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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进行着新的角逐。在它们彼此争夺、侵占其他国家资源和土地的过程中，也导致战乱、冲突不断。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社会的是不能套用“生存斗争”的法则，而是需要团结相处。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有阶级性，道德从属于阶级。但无论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观，还是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只要三种阶级的道德观同处一个历史时代，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它们之间必定有共同的伦理观念。
1864年9月28日，各国工人在圣马丁出席公开大会创立国际协会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实现解放需要工人之间兄弟般的合作。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面对政府利用民族偏见追求自己的欲望和利益等罪恶目的时，面对政府坚持肆无忌惮地掠夺他国财富，发动战争，挥洒人民的鲜血，浪费人民的财富的对外政策时，工人阶级必须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观察国际政治的秘密，使其遵守必要的准则，必要时采取一切措施反抗它、揭露它。马克思说：“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这不仅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准则，也是工人阶级执政国家的对外政策应遵循的准则。因为如果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简单朴素的人际关系能够成为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的一种准则，那么将减少国际社会中的敌对、仇恨、冲突乃至战争，各国人民都得以和平共处。因此，要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就得实现工人的联合，就得坚持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反对一切违背其准则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指出：“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面对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马克思又重申了这一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倡导建立道德与正义、团结与互助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思想对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建立一种坚持道德和正义准则的国际关系，它不仅指导工人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时执行这一国际关系准则，在当时也是反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国际社会和平的一种声音和力量。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严重地侵害了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地破坏了国际关系的道德和正义、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严重地阻碍了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其中，海上霸主英国和欧陆霸主沙皇俄国则是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两个典型大国。为了称霸，它们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对世界和平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沙皇俄国自彼得一世以来，其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侵吞、占领他国和弱小民族的野蛮扩张史。马克思指出，18世纪以来，从沙皇60年来侵占的瑞典、波兰、土耳其、波斯、鞑靼等国家和地区的领土总和及其重要性来看，相当于俄国在此以前的欧洲部分。
沙皇俄国打着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号，煽动建立泛斯拉夫民族国家，在外交上更是使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霸权。沙皇俄国成了“欧洲反动派的强大支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可怕的敌人”。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反对沙皇俄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来解释沙皇俄国政府的反对行径，以此来提高欧洲工人及政党的认识，团结他们共同反对沙皇俄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1884年，恩格斯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面对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胜利，尼古拉一世准备对付整个欧洲革命的情势，“我们的对外政策很简单：支持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派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
。后来，恩格斯强调：“推翻沙皇政府，消灭这个威胁着整个欧洲的祸害，——我认为，这就是解放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知，外部的斗争只能遏制而不可能根本改变沙皇俄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有内部革命改变沙皇俄国的社会制度，才是根本的办法和出路。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实现政治自由的渴望，以及反对俄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得到了列宁的肯定。列宁在《弗里得里希·恩格斯》中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恩格斯是期望看到俄国实现政治自由的。因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得德法处于长期纷争状态，而那个时候对俄国来说，则处于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增强了沙皇俄国的反动力量。俄国在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同时，还压迫波兰、芬兰、德意志、亚美尼亚及其他弱小民族。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宪兵”、“民族压迫的监狱”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建立道德与正义的国际政治思想给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相互往来逐渐被相互依赖的关系所取代。生产、加工、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完成。这种世界范围的生产方式将彼此的利益相互交织起来，经济上相互依赖，政治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或合作或斗争，但很难真正实现平等合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共同作用的国际环境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何实现合作？合作的基础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基础是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与独立。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也要建立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对于爱尔兰和波兰人民来说，首先要成为国家的民族，才能成为国际的民族，“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
。换言之，只有在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实现兄弟般团结的国际合作，才能为最终消除国际对抗，开展合作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
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的主张。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是赤裸裸的殖民扩张史。殖民统治是民族压迫的基本形式，殖民大国对外实行民族压迫，对内进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因此，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反对民族压迫，“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心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关注和支持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支援民族解放运动是工人阶级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则和任务。波兰民族起义、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印度人民抗英起义，中国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等民族解放运动大大推动了无产阶级解放的进程。当波兰面临俄、普、奥三国的瓜分，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时，恩格斯明确指出：“凡是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政治活动的地方，他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恢复波兰”
。关于这一点，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张波兰独立，是从欧洲民主派反对沙皇政府的势力和影响——可以说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无限权力和压倒一切的反动影响——的斗争利益出发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1849年就得到了最明显的和事实上的证实，当时俄国农奴主的军队镇压了匈牙利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民主的起义。从那时起到马克思逝世，甚至更晚一点，到1890年沙皇政府同法国勾结，企图发动反对战争来反对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民族独立的德国时，恩格斯始终主张先要同沙皇政府作斗争。”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民族独立放在了首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民族独立，实现国际合作，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的主张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和认同。这对列宁国际战略思想中关于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原则和立场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