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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866～1925）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早年立志救国，呼吁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由于形势所迫，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职。袁世凯上台后，破坏共和。相继执政的北洋军阀，则争权混战，国家依旧内乱外侮、民不聊生。孙中山目睹现实，心怀忧愤，不断寻找救国的方法，晚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新三民主义，全面阐述了他的革命主张和建国纲领。
在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对边疆问题也倾注了大量心血，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他始终关心，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并积极筹划对策。早在1891年，他在《农功》中就指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
针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形势，提出了相应对策。1894年，他又上书李鸿章，呼吁政府“治我军实，保我藩邦”，
希望政府保疆卫土，维护国家统一。为了警示国人，1899年，孙中山又编写了反映当时我国疆域形势的《支那现势地图》，绘出疆界、铁路、山原等，“其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警心云”。
在跋文中，他叙述了舆图的重要性，并在文中建议修筑通往西藏的铁路，以巩固国防。
西藏在1904年抗英战争失败后，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英国的势力在西藏进一步扩大，而清朝的统治在风雨飘摇中。英、俄、日等国深知清朝危在旦夕，遂加紧了对西藏、蒙古等地区的侵略。1907年8月，英、俄签订《西藏协定》，沙俄承认英国在西藏地方的特殊利益，英国则默认沙俄在蒙古地方的特殊地位，这就使得西藏、蒙古地方处境更为艰险，为民国时期西藏、蒙古地方的一系列危机埋下了祸根。值此危难时刻，辛亥革命爆发，起义的烽火很快蔓延到西藏，驻藏川军先后“变乱”，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崩溃，一时谣言纷传，人心惶恐，西藏局势顿趋紧张。英印当局则趁机策动西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安全最艰险的时刻到来了，摆在孙中山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面前。
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主义。但是事实上，中华民族国家获得西藏、蒙古、新疆等边疆地方民族的认同又是何其难。西藏激进民族主义一旦被激发出来，要想扑灭它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及付出艰苦的努力。作为新政权，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面临着完成国家统一和建设的任务，都要利用民族主义来推动这一进程，自然而然，中华民族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不管成效如何，这都是应对西藏激进民族主义必须坚持的较佳方法。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反满种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汉人大力宣传的种族民族主义，号称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这只对汉人有效，达到了唤起汉人革命的目的。可是，清王朝垮台，蒙古、西藏在瞬间就爆发了动乱，直接威胁国家稳定。反满种族主义对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蒙古族人是有负面作用的。要知道，在古代，“中国”是汉族人认同的文化坐标，也是满、蒙、维、藏等民族称呼内地和汉人的代名词，殊不知内地汉人宣传“汉人的中国”越红火，藏、满、蒙、维等少数民族就越猜疑和恐惧，离心力就越大。
所幸，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在目的达到之后，就迅速加强对中华民族主义的宣传。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强调了民族平等和团结，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是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中山、袁世凯在不同的场合皆反复宣讲五族共和，试图以五族共和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唤醒蒙、藏等民族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认同，使之接受新生的共和国，五族共和成为中华民国对藏族、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宣传最得力的政治口号。这种五族共和式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反映了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成为内地各阶层和政治团体的一致愿望和时代最强音。这仍需要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民族上层人士的了解和接受。
但此时的西藏已经为激进民族主义情绪所笼罩。1911年，内地革命的风雷传到了拉萨，驻藏川军趁机变乱，法纪荡然。1913年1月，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在藏历新年发布《水牛年文告》，号称：“西藏地方，那些以承认供施之名行极力想奴役藏民之实的人的美梦，如同地上的砂粒那样流散，天空的彩虹刹那间化为乌有，圣地众生开始重新享有佛法和富裕生活等幸福欢乐的吉祥日子。”
继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正式宣布“五族共和”后，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在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的电文中，又一次强调：“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
宣传了民族平等，呼吁民族团结，邀请蒙古上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建设国家，宣示了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又专门发布公告，号召各民族消融畛域，文称：“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
在主政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也实行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批准成立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和中华民族五族大同会，以化解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同年3月又公布《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表明了孙中山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临时约法》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
