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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编练新式藏军，改革噶厦机构，整饬宗教，创办实业，革新金融、税制，开办世俗教育，培养新式人才，英国认为民初是策动“西藏独立”的最佳机会，挑拨汉藏关系，加强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控制，援助军火，给予外交支持，培养西藏上层亲英分子，借此控制噶厦。对北洋政府，英国以外交承认和财团贷款为条件，要挟袁世凯同意参加西姆拉会议，旨在签订所谓的中英藏“三方条约”，正式分裂中国西藏。
1917～1918年，在英国挑唆下，第二次康藏冲突爆发。在英国干涉我藏事背景下，北京政府确立“对藏不用兵”、“采取与达赖直接交涉”，宣抚和谈为主导的应对之策。但是，在英国的阻挠以及西藏亲英分子的破坏下，达赖心存犹疑。北京政府由于内部军阀混战，国家不统一，对英国谈判藏事的要求一再推脱，借故拖延。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1928年6月15日，宣告完成统一大业；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为汉藏关系恢复，以及蒋介石与达赖喇嘛的洽商提供了契机。
英国怂恿西藏地方政府进攻康区，增加赋税，扶植亲英分子，鼓动擦绒搞军事政变。同时，英国控制了西藏地方的财政、贸易。达赖新政又搞得经济疲敝，僧俗贵族怨声载道。达赖喇嘛看到这一切，心里有了危机感，再依赖英国，结局将很难预料。
雍和宫成为达赖喇嘛联系中央政府的主要途径。1918年9月，达赖喇嘛命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恢复向雍和宫委派驻京堪布的旧例，派哲蚌寺罗桑巴桑、色拉寺罗桑策殿、甘丹寺罗桑仁增三人赴任。1918年9月，罗桑巴桑等三人取道印度，次年2月1日抵北京，受到雍和宫僧众和西藏旅京同乡会的欢迎，即日向北京政府蒙藏院呈文报到备案。1924年，达赖喇嘛又任命贡觉仲尼接替罗桑策殿。罗桑巴桑到五台山担任堪布。1928年，达赖主动派遣五台山大堪布罗桑巴桑到南京拜谒蒋介石，试探蒋介石对西藏的态度。蒋介石统领国民政府之后，也非常重视西藏问题，闻知达赖代表罗桑巴桑前来，亲自接见罗桑巴桑。1929年1月，蒋介石第一次致信达赖喇嘛，交罗桑巴桑携带到拉萨。
达赖大师法座：
民国成立，十有八年，徒因军阀专横，中原多故，共和真谛未克实施，而边远情形遂多隔阂。今寰区统一，军事告终，内外相维，励精图治，绥远、热河、察哈尔、青海、宁夏、西康各区，均已改建新省；西藏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现正督饬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执事适派代表罗桑巴桑到京备述一切，藉悉法座高瞻远瞩，倾诚党国之决心，遥望西陲，致为佩慰。昔我总理创行三民主义，深有鉴于帝国主义者侵略吾国，非合全国之力一致奋斗，则不能与之争存；而民族主义之精神，即所以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之路也。藏卫接壤强邻，帝国主义者所压迫久矣。幸赖法座深明大义，内向清殷，此后愈当并力一心，修内政而御外侮，自不难相与造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国，以屹立于中国，进而扶助弱小民族，跻于大同，普渡众生，实我佛之弘愿也。兹托大堪布罗桑巴桑君略布一二，统希亮照。顺颂
慧安
蒋
