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末西藏激进民族主义的产生

近代西方诞生的民族主义概念和理论具有复杂性，产生了多角度的认识和解释。 今日学界主流所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内容以汉族政治社会思想和活动为主，且侧重于对民族主义含义、思潮、运动的抽象总结和归纳，以及对梁启超、孙中山等著名人物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是与国家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结合具体问题分析民族主义，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民族主义在现实中的作用。

由民族主义可以观察近代“西藏独立”问题。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不仅包括汉族的民族主义，还应包括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等边疆民族的民族主义，内地与边疆是一个整体，离开边疆民族谈民族主义，仿佛车失轮毂，不能圆满。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往往与边疆民族问题直接关联，近代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方的“独立”运动也直接影响中国国家的统一和建设，这既有外国侵略者挑拨的原因，也离不开民族主义情绪对政治社会的作用。探寻边疆民族的民族主义是一条接近现实和思考中华民族国家困境的路径。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类型区分较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根据民族主义反映的利益要求，可侧重谈中华民族主义与西藏激进民族主义。

近代中华民族主义的思想、活动可以概括为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认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多由内地汉族知识分子、政治人物提倡。西藏激进民族主义是过分强调本民族利益，要求从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分离出来，建立所谓的本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在近代其代表人物是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主的西藏少数上层人士。所以，近代中华民族主义与西藏激进民族主义的利益诉求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中华民族主义可以诠释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事件，但不能解释中华民国刚一成立，西藏、蒙古民族问题就瞬间爆发的问题。毋庸置疑，是英国的侵略引发了“西藏独立”问题，而西藏民族主义者所持主张则是西藏问题蔓延和紧张的内在原因。

西藏激进民族主义产生于清末。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西藏地方上层人士和民众始终怀有与内地汉人不同的民族主义心理。在清前期，西藏的民族主义没有过多地展现出激进和破坏的一面，西藏地方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清初，格鲁派宗教领袖五世达赖朝觐顺治，恭顺清廷。清廷则给予西藏地方首领和僧俗民众军事、政治、经济的支持和大力帮助，藏传佛教繁荣昌盛，藏族民族利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清朝皇帝在全藏僧俗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在西藏地方实施有效的主权管理，获得了广大西藏人民的拥护。此时，西藏激进民族主义没有发展的市场和借口。

英国的入侵破坏了安定的一切。19世纪40年代，英国势力已经逼近西藏边境，而大清帝国正走向衰败，外辱不断和内乱削弱了其对边疆的控制能力。1876年，英国借马嘉理事件强迫清廷签订《烟台条约》，同意英人入藏游历、探路。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战争，迫使中国承认英国在锡金的特权，划定边界，开放亚东，扩大在藏治外法权。

在清朝，西藏僧俗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是反对西方的。正如英国人所说：西藏“山峦屏障阻拦着外国人入境，居民们也同山峦行动一致，竭力拒异国人于大门之外”。 西藏僧俗对外国白种人有天然的不信任感，把“白种”民族视为根本不信仰宗教且要毁坏西藏宗教的民族。全藏坚决抗英，反对议和，拒绝履行中英所订的有关西藏地方的约章。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亲政。伴随着英国的侵略成长起来的达赖喇嘛耳闻目睹了英人侵藏及驻藏大臣对外妥协的劣迹，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教利益和民族利益，开始对清廷不满。清廷在维护主权、应对英国侵略和西藏民族主义情绪的困境中，希图苟安，但妥协只能拖延矛盾的大爆发。新任英印总督寇松上台后，怂恿英国内阁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1904年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达赖喇嘛出走库伦，流寓内地5年之久，开始了痛苦的彷徨和反思。

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驻藏大臣压制西藏僧俗反英的民族主义情绪，给全藏留下极恶的印象，破坏了之前清廷所树立的威望。同时，西藏僧俗认为清廷已经没有能力保护西藏。少数上层人士为了自身的利益，放弃对统一国家的认同，试图将外国势力引入西藏，这是分裂的民族主义，是激进民族主义的萌发。

此时的内地舆论已经迸发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义情绪。20世纪初汉族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民族主义，维护主权国家利益，外抗强敌、内收西藏政权为舆论主导风向。内地各界已在大张挞伐，指出“若有心者驻藏夺喇嘛政权，固甚易易”。 “今欲谋保藏，必先收回政权。欲收回政权，非先镇压以兵力，改定官制，更换名目，假以重权，不足新藏人之耳目，而巩我主权。” “我朝入藏之始，不改其政俗，不易其宗教，仅以一大臣为之监督，使之永为不侵不叛之藩封。故中国在藏只享主权之虚名，而喇嘛在藏则独获政权之实用，以致启人觊觑。癸卯冬，乃有外兵入藏一案，藏力不敌，遂为城下之盟，听客所为，几于为他人之保护国。至研究所订条约，中国几不能自认在西藏有丝毫之主权。”“西藏改为行省一策，万不能坐失事机，再缓须臾。” “我中国并非利西藏土地财产，反为西藏糜费千数百万，以救我唐古特黄种同胞。”“实念西藏百姓与中国血脉一线，如同胞兄弟一样。” 藏族为“黄种同胞”，“中华民族”的说法超越华夷之分的种族民族主义，汉族知识分子主张的筹藏改制、建立行省、收回管理权、维护国家利益成为中华民族主义首要之义。