授予藏族与汉族相同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共同管理国家，参与政治事务，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此外，南京临时政府就清帝退位事宜，同意了清室代表袁世凯提出的若干条件，其中就有“待遇满、蒙、回、藏七条”等条例，包括“与汉人平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的主张。表明了孙中山对待包括藏族在内各民族的基本政策，就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这些措施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关系。而清帝退位诏告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宣示，承认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增进了西藏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时西藏问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在英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西藏地方分裂活动猖獗。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形势日益险恶。蒙、藏两地在政治上相互影响，谣言纷传，使得西藏局势进一步趋向严峻。因此，解决西藏问题及与此相关的蒙古问题已是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值此边疆危难之时，孙中山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袁世凯成立北京政府，主持全国政务，如何处理蒙藏事务也是他面临的紧迫问题。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宣言，提倡五族共和、各民族平等团结，并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派四川都督尹昌衡兵进西藏，成立蒙藏事务局，等等。然西藏及外蒙古形势未见缓解。1912年8月，袁世凯电邀孙中山进京共商国是，其中也包括讨论蒙藏问题。孙中山北上，于8月24日抵京后与袁世凯就蒙藏形势交换了意见。8月27日，孙中山与袁世凯第三次谈话，讨论关于蒙、藏宣告“独立”、国势危急问题。孙中山认为：“以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
在与袁世凯第五次谈话中，孙中山认为：“蒙古不欲取消独立者，西藏为之臂助也。如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蒙古不独立，则边警息矣。”
在与袁世凯第七次谈话中，“袁氏问：西藏独立，近有主张以兵力从事者，先生以为然否？”孙中山说：“余极力反对以兵力从事，一旦激起外响，牵动内地，关系至大。故余主张两事：一、速颁待遇西藏条例。二、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
9月5日，在与袁世凯第十二次谈话中，孙中山又谈及：“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所致。故收拾西藏，亦须由运动着手，施以种种政策，如诱以爵位，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
孙中山对解决西藏问题提出的政策，基本上为袁世凯所认同，对北京政府的西藏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孙中山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优礼、团结西藏上层人物，主动派人去西藏宣传政府共和主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事实上，1912年9月以后，北京政府也加大了宣传五族共和的力度，制定实施一些政策，宣传共和之真义，多方设法表达对达赖的慰问，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争取以政治手段解决西藏问题。达赖本人也不希望看到西藏从祖国彻底分裂出去，在闻知北京政府颁布《蒙古待遇条例》，又于1912年9月正式颁令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后，达赖有所触动，立即致信贡桑诺尔布，表达内向的意愿，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契机。不久，北京政府又发布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命令，并派专员商办西藏事宜。这些措施使得西藏地方开始转变立场，并与中央直接接触，谋求问题的解决，西藏局势开始趋向缓和。
（2）孙中山强调西藏问题主要为外国所策动，注重外交交涉与解决问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举国呼吁情况下，于1912年5月派四川都督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令其率兵赴藏，滇军蔡锷部出兵配合；同时，也认识到西藏问题主要为英国一手挑起，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英国的“配合”，袁世凯又令外交部接见英国驻华公使，交涉西藏事务，希望其不干涉中国内政。同年9月，川滇军做好入藏部署后，袁世凯仍希望与英国“外交”交涉。在英国威逼下，袁世凯出于个人目的，放弃西征，专志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失去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机，为以后英人设定的阴谋所左右。
（3）孙中山认识到藏、蒙问题相互关联，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另一方问题的解决。西藏、外蒙古的局势险恶异常。沙俄与外蒙古签订所谓的《俄蒙协约》，妄图把外蒙古彻底分割出去。必须对沙俄的侵略行为抗争到底，否则西藏必仿而效之，直接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他立即分别致电袁世凯、参议院，云：俄蒙之约万不能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若我坚持，定生死力争，必可转圜。倘稍有退让，新疆、藏、满必继去，本部亦难保全，望诸公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
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又发表全国通电呼吁政府及国民反抗俄国侵略。举国上下一时征俄征蒙言论沸腾，北京政府也宣布不承认《俄蒙协约》。
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基本上符合西藏的客观形势，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态度。袁世凯大体上赞同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争取以政治手段解决西藏争端。至于没有取得积极良好的效果，除了英国的阴谋阻挠外，则很大部分是因为袁世凯个人抱有政治目的，以致对内对外都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上述政策贯彻到底。