信中，蒋介石简短阐明了中央政府的基本宗旨是实现国家统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以期引起达赖的共鸣。主要表达的意思有：其一，内地历经18年战乱，国家统一了，西北边疆地区皆已经改建新省；其二，西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央成立蒙藏委员会，正专门筹措建设；其三，孙中山先生创行三民主义，号召国内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其四，殷切希望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同心协力，共御外侮，建设强大的国家。
蒋介石号召西藏反抗帝国主义，实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压迫的结果，只有反抗帝国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建设民享、民有的新国家，这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努力的目标。蒋介石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方针，着重运用民族主义来教导达赖。达赖喇嘛派罗桑巴桑前来，传达了心向国家的信号，无疑给国民政府造成了一种印象：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景是乐观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取得联系之后，达赖决定派遣亲信高僧——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担当与中央政府洽商的重任。贡觉仲尼在西藏的地位、影响以及与达赖喇嘛本人的关系都重于罗桑巴桑。
蒙藏委员会成立后，首要任务是与西藏地方建立正式的联络通道，洽商藏事。1929年初，蒙藏委员会密派熟悉藏情，与达赖喇嘛和上层人物关系良好的专门委员谢国梁，作为首席代表到北平与贡觉仲尼联系，传达国民政府修复、改善与西藏地方当局关系的诚意，邀请贡觉仲尼到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典礼。贡觉仲尼请示十三世达赖同意，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愿意作为达赖喇嘛的代表到南京参加奉安典礼，并与国民政府商谈藏事。谢国梁当即函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阎于1929年5月25日密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顷据职会专门委员谢国梁自北平函称，在平晤达赖代表棍却仲尼，该代表声称极愿代表达赖南下参加奉安大典，藉表敬意，并联络中藏感情，惟切须严守秘密，不宜登载报纸，恐惹英人质问，等情。据此，查达赖代表棍却仲尼既愿来京参加奉安典礼，届时似宜妥为招待，以资联络。除电复谢委员国梁即偕同棍代表来京参加典礼外，所有该代表来京后承商解决藏事，至关重要，应如何招待之处，理合备文，密呈钧府核示遵行。”
蒋介石对此极为重视，当即指令有关部门妥为接待。后由于贡觉仲尼偶患疾病，未能立即成行。
谢国梁、贡觉仲尼开通了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直接沟通、会商的渠道，大体了解对方的意愿。同年8月，贡觉仲尼接获十三世达赖喇嘛电函，令其与中央政府洽商。在谢国梁陪同下，贡觉仲尼先赴太原秘密会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根据达赖喇嘛函示，向国民政府声明：“（一）达赖并无亲英之事，其与英国发生关系，不过系因英（指英属印度）藏壤地毗连，不能不与之略事敷衍耳；（二）达赖仇华亦属误传，民六、民九、民十三，达赖均有派员来华，并发有护照，内中言明中藏亲睦，现有护照可证；（三）达赖、班禅感情素惬，其始之发生误会，系因班禅部下之人行为不法，达赖逮捕数人，班禅遂惧而出走，并非达赖所逼。”
