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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党协商”概念的权威提出是近两年的事情，但是，政党协商的探索却是有其自身的脉络和轨迹的。中国共产党为政党协商提供了坚定的支持，同时也在大力推动和主动探索和创新政党协商。政党协商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离不开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基础，也离不开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实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党协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成为我国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集中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
政党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政党协商在我国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思考，有一个生长、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的过程。关于我国的政党协商，持有不同观点、不同立足点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通过考察1945年到1949年的政党协商后指出，“政党协商作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主要形式，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于新时期焕发新活力”
。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与协商经历了从“联合革命”到“协商建国”再到“合作治国”的历史进程。
政党协商是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的，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1）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在党的各种文献中明确了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主张。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既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又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
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其他革命党派的方针，体现出团结合作的思想。这种思想和主张直接促进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我国政党协商合作的新实践。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理解、支持和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真正开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在联合抗日的旗帜下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和协商。（3）抗日战争胜利后，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同参加政治协商。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会议最终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中的民主进步人士共同协商合作的成果。“虽然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主导，并最终被国民党彻底破坏，但政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精神却已经在中国各党派和人民中间扎下根来。”
（4）“五一口号”与协商建国。194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开启了协商建国的序幕。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界人士经过充分讨论和协商，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政党协商为基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格局，形成和发展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党关系。“协商建国”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5）协商民主与政党协商。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视情简称为《意见》），明确指出了协商民主建设的目标、原则与制度结构。在文件提出的七种协商渠道中，“政党协商”处于更加突出的位置。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以下视情简称为《实施意见》），明确了政党协商的内涵、内容、形式、程序、保障等。从其地位和重要性方面来讲，是我国各种协商形式的制度安排中最为核心与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政党协商及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我们对政党协商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从民主联合战线、统一战线到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再到协商民主和政党协商的不断深化过程。“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民主思想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理念。”
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政党协商”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实践，丰富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成熟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派联合、统一战线、协商建国等实践探索，为今天提出政党协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研究者不同，侧重的角度不同，关于政党协商的界定也就不同。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角度。一是侧重从参与主体角度来界定。如有学者指出政党协商包括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直接协商，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的间接协商。
也有学者认为，“政党协商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也包括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历史与实践证明，无党派人士具有政治性和组织性，因此是一个没有党派组织但有党派性的特殊群体。所以政党协商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协商。在中国的当前民主政治发展形势下，政党协商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直接协商为主。”
还有人指出，政党协商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还有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因而形成的不仅是直线双向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机制，也是“网络化”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机制，保证了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各民主党派结构多元性的统一。
二是侧重于从协商内容角度来界定。如有学者认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
三是侧重于从协商方式来界定。如有学者指出，“政党协商是指政党通过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实现政党功能，履行治国理政的根本职责，最终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活动。”
政党协商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基于共同的政治基础，通过对话、协商、参与等方式就一些全局性、根本性问题进行合作，并达成政治共识的互动过程。
四是侧重于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综合性界定，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政党协商，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多党合作中，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通过会议协商和书面协商等方式进行平等沟通、交流和讨论，以达成或增进共识、完善和优化决策的民主形式和政治过程。”
不管从何种角度去理解，政党协商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进行平等直接协商的民主形式。也就像《实施意见》中界定的那样，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
。从这个基本界定出发，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深入探讨政党协商的形式、内容与实践。
政党协商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直接协商，是政治上最高层次的对话与商讨。参加协商的是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或者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联负责人等。他们代表的都是特定政党或群体。政党协商不是个体之间的协商。例如，在专题协商座谈会、人事协商座谈会、调研协商座谈会等形式中，都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主持会议，参加者则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联负责人等。政党协商不是个体行为，而是组织化的政治行为，是政治集团之间的对话、讨论和交流，高度的组织性是其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
政党协商，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进行的政治协商，不是围绕社会生活中一般性事务的协商。高度组织性的特点，决定了其高度政治性的特征。因此，政党协商尤其强调具有政治性、宏观性以及全局性的重大议题。它不是个体意见的反映，而是汇聚集体智慧；它不着眼于个体和团体利益，而是立足全局，反映人民群众和所代表群体的整体利益，具有全局性；不局限在某个特定领域，而是广泛了解掌握各种社会心理、思想动向、利益诉求及潜在矛盾，具有综合性优势。
平等是政党协商能够进行并实现政治聚合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当代中国的政党结构中，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存在掌握政治资源不同、社会影响力不同等问题，但是，平等性重在强调协商过程中意见表达、政治对话、协商保障等方面的平等。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协商是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的协商，不是决策之后的情况通报或者告知；其二，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进行的直接的政治协商，不是存在中间环节的协商。直接性有利于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各种利益、偏好的协调及不同意见的即时沟通与讨论，也有利于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同时也有利于共识达成之后的具体执行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