为了利于西藏问题的处理，孙中山又主张北京政府宜对有关蒙、藏新闻进行管制，因为蒙藏情形传闻甚多，“若以误传刊登报章，引为事实，使人心恐慌，外人将必乘此时机直来谋我”，“故文主张此后蒙、藏消息，责成各该处办事长官日报告政府一次，由政府再分送各报登载，既免误传，且得真相”。
其目的是为以政治手段解决西藏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避免民众情绪过激而影响问题的解决，便于政府筹划对策，解决西藏问题。
除了陈策解决西藏问题之外，孙中山还身体力行，抓住每一个机会，四处宣传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针对民国肇始，“惟蒙、藏尚不尽知共和真理”，
对民国政府颇有疑惧的心理，孙中山认为解决之策在于宣扬民族平等团结，以昭示共和之真义。所以，孙中山利用北上的机会，于1912年9月，广泛与各界群众见面会谈，发表演讲，反复强调五族共和，呼吁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建国家。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出席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发表演说：“凡我蒙、藏同胞，首即当知共和国家异于专制国家之要点。……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非如前清之于蒙、藏，部落视之……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发生种种背谬之行为。吾辈丁此时艰，所当力为劝导，俾了解共和之真理。”
9月3日，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上称：“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
9月7日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又着重强调了五族共和，“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孙中山抓住出席各种欢迎会的机会，积极宣传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核心的五族共和说，其中也包含了对藏族同胞的殷切期望，希望藏族群众了解共和之真理，欢迎藏族领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消除疑惧心理，增进西藏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
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已为政界、知识界普遍接受，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大力宣传五族共和。从对藏实际效果来看，五族共和说首先为留京的西藏人士普遍欢迎。1913年国会议员选举后，西藏旅京同乡会呈文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表示：“已将大总统廑念西藏之德并五族共和之要旨，呈报达赖活佛及西藏同胞。……会员等亦应黾勉从公，竭力传播五族共和之大旨，解释从前西藏同胞之误会，同享五族共和之幸福。”
这有利于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认知五族共和之真义，为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做好了舆论准备。事实上，五族共和说在民国时期也为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1920年，达赖在与甘肃代表朱绣等人会面时谈道：“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共和。”
1930年，西藏地方政府在给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中指出：“西藏为我五族之一，唇齿相依，荣辱相与，断无离异之理。”九世班禅大师在内地期间，也经常宣传五族共和，希望国内政局稳定，国家和平统一。这些都说明五族共和说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对藏人宣讲治藏政策时，也常常提及五族共和说，例如，1929年9月蒋介石派员赴藏宣慰，致函中提及“兹特派棍却仲尼（即贡觉仲尼——引者注）赴藏慰问兴居，并开谕藏民咸知五族共和之真谛”。
可见，五族共和说在当时的作用和蕴含的价值，孙中山对此是功不可没的。
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团结，倡导五族共和，这是中国历史上处理西藏问题的一次重大变革，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有力地团结了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缓和了西藏地方的紧张局势，对维护西藏地方稳定和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五族共和的提法有不足之处，但是依当时的边疆形势，除了五族共和，尚无其他更好的主张来团结藏族同胞。事实上，除了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外，西藏问题的解决，最终应取决于国家的实力，以当时外侮内乱的现实，依靠任何个人力量都不可能根本解决西藏问题。民国时期西藏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五族共和构成的中华民族主义总体上释放的是平等、团结、友好的善意。西藏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接受了“汉人”政府的诚意。以九世班禅为代表的亲汉派，始终坚持汉藏和好。1929年2月20日，九世班禅宣布：“西藏始终与中国合作，贯彻五族共和，共同抵制强邻之侵略。”
这说明五族共和说在西藏仍产生了较大影响。事实上，五族共和说也为达赖喇嘛所了解。1920年，达赖喇嘛与甘肃代表朱绣等人会面时谈道：“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共和。”
民国元年，袁世凯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西藏问题由北京政府全权处理。孙中山曾满怀希望，认为以后应努力实行民生主义，建设新国家。怎奈袁世凯心怀野心，一方面对英妥协，企图“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换取英国的支持；另一方面打击国民党人，破坏共和。孙中山被迫发动“二次革命”，又一次奔走于海内外，投身到民主革命中，不得不暂时放下对边疆问题的思考。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各派军阀混战，政治腐败黑暗，五族共和并未实现，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也未真正获得解决。面对现实，孙中山失望、愤慨，继续寻找彻底解决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的办法。
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争权夺利。段祺瑞上台执政后，为一己之私，抛弃国会和《临时约法》，图谋个人独裁。1917年，孙中山面对段祺瑞假共和的行为，举起“护法”旗帜，召集原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护法运动开始。原西藏代表积极响应，南下参加会议，计有：参议院议员（后藏地区）傅谐、龚焕辰、巴达玛林沁；众议院议员（前藏地区）乌勒吉、王庆云，（后藏地区）江聪、石凤岐。
西藏代表坚定支持孙中山，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北洋军阀，为护法运动做出了应有贡献。