这三件事正是影响西藏地方当局与国民政府修复、改善关系的主要障碍。达赖方面就此公开表明态度，为贡觉仲尼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会商奠定了政治基础。贡觉仲尼在谢国梁陪同下到达南京，首先与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戴文面谈。
9月10日，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刘朴忱带领贡觉仲尼、楚称丹增以及翻译巫怀清拜见蒋介石，蒋介石首次接见贡觉仲尼等人。会谈中，贡觉仲尼着重声明：“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
这是国民政府所期望的。“主席谓此事自当实现，中央应本总理宽大之主义，许藏人完成自治。”贡觉仲尼接着要求撤换蒙藏委员会委员诺那活佛、格桑泽仁两位藏族著名爱国人士。蒋介石并没有立即答应，指示蒙藏委员会派人与贡觉仲尼商谈具体解决办法。
会后，刘朴忱与贡觉仲尼洽商藏事。12日，赵戴文将洽商及解决西藏问题的具体事项呈给蒋介石：（1）先决问题，诺那呼图克图与格桑泽仁两委员之去留，拟调委相当地位，先避开藏事之关系。（2）派遣代表，拟先派贡觉仲尼偕同我方派员到藏疏解，二次派江卜桃梅及中央大员入藏宣慰。（3）达赖应否由中央加以封号。（4）中央派员时，除带正式公文函件外，应带慰问之赠品。（5）派员人数确定后，预计一切经费。（6）民国十九年三月开西藏会议之官民代表应使达赖如何办理。
达赖方面所提到的诺那是类乌齐金塘活佛十四世转生的呼图克图。1912年，诺那活佛支持中央政府，配合驻扎类乌齐的彭日升部率兵抗击藏军，为达赖喇嘛忌恨。1918年7月，藏军俘虏活佛，押往拉萨，放入土牢6年。诺那活佛神奇地逃了出来。1925年10月，活佛到了北京，受到段祺瑞接见。1926年12月，受刘湘邀请，前往重庆。1928年，刘湘送诺那活佛到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2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成立，任诺那活佛为蒙藏委员会委员，赐封呼图克图，兼立法委员。1929年11月，国民政府视诺那为西康政教首领，批准设立驻京办事处。1929年12月1日，诺那活佛宣布本爱国护康宗旨，遵守国民政府命令，指导康民外抗帝国主义侵略、内促五族共和实现，赢得了国人的敬重。
格桑泽仁（1904～1946），汉名王天华，生于四川雅州府巴安。青年格桑泽仁跟随班禅下属僧官贡登扎西遍访西康。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筹备蒙藏委员会，格桑泽仁来到南京后，贡登扎西推荐他到蒙藏委员会任藏语翻译。戴季陶颇为赏识精通藏事、汉藏语文的格桑泽仁，1928年6月，推荐其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任藏事处处长，同年格桑泽仁加入国民党。
13日下午，蒋介石设宴招待贡觉仲尼等人，表示所有条呈办法可行，关于诺那活佛、格桑泽仁的去留，班禅成立卫队两事须贡觉仲尼回藏之后，在达赖确实派遣代表参加藏事会议之后才能决定。这反映了蒋介石娴熟的政治手腕，诺那、格桑泽仁、班禅是藏族著名爱国人士，心向中央，多年来为藏事奔走。这次，达赖借汉藏洽商，提出惩罚诺那等人的条件。蒋介石洞察达赖之心，不愿轻易允诺，伤爱国爱藏人士之心，而藏事会议迟迟不能召开，主要因为达赖拖延派遣代表赴京参加。蒋介石提出达赖正式派遣代表出席藏事会议，也是在观察达赖的诚意。
在宴会中，贡觉仲尼告诉蒋介石，达赖欲输诚之内因有：“一、藏人吃茶全用中国品，中藏绝交，茶价贵至十倍；二、藏边驻兵不能购用中粮，边民困苦，时生怨言；三、班禅日思借兵报怨，现欲借俄以逞，若英俄相争，藏地糜烂；四、藏币重三钱余，英币重七钱余，惟藏币十四五元方能兑得英币一元，出口必用英币，经济损失太大；五、前者有廿余俄人潜入藏地，借名学佛，实则阴传赤化。藏预言者言，汉人来好，俄人来藏地大乱，此言藏人甚相信。”
