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安市地处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北跨渭河，南依秦岭，是中国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当前，以渭河、陇海铁路线为主轴的“关中经济区”正在崛起，西安、咸阳、渭南等城市将共同发展为开放式“区域城市群”，并逐步形成“西安大都市圈”，即以陕西省公路交通网中关中环线的城市化地区为主体，北至三原，东到渭南，西到杨凌，南至秦岭北麓，包括4市、10多个区县。

在大都市圈城镇加速发展的形势下，城镇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人口的激增和规模的扩张，城镇的盲目扩展用地、不合理规划和破坏性建设，造成土地利用与开发失控，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空气、水、垃圾和噪声污染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出现了水土流失、城市酸雨、公共绿地缺乏等现象。如何协调城镇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保护、恢复和重建生态环境，已成为本地区人居环境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张定青、周若祁，2005a）。

曾为“立城之本”的渭河水系位于黄河中游，汇聚于陕西关中盆地，历史上水资源丰实、水利发达、景观优美，滋养了其流域众多城镇。作为黄河第一大支流的渭河，横贯关中盆地300多公里，流经西安市境内段约150公里，分流出灞、浐、沣、泾等各级支流。渭河水系为以长安古都为代表的众多城镇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了优异的自然环境和丰实的物质基础。

当代城镇的急剧发展干扰、破坏了河流赖以稳定的自然边界系统和自然演进过程，使得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被破坏，水系自然生境退化加剧。昔日滋养人居的渭河水系，如今陷入多种困境：水系枯竭，河道萎缩，水质恶化，河岸荒芜，城市的蔓延仍不断蚕食着滨河地带；流域景观格局显著改变，多种动物绝迹，植被退化、消失，生物多样性降低；河流调蓄能力大大减弱，平时干旱，夏季雨期暴雨成灾，频繁的洪涝灾害造成了严重损失（张定青、周若祁，2005b）。

河流水系作为生态敏感区，担负着地区生态安全的功能。渭河流域水土资源的流失和破坏已造成滨河生态系统的显著退化，流域地区生态脆弱性进一步加剧，已成为制约本地区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经验与有关城镇理论证明，河流水系与城镇发展之间具有相互制约性和相互受益性，更是生态环境重建的关键方面。

从西安大都市圈自然地理环境特点和城镇建设要求来看，呈网络化分布的“渭河流域”与都市圈城镇形态及发展格局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是都市圈城镇生态系统的基础与保障。城镇发展如何借助自然生态的力量，统一协调各城镇建设，调整用地，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环境共生，促进城镇人居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张定青、周若祁，2005b），完成生态整合重构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研究。

渭河水系的显著特征是两侧支流发育极不对称，北侧支流长而少，南侧支流短而多（见图0-1）。渭河北岸支流发源于黄土高原，源远流长，流经西安都市圈的有泾河、石川河等。南岸支流均发源于秦岭山地，如“长安八水”中的浐、灞、沣、涝等，上游段河道曲折深切，谷深、坡陡、流急；出峪后中游段切穿山前洪积倾斜平原，坡度减小，水流减缓；下游河道横向摆动显著，具有游荡型河流特征，形成河谷平原，呈南北向条状分布于渭河南侧（张定青、周若祁，2005b）。所以位于渭河南侧的城镇一般具有秦岭山地-山前洪积倾斜平原-河谷平原过渡的地貌特点，并出现沿河城镇的急剧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土地开发失控的矛盾；而黄土高原小流域地区则出现长期水土流失而导致的地表沟壑纵横、村镇分布多、人居质量较低的矛盾。本书针对南北不同的城镇存在状态，分别选取户县县城和“姜家河+十里塬+通深沟”单元作为典型地段进行重点分析，并给出其在生态整合重构方面的思路和建议。

资料来源：张定青、周若祁（2005b）。

在河流改善城市结构布局的范例中，日本关西都市圈建设模型堪称典范，其根据水系的风土地貌，将水系网络表达成像一株大树一样的系统网络，这样关西地区的城市结构即形成以水系为主轴的树状系统，由“根”（大阪湾地区）、“干”（承担关西圈区域活动的城市轴）、“枝”（各城市区域）、“叶”（地区组团）多样化的组成部分使关西圈成为一个健康的生命体（见图0-2）。