由于各种原因，护法运动终归失败，孙中山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继续寻找救国的方法。1917年以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俄国十月革命、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列主义的传入，瓜分中国的巴黎和会等事件的发生，促使孙中山深刻反思和总结他的革命主张，最终形成以反帝反军阀为革命纲领的新三民主义。这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治国政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理论纲领。
晚年的孙中山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最大敌人，而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团结国内各族人民共同斗争。因此，孙中山强调在国内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应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与孙中山以前积极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发生了矛盾。五族共和说的不足，一是否认了其他民族的存在，二是没有树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19年，孙中山认识到五族共和说的不足，转而批判之：“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
孙中山否定了五族共和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团结。其真实意图在于为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为融国内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主张的提出做准备。
所以，孙中山又说：“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
“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主义。”
就藏族而言，孙中山认为“西藏亦几成英国底囊中物”，同蒙古人、满人一样，无自卫能力，“我们汉族应帮助他才是”。就是在民族主义上下功夫，使藏族同化于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孙中山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张，认识到只有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有把国内各民族自在的中华民族意识转变成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统一。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记者谈话时又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
各族人民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完全表达了渴望中华民族独立统一的强烈愿望，其中也包含了彻底解决西藏等边疆问题的愿望。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郑重宣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为“消极地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积极地团结国内各民族实现一大中华民族”，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趋向成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有原国会议员、西藏籍党员代表乌勒吉参加，孙中山于1924年2月21日又任命乌勒吉为大本营咨议兼蒙文翻译官，
体现了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与关心。这次大会发布了极其重要的宣言，其中核心内容是：“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新三民主义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对实现中华各民族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树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认同意识具有重大意义。事实证明，孙中山提出的建立融合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的。近代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集体意志的体现，也是中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毋庸置疑，新三民主义的提出也表明孙中山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欲解决西藏问题，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在国内提倡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这是实现西藏地区持久稳定的根本之策。孙中山提出的上述主张，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理论纲领。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有关西藏政策的指导原则基本上遵循新三民主义。1929年3月15～28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7日会上通过“蒙藏与新疆”的决议案，郑重宣布：“本党致力于国民革命，既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行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于民权主义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诚心扶植各民族经济、政治、教育之发达，务期同进于文明进步之域，造成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国民党人全面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主张，并在以后的涉藏政策中均秉承这次会议精神。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提出要加紧对西藏的宣传，要点是：“阐明蒙藏民族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之一部，并释明三民主义为蒙藏民族唯一之救星。”“说明蒙藏民族所处地位之危险，帝国主义者侵略阴谋之恶毒，及第三国际曲解民族自决之煽动宣传。”中央政府协助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交通、经济、教育建设，“惟军事、外交及国家行政，必须统一于中央，以整个的国家力量，谋蒙藏民族之解放”。“督促蒙藏民族人民积极培养自治之能力，完成自治之组织。”
国民党的上述决议基本上体现了孙中山的对藏主张，并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固定下来。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动派人赴藏宣慰，恢复发展与西藏地方的友好关系，所秉持的对藏宣传的指导方针即是三民主义。1929年9月23日，蒋介石在致达赖喇嘛函中讲道：“自先总理领导革命，创立民国，一以力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为职志。政府秉承遗训，奠定寰区，对于藏卫人民，无时不思以至诚博爱之心为谋安定。”