1928～1929年，达赖主动派代表来京洽商，192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在南京分别设立办事处，汉藏关系朝着友好协商的方向迈进。1929年7月，文官处古应芬致信达赖，交由文官处书记官刘曼卿携带赴藏，敦请达赖派出代表参加12月举行的蒙藏会议。
从贡觉仲尼等人所谈来看，达赖喇嘛愿意恢复清朝旧制，展现了很大的诚意，这就给蒙藏委员会造成达赖“输诚可信”的判断，拟定了尚不切实际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具体办法，与贡觉仲尼等协商后，会呈蒋介石：“一、西藏与中央关系恢复如前。二、达赖、班禅应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负责筹划西藏党务之进行。三、达赖、班禅加入本党后得为政府委员。四、外交、军事、政治均归中央办理。五、中央予西藏以充分自治权。六、班禅回藏由达赖派员欢迎，中央护送。七、达赖、班禅在西藏之政教权限一切如前。八、中央以达赖、班禅为西藏政教之首领。九、班禅归藏时，拟派国防军随同入藏，以资保护。十、达赖在京设立办公处，经费由政府发给。”
从这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抱有乐观情绪，对噶厦内部政情并不了解，是从中央的角度思考，希冀“一步到位”地完全恢复与西藏地方的正常关系，所拟办法低估了实际困难。蒋介石看待此事更有政治眼光，又提出八个问题征询达赖喇嘛的意见：“一，中央与西藏之关系应如何恢复？二，中央对西藏之统治权如何行使？三，西藏地方自治权如何规定？范围如何？四，达赖、班禅加入中国国民党。五，达赖、班禅在西藏政教上之地位与权限一律照旧？抑或另有规定？六，班禅回藏，达赖如何欢迎？中央如何护送？七，达赖是否在京设立办公处以便随时接洽？至于经费，可由中央发给。八，西藏对中央有无其它希望？”
这八个问题都触及现实的核心事项。
1929年9月15日，蒋介石决定任命贡觉仲尼为中央政府代表，携带蒋介石致十三世达赖和噶伦擦绒的亲笔信和贵重礼品返藏，与西藏地方当局会商。贡觉仲尼以“赴藏慰问专员”的身份入藏，行时带有“国府特派状一件、蒋主席致达赖书一件、蒋主席玉照一张、国府法密码一本、非正式的手折一件”以及蒙藏委员会草拟的《解决西藏问题办法》9条、蒋介石致擦绒的信件等。
蒋介石致信达赖：
达赖大师法座：
前以统一告成，中外禔福，特致两函询问起居，并示中央眷念西陲之至意，谅达座右。顷棍、楚二堪布来京转陈一切，备见法座倾诚内向，爱护共和，至为佩慰。自先总理领导革命，创立民国，一以力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为职志。政府秉承遗训，奠定寰区，对于藏卫人民无时不思以至诚博爱之心为谋安定。前因道途辽远，致法座维持地方、皈依主义真诚无由悉达。兹幸具闻宗旨，如拨重云，五族振兴，也可觇其朕兆。政府必本先总理亲爱精诚之教诲，与以扶持。际此赤白帝国主义鲸吞蚕蚀之秋，我中华民族务必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以争存。法眼精详，必能远瞩高瞻，则外人拓殖之阴谋，当无所施其狡矣。兹特派雍和宫堪布棍却仲尼赴藏慰问，并宣布中央意旨，希与接洽，并选派负责大员来京商洽一切，是所盼望，专此布达。顺颂
法绥
蒋中正
文首提到的两封信是指前文所言蒋介石、古应芬致达赖的信。这是蒋介石亲自写给达赖的第二封信，其大意一是对达赖输诚内向之心表示赞赏；二是政府本着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力求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三是派贡觉仲尼为中央代表赴藏接洽，敦请达赖派负责大员来京协商一切。
蒋介石致擦绒信件的内容如下：
格布伦查戎法鉴：