饱受外辱的清廷也试图振作，接受内地民意，朝野在西藏问题上达成共识，从满汉之争转为一致力主对西藏挽回主权，确定了治藏新政，“将达赖、班禅优加封号，尊为藏中教主，所有内政外交以及一切新政，由国家简员经理”， 拟将达赖喇嘛、班禅的权力限定在宗教领域，明确从属地位。

内地朝野倡扬中华民族主义，暂时放弃满汉种族之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却忽视了西藏独特的民族宗教情况。此时，已知内地之意的达赖喇嘛怀有二心，努力寻求外国的帮助，在京频繁与外国使节联系，多次派遣堪布前往各国使馆拜访，赠送礼品。在京84天中，达赖喇嘛在黄寺接待了美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丹麦、荷兰、德国、瑞典、葡萄牙、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公使，其借外援维护自己政治利益的心理暴露。

清廷则相继派张荫棠、联豫查办藏事，推行新政。张荫棠在西藏刊发《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的小册子，试图以儒家的伦理来改易藏族风俗习惯，加强藏汉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则在藏区改土归流，倡导土地、赋税、行政、宗教的改革，毁坏寺庙，将违法的喇嘛、土司斩首，为筹藏改制做准备。这触动了西藏政教体制，损害了贵族、喇嘛的根本利益，彻底激发出藏族上层人士和僧侣们的民族主义情绪。1908年2月，清廷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下定决心要削弱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现在治藏之策，自以统握政权，不使旁落为要义。” 西藏上层集团得知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唯恐遭到与川边土司、喇嘛一样的命运，强烈反对，派兵阻止其入藏。驻藏大臣联豫指调钟颖率川军开往拉萨，以固威权。达赖喇嘛自1908年12月离开北京，一路风闻西藏改行省之议，心怀疑惧，在川军进入拉萨之际，逃往印度大吉岭。1910年2月25日，清廷再次革除达赖喇嘛封号，手段不可谓不严，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清廷似乎没有认识到衰亡在即，内外局势皆不利于己，却强行推行新政，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将西藏激进民族主义者推向了对立面，民族分裂分子遂有了表演的舞台。

在达赖喇嘛看来，筹藏改制、改土归流和川军入藏，清楚地表明了清廷统揽政权、改革政教制度的决心，直接损害了自己的根本利益，这是绝不能答应的事，遂改变了对中央政府和英国的态度。1909年12月7日，达赖喇嘛发电稿：“一，声言汉藏两族虽属一家，而近来驻藏汉官赵尔丰、联豫辈种种措施，大不利于藏人。藏人或向清廷声诉，若辈则从中颠倒是非，不以真情上达清宫，又派大批军队入藏，以消灭西藏之宗教，以此声请各国政府向清廷抗议要求撤退川军。另一电稿，嘱于前电发出，未获复电时，再行拍发，谓前西藏汉官虐待藏人之程度，殆有弱肉强食之概。第三电系拍致中国边务当局，词意略同前电，诘责清政府不守信义，欺压藏人。” 这是上层集团利益膨胀的产物，与外国人的煽惑挑唆分不开。

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民族主义并没有传入中国，但是满洲贵族仍很好地解决了一个国家内部多民族共存的问题。清末西藏等边疆局势的恶化促使满洲贵族、官僚以及汉族知识分子纷纷主张主权独立和国家政权统一，疾呼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的统一，提倡对边疆民族强制同化。不管是否主观意识到，这都是建设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方法。只有建立一个主权独立和政治稳定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的近代化。清末内地社会出现的中华民族主义树立了一个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时人想以此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和民族群体，表现为以民族主义建构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努力。

但是，中华民族主义轻视汉族与边疆民族的区别，内地朝野对外抗辱，对内以中华民族国家的认同强加于其他民族，靠的是政治专制力量，没有解决民族之间的问题，激化了民族矛盾。民族主义什么时候都是一把双刃剑，可以自卫，也可以自伤。民族主义能维护国家利益，也可以损害民族关系，甚至被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加以利用，来作为反对国家的一种手段。中华民族主义、西藏激进民族主义并存，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形成了多重架构的民族主义矛盾与冲突。 VU/SMoh4EuUHi7Wjgcx3ytTSYEKhstBKZYbPFKwvdktCEe9YVqd1Guuu4T7y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