资料来源：黄光宇、陈勇（2002）。

在将河流地区塑造为城市重要景观空间的范例中，有19世纪奥斯曼主持的名为“完美塞纳河”的巴黎改建方案，倡导开敞、壮美的城市结构，并将塞纳河提升到城市结构轴线的高度加以建设，与塞纳河平行的景观主轴线，以及与其垂直的多个景观副轴，围绕河流构成城市空间的骨架（见图0-3）；法雷尔主持设计的伦敦泰晤士河畔东格林尼治的更新计划中，采用继承、调整、再生结合的设计方法，在位于泰晤士河转折的半岛形滨水区中央建立一个绿色河岸腹地，使之成为与河流相呼应的空间焦点，围绕这一中央公园，扩展传统的绿化空间（见图0-4）。

资料来源：李麟学（1999）。

资料来源：李麟学（1999）。

在河流的生态保护方面，麦克哈格在新奥尔良附近的庞洽新城的规划中保留并合理组织了基地的湿地水系，并配以人工河及湖泊构成自然排水系统，水边还布置了开放空间系统，为人们创造接触自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传统开发方式对生态带来的破坏。还有欧姆斯特德制定的被称为“自然湿地”的波士顿水体边界规划，以河流为系统，以河流边界的滩地作为公园带，运用湿地生态理论，每边留出60.96～457.20米作为边界林地，保持河岸与河漫滩的自然状态，并沿河流发展了波士顿的带状绿化系统，同时将市内的数个公园连为一体。为此波士顿疏散了河边的居民并通过疏浚潮汐河流、种植能抵抗洪水周期性变化的树木来恢复河流的自然演进过程。

我国结合生态思想进行规划设计研究的先行者是黄光宇先生，在其与陈勇所著的《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一书中，分别从哲学层次、文化层次、经济层次以及技术层次，探讨了生态城市的本质内涵，并定义了和谐性、高效性、整体性、多样性以及全球性的生态城市特征，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原则，强调在整体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实现各系统的发展，以取得最大的整体效益，并进行了乐山生态城市的规划实践（见图0-5）。

资料来源：黄光宇、陈勇（2002）。

在城镇建设层面，有重庆江北城CBD规划和渝中半岛形象设计，上海黄浦江两岸综合规划和世博园规划，长沙湘江滨水区及橘子洲规划以及顺应水系形成“长藤结瓜”城市构架的珠海城市规划；在村镇建设层面，有广西岑溪市的双列式带状发展模式，上种葡萄、水中养鱼的“葡萄河”的奉化市滕头村村庄生态规划。这些都是城镇建设结合河流水系生态发展的成功范例。

而在城市河流治理的范例中，有成都沙河综合整治规划，北京河湖水系的恢复，太原汾河综合整治规划等，其中哈尔滨马家沟河的整治，对其进行水体清淤、引清水，污水采取暗道处理，开发建设节点小游园，沿江绿化散步道等措施，形成城市的生态轴；新建设包括天津海河两岸综合规划、武汉汉江两岸总体规划等。这些规划无不将重塑河流生态作为建设的重要目标，并将其视为带动河流地区，乃至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

本书结合渭河流域水系分布现状、城镇现状以及城镇的发展要求，立足于河流在城镇建设中起到的生态支撑作用，通过分析城镇群的数量分布、规模等级分布、性质分布以及城镇的形态与河流水系的空间关系，对城镇群的空间分布进行了总体的把握。根据城镇的发展对河流的具体影响，从政策管理、技术手段、水域生态规划、河流自身的生态建设等方面对河流的生态恢复提出建议；在城镇建设和生态建设两个层面上，就城镇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加强河流与城镇内部的联系两方面提出了城镇生态规划重构的建议。 nzXVCTjiHqoXBcdgagONDxxS17rySwKLhYKS+JfKe24LtWa4A/6HOcMBtwCxw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