（前略）顷者雍和宫堪布棍却仲尼来京，备述执事拥护共和、倾诚内向，良深佩慰。我先总理领导革命，创立民国，原以结合四万万人民谋中华民族之福利为职志。政府秉承遗教，一视同仁，藏卫虽遥，其地为中华民国之领土，其民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无不尽力扶植地方自治之基，以争存于世界。方今帝国主义日以侵略弱小民族为急务，如印度、缅甸、安南、朝鲜均被其蚕食鲸吞，可为殷鉴，能不寒心？执事匡扶藏族，威望夙孚，必能远瞩遐观，深明时势。现在中央政府励精图治，欧美各国已另订条约，尊我主权，藏卫服从中央，外人何敢轻于窥伺？此则政府所昕夕企望，而亦执事所夙昔明了者也。兹特派棍却仲尼赴藏慰问兴居，并开谕藏民咸知五族共和之真谛。执事有所提议，并望随时见告，以便商酌进行，共图幸福也。专此布达。即颂
法绥
蒋中正
擦绒是亲英派首领，虽然密谋发动亲英军官政变，被达赖革去职务，但是在西藏贵族中的地位和影响还在。故蒋介石专门写信，交给贡觉仲尼，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争取他的支持。
11月7日，贡觉仲尼由北平出发经香港、印度，奔赴拉萨。在中央代表刘曼卿、贡觉仲尼开赴拉萨途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多次致函达赖、擦绒，敦请达赖派代表出席将于1930年3月召开的蒙藏会议。
1930年2月16日，贡觉仲尼安抵拉萨，达赖派僧俗高官隆重接待；29日，谒见达赖，谈话数小时，后又接连拜见噶厦大员，转达中央问候。3月15日，贡觉仲尼致函阎锡山，汇报晤谈情况。贡觉仲尼向阎锡山回函称：“仲尼即将中央德意力为宣传，并再三婉陈吾藏应仍与中央力谋联络，以收唇齿辅车之效，颇蒙佛爷及擦绒采纳。”另外，刘曼卿于1930年3月1日进入拉萨。达赖派文武官员出城迎接，盛情款待。在见到国民政府专员刘曼卿女士之后，达赖喇嘛说：“……今新政府初立立即派汝致意，予实钦佩蒋主席与各执政之精明，能顾全大局，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前偶闻某某先后叛变，吾日诵经持咒以祝其平复……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兄弟阋墙，甚为不值……”
1930年8月30日，贡觉仲尼返回南京，携带达赖对国民政府所提八款答复，呈交国民政府。
第一款，中央能将中藏施主关系照前至诚有信之待遇，而西藏以前原系至诚相见，现在更要竭诚拥护中央。
第二款，西藏政教谋根本安定之法，商洽立约后，必更稳妥。
第三款，从此中藏施主诚意谋西藏安全，其范围自应照旧。若原系西藏地方，刻下未在西藏政权之下者，自应仍归西藏范围，久后必安。
第四款，达赖喇嘛现在年高，加之政教事务渐繁，又因三大寺及上下菊巴僧俗官员未经同意之前，不能来京。至班禅现住内地，除扎什伦布寺庙宇教务外，素无其它政务可管，自应就近加入国民党，但素无解决藏事之发言权。
第五款，西藏政教向归西藏政府掌治，班禅早在后藏有一庙宇。至扎什伦布系第一辈达赖所修建，后一辈达赖到拉萨时，无人掌其庙宇，时选班禅掌管扎什伦布，并赠号班禅。后由五辈达赖因屡次师徒关系，将扎什伦布给与班禅。若照以前旧规办理，西藏人民无不悦服。
第六款，班禅左右人等造前后藏名目，意在分离，素不遵守藏政府法令，往往以下犯上，思想行为均系恶化。甲辰年，英人到拉萨时，班禅前往印度与英人密谋，不得结果，仍回扎什伦布。又辛酉年，班禅联同钦使设法谋夺达赖政教各权，后由三大寺及全藏人民反对，不得已仍回扎什伦布。又向章班禅应出军粮四分之一，不但任意不交，还作不法行为。彼时若照西藏法律着实解决，焉有现在之事。因思前辈达赖与班禅师徒关系很深，竭力忍让。彼等不但不悔悟，还拥班禅舍扎什伦布而逃。当时具函请其回藏，并未容纳，因与库伦共党有谋，便往库伦，因库佛圆寂，方到内地。而此间将扎什伦布庙宇，业经派员妥为保护。至左右班禅人等时常挑拨，现在未申明逃奔理由之前，西藏碍难欢迎。
第七款，先设办事处于南京、北平、西康三处，以后若有加添之处，再当陈请。
第八款，为防侵略守土之故，目前只希望中央接济军械，以谋地方安全，如有所需，再当陈请。