1930年9月18日，蒋介石在复达赖喇嘛函中又谈道：“中央政府誓遵总理扶植国内民族之遗教，以力谋藏民今后之福利。”
这表明，国民政府在统治期间，基本上是本着上述精神来指导对藏政策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了民族自决自治的内容，主要意思是：（1）中华民族对外自决，实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独立。（2）“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
对内提出中央政府应帮助国内各少数民族，用自治的办法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允许国内各民族有自治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赞成藏族等少数民族从中国分离出去，各民族自治是在统一的中国内部实行的民族地方自治。南京国民政府所坚持的西藏自治，也是秉承孙中山之精神，指导方针是在中华民国内部，“外交、军事、政治均归中央办理”，“中央予西藏自治权”，
这符合孙中山提出的民族自决自治的基本原则。至于民国时期少数西藏上层人士所主张的西藏自治，是妄图从中国分裂出去，与孙中山民族自决自治的主张、国民政府允许西藏适度自治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
孙中山治藏的方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前后有两个基本理论。如1931年赴藏考察的谭云山向行政院汇报观感时说：“总合所说，不外一新一旧两个口号，旧者即五族共和，新者即三民主义（尤特别注重民族主义）。每先由五族共和说到三民主义，因藏内对于五族共和已有相当认识，对于三民主义则全未闻知。如是说法，听者无不欢迎。”所以，谭云山建议：“我政府一面派人特别宣传，一面急应将三民主义及中央各种政策与设施译成藏文，分发藏内，使之明了。”
谭云山的陈述表明五族共和及新三民主义已成为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理论指导。五族共和对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三民主义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指导纲领，有利于团结广大的藏族同胞，维护西藏的稳定和统一。
解决西藏问题之道，首要是国家统一。民国政府一直在做争取统一和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艰难努力，想把处于分散、分离状态的各种社会政治团体统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实现国家良性有序运转，却没有成功，也就没有条件唤起边疆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胡适认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
近代的中国人在三个方面都着力了，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中华民国时期都没有完成，对藏族同胞来说，中华民族认同感仍有待被“唤起”。
国家或政治的统一是有可能实现民族多重认同的，文化是可以变迁的，那么民族认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重新解释和塑造的，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把文化上多元的民族统合到政治一体的国家架构中，凝成多民族复合的中华民族，用共同的语言、法律、政治象征，比如国旗、国庆、公共节日、宪法等凝合起来，建立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国家的认同。在一个大家庭，汉藏等民族通过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彼此理解和帮助，信任和接受对方，建立对兄弟民族的认同，实现民族之间的多重认同与和谐共存，消解激进的民族主义冲突。
孙中山在关注西藏政治问题的同时，还高度重视西藏地方的建设，设计了发展西藏的蓝图，也就是致力于实现他一直主张的民生主义。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即提出在西藏修筑铁路，1899年12月22日，孙中山发表《支那现势地图》，在文中他提出在中国中部地区，以上海为起点，修建至江宁，到汉口，至成都的铁路线，“再向西经双流、新津、邛、名山、雅州、荥经、清溪、打箭炉、里塘、巴塘出西藏”。
初步勾勒出在西藏修筑铁路的蓝图，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修铁路，巩固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但是，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加剧了边疆危机，促使孙中山立志革命，以救中国。此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内外，致力于反清斗争，无暇详细筹划边疆问题。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详细制订了在西藏地方修筑铁路、发展经济、建设西藏的规划。
西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英国等国家的侵略。孙中山认为发展西藏就必须首先修建铁路。铁路修通后，既可以巩固国防，又可以发展经济、开发资源。因此，他一直重视对西藏的铁路建设。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强调军事实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必要保障。“现在以国防不固……英国在西藏进行。我国兵力若能保护边圉，断无此等事实。”
指出了我国军队无力保疆卫土的事实。他认为，中国并非缺乏兵力，保卫西藏，实因交通不便，以致不能及时运兵到西藏地区。“倘有铁道，则交通便利，可将内地之军队输于边疆，以保吾圉。如蒙古，如西藏，皆由兵力薄弱，以致外侮侵凌，是皆交通不便之故。”
故孙中山主张政府应尽早修筑铁路，铁路之修筑“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
希望通过修筑铁路，达到巩固西藏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
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于1912年间在众多场合反复陈述了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并表示要专办全国铁路，争取10年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线。1912年6月，他曾建议修筑三条全国铁路线，其中的南路铁道线“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
这条路线起于沿海城市，达于西藏地区，将对巩固西藏等地的边防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西藏与蒙古问题密切相关，民国元年蒙藏形势一度呈现危势。孙中山认为“蒙藏风云日亟一日，若不赶筑铁路，后患不堪设想”，遂建议政府专门修建一条贯通蒙藏地区的拉萨至车臣的铁路。由拉萨起，经过新疆，直达蒙古车臣汗。再由拉萨筑一支线，“至四川成都，而与滇、蜀铁路相接，若此路一成，不惟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军事上亦种种便利”。
