：地方政治精英的视角》20万字；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6次；多次参与有关意见征求、座谈会、决策咨询会议；提交研究报告、智库研究报告约6万字。另外，课题组整理和翻译重要协商民主理论家的有关资料40多万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实地调研，收集整理国内各地的协商民主实践创新案例和案例研究成果，共计102万字；课题组分别于2015年、2017年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问卷调查，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性数据，并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课题组圆满完成了各项科研任务，顺利地完成了结项事宜。

课题成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与实践》一书由项目首席专家陈家刚负责，马奔教授、宋雄伟副教授、聂伟博士、王洪树教授、陈文教授、张翔副教授、张丽琴博士、李蕊副教授等参与写作。同时，该成果还凝聚了韩福国、李强彬、隋斌斌、吴晓林、贺羡、于涛、叶托、朱芳芳等青年同人的辛苦工作。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何俊志教授、陈雪莲副研究员、王艳博士、孟天广教授付出了辛苦的努力。感谢俞可平教授、王浦劬教授、何增科教授、黄卫平教授、时和兴教授、景跃进教授、王续添教授、周光辉教授、杨雪冬研究员、彭勃教授在课题研究工作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感谢山东大学、深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信阳师范学院在课题研究和学术研讨方面给予的支持。感谢原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各位同事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积极参与组织学术交流和调研活动。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曹义恒先生，以及编辑单远举先生在出版本书时付出的辛劳。

民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只能在自己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和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们也不应只是满足于使思考止步于当下。唯有穿透历史的隧道，人们的思考成果才能够在理论和实践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不一样的回响。当我们面临这个时代的各种压力和挑战时，困扰我们的不是民主过载，而是民主不够。如果有对民主、对协商民主的观念和价值有效的、有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前景就会更具有现实性。目前的成果还是初步的，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也请学界同人多批评指正。希望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能够进一步深化理论思考，并切实走进生活，不断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