从上述来看，达赖答非所问，与南京方面所提内容相距甚远，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歪曲为“施主关系”；索要川边、青海；将达赖、班禅关系恶化全归咎于班禅属下的挑拨搬弄，声称班禅除扎什伦布寺教务外，对藏事并无任何管理权力。这与1929年的表态相比实是很大的退步，诚意全无，令国民政府深感难以解决，故仅允准西藏地方设立驻南京、驻北平、驻西康三个办事处，以资联络。此八款答复，反映了达赖在尼藏纠纷解决之后的真实政治态度，令汉藏政治协商难以顺利进行。这是由于受英国的挑拨及康藏局势的发展。正当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及民众对恢复正常关系满怀期望之际，英国从中干涉破坏，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和平进程再次受阻。
1928～1929年达赖喇嘛派遣罗桑巴桑和贡觉仲尼到南京谒见蒋介石，蒋介石派贡觉仲尼和刘曼卿赴藏，西藏与中央初步恢复了正常关系。这引起了英国的极大不满，英国蓄意制造事端，挑唆尼泊尔侵犯西藏，威胁西藏当局。
根据1856年西藏地方官员与尼泊尔议和约章，尼泊尔商民在西藏享有不交捐税、治外法权等特权。1929年，尼籍商人违抗西藏地方政府的法令，在拉萨出售烟草，逃匿至尼泊尔领事馆，被强行抓获鞭挞致死。尼泊尔政府获知后扬言要进攻西藏，征集67000名军人，采购军米、黄油、砖茶、烟叶、牛羊、军装、弹械等，叫嚣宣传，威胁西藏。班禅驻印通讯处立即快函报告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急呈国民政府，称最近三四年，达赖多次侵入尼泊尔境界，仇怨加深，以致酿成战端，吁请中央应对尼泊尔，拯救西藏。
而贡觉仲尼自江孜发英文电至蒙藏委员会，指出：“尼泊尔政府于一月二十六日派兵九千人入藏”，“此事之发生，乃尼泊尔妒忌中国与西藏之和好”。
达赖喇嘛面对尼泊尔的进攻态势，也动员全藏备战，征集士兵，准备军用帐篷、食物，打算收回尼泊尔在西藏享有的特权和其他权利，与尼泊尔订立新条约，并在此事上依靠中央，增加了内向之心。从当时情况看，尼军进入西藏境内也纯属谣传。尼藏双方在做军事准备，大造舆论，但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蒙藏委员会密呈国民政府：“查此次事端发生，大抵英人唆弄。设或英人得乘机解决尼事，日后藏事将不堪设想。”
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出现转机，和平统一出现曙光之时，国民政府希望能抓住此机会，促使形势朝有利的方向发展。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召开第219次政治会议，讨论解决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的办法，认为前由贡觉仲尼带交达赖之八款，仅是原则问题，为了便于具体洽谈，补充解决藏事问题具体意见，拟定了《解决尼藏问题手续》十一条、《解决中藏问题条件》十一条和《解决中尼问题条件》四条，于1930年3月26日会呈国民政府。
解决汉藏问题条件为：“一、中藏应恢复原来密切之关系。二、西藏不得与中国以外之各国发生政治关系。三、西藏与他国旧订之约得提请国民政府处理。四、达赖应欢迎班禅回藏。五、达赖应将占领西康各县完全交还国民政府。六、西藏外交及军政重大事项应由国民政府负责办理。七、国民政府承认西藏有完全自治权。八、达赖、班禅在西藏政教上之权利概仍其旧。九、国民政府派专员常川驻藏，达赖、班禅应负保护全责，并予以种种便利。十、西藏得派专员常川驻京，并由国民政府酌给办公费。十一、此次尼藏交涉，概由国民政府特派员秉公办理。”
解决中尼问题条件为：“一、恢复中尼旧日密切之关系。二、尼藏问题由国民政府特派员秉公处理，尼政府应先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三、国民政府如派专员赴尼泊尔时，尼政府应负保护全责，并予以种种便利。四、尼泊尔得派专员常川驻京，由国民政府酌给办公费。”