如果不急将铁道修成，“则俄人必欲夺我之蒙古铁道路线……英人必欲夺我之西藏铁道路线。……铁道为人所夺，国即为人瓜分”。
列强如在蒙、藏边疆修筑铁路，则路权必为之所夺，路权丧失则沿线国土必沦为敌手。孙中山呼吁在蒙藏地区修筑铁路，反映了他对蒙藏形势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不过，从西藏修建通往蒙古、四川地区的铁路，虽可运兵御敌，巩固边疆，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国家实力以及技术条件看，是不可能的。孙中山的建议，只能留待今天实现了。
孙中山非常重视民生建设，意图通过发展实业实现国家富强。发展西藏地方的经济，自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内容。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拟有在西藏地区修筑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移民垦荒的规划，期望能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密切藏族与内地人民的各方面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繁荣。
孙中山认为发展经济，当以交通为最重要；计划交通，又以铁路为先。对于西藏地方而言，也是如此。铁路在利于国防的同时，也是发展西藏经济的首要条件。所以，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拟在全国修建中央、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高原等铁路系统。修建通达西藏地区的铁路线主要是在高原铁路系统中，包括拉萨—兰州线、拉萨—成都线、拉萨—大理车里线、拉萨—提郎宗线、拉萨—亚东线、拉萨—来吉雅令及其支线、拉萨—诺和线、拉萨—于阗线。
所拟定的通往西藏地区的铁路线具体详细，与内地的铁路线连接，通往各沿海地市，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
铁路修好后，就可以开发西藏地区的资源。边疆铁路线所经之地，皆是资源丰富之地。“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处，皆物产殷富之区，徒以交通未便，运转不灵，事业难以振兴。”
高原铁路系统可以开发西藏地区的矿产，因西藏地区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中国人则目西藏为西方宝藏，盖因除金产丰富外，尚有他种金属，黄铜尤其特产”，故可以重点开发黄金、铜等矿产，“当世界贵金属行将用尽时，吾等可于此广大之矿域中求之”，
必将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但孙中山也认识到西藏地处高原，自然条件恶劣，铁路修建起来工程繁难，耗资巨大，只有待其他铁路线完成后，才能修筑。西藏地区的矿产可以留待最后开发。
在西藏修筑铁路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便于移民垦荒。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拟有“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的规划，
在谈及拉萨—兰州铁路线时，孙中山曾说：“沿此线之起点与终点，现已有少数居民，将来可成为一大殖民地。”
为了便于移民事业的进行，孙中山建议用科学系统的方法指导移民，“假能以科学上方法行吾人之殖民政策，则其收效，将无伦比”，“以特惠移民，而普利全国”。所提设想是土地由国家收买，设为农庄，长期贷给移民。移民之初，所需的资本、种子、器具、屋宇应由国家供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
待一个地区的移民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授以自治权，并对移民进行民主政治精神的训练，使其能经营个人事业。
孙中山的上述设想为部分西藏上层人士所了解，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1929年1月，九世班禅大师驻京办事处正式成立，发表宣言：“且藏、康、青海，地广人稀，芸畴万里，蕴藏丰富，若依中山先生之实业计划，则大有禆于国计民生。”赞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并在宣言中呼吁国人不仅要注重珠江、长江、黄河流域的开发，也要重视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开发。
这说明，孙中山开发西藏、建设西藏的主张已经引起了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士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历届中央会议上，凡涉及治藏政策时，国民党皆强调要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搞好西藏建设。只不过，由于抗日战争、内战等原因，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西藏建设，有关发展西藏经济的政策多停留在文件上，基本上没有具体的行动，这也是国家内乱外侮现实的客观体现。
此外，在西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建设西藏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尚无材料表明孙中山对此直接提出过具体的建议，但是，孙中山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是肯定的，民国刚一成立，孙中山就强调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对待落后的地区，要帮助它们发展教育。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对《中华民族大同会请拨款创设蒙、回、藏师范学校》呈文的批示：“中华民国既合五大民族而成，自应施以同等教育。蒙回藏语文各异，尤应首先养成师资。”
提倡培养藏族人才，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以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皆对此有所实施，在京组织蒙藏学校，培养藏族人才。这对密切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感情，发挥着积极作用，也有利于西藏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当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难以在西藏地方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经济建设，这是由国家政治现实决定的。孙中山晚年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了反帝反军阀的奋斗目标，已指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只有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西藏地方的稳定以及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今天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关于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文化事业、修筑通往西藏铁路、增强藏族同胞自治能力的主张，在全国人民努力下，正在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