会议决定应立即采取措施，拟由国民政府电知尼泊尔，要求暂停军事行动，听候中央调解；由谢国梁电复贡觉仲尼转达达赖，告诉上述情形；严促新任驻印总领事卢春芳、副领事梁长培迅速赴印，协助特派员解决尼藏问题；请国民政府速任命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专门委员谢国梁分别为赴尼、藏特派员，调查“所有此次尼藏发生战事原因及内中有无英人指使各节”。
国民政府立即责成蒙藏委员会遵照办理。蒙藏委员会迅即与外交、财政等政府部门协商执行，即派谢国梁赴藏，派巴文峻出使尼泊尔，并分别携带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十三世达赖和尼泊尔国王函。
蒋介石为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交涉，由中央负责解决尼藏问题，并派谢国梁入藏。
1930年5月，蒋介石致达赖喇嘛函内容如下：
达赖大师法座：
中藏以道路窎远，过从久疏。上年将派棍却仲尼堪布持函赴藏慰问，谅达左右。国民政府秉承先总理孙中山先生遗训，以维持和平为职志。前闻藏尼稍有纠纷，本主席眷怀西陲，系念至深。前曾致函尼泊尔国王，劝其停止军事行动，所有尼藏交涉由中央负责解决，借维双方安宁。除特派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赴尼接洽外，兹派行政院参议谢国梁赴藏商办一切。附赠不腆土物，借表微忱，即希查收接洽是盼。专此布达。顺颂
法绥
蒋○○
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 日
致达赖喇嘛的书信，表达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深切眷怀，通报了劝说尼泊尔停止军事行动、保持边境安宁的基本方针。同时，着重声明“所有尼藏交涉由中央负责解决”，维护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权威以及国家主权。
1930年5月，蒋介石致信尼泊尔国王。
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致书于尼泊尔国主：
吾中华民国遵奉先总理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努力国民革命。现已完成国内统一，将进而联合素有各民族共同奋斗，促进世界大同。尼中邦交笃厚，相沿已久，关系密切，迥异泛常。前闻尼藏突起纠纷，双方均有军事准备，本主席为两国人民之安宁计，至深系念，曾经驰书相劝停止军事行动，谅邀鉴察。兹特派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赍函前往慰问，并持赠本主席照片及国产物品，用表微忱，即希查收接洽为盼。
蒋介石信中重申中尼传统友好关系，要求尼方停止军事行动。
巴文峻、谢国梁等人于7月19日抵达印度。英人深知中国政府借尼藏纠纷解决西藏问题之用意，严查由印度进入西藏关口，致使谢国梁未能由印度入藏，转往缅甸，聘请仰光《兴商日报》谭云山为秘书，于1930年11月26日来到噶伦堡，乔装混入藏境，可惜于距拉萨城仅一日程地方病逝。后由谭云山转信于达赖，陈述中央对藏意旨，宣传新三民主义。
此时尼藏冲突已平息。巴文峻旋入尼泊尔，获知“此次尼藏发生冲突，全为英帝国主义所策动，并非出于尼泊尔之本愿，惟尼泊尔为蕞尔小国，无力抵御强英，一时不得不听命”。
尼泊尔政府以国礼接待巴文峻，表示愿意与中国和睦相处，保持友谊关系。此时尼藏之争亦已平息，巴文峻返京时，带来尼泊尔馈赠国民政府礼品多种。
尼藏纠纷系英印当局一手挑起，也由其促尼泊尔息战。达赖喇嘛政治应对得当，也收息事之效。据贡觉仲尼谈：达赖清楚地明白，英人“挑拨尼泊尔向西藏侵略，使尼藏交恶，英人可收渔人之利”。
“这是英帝国主义耍的讹诈手腕，尼泊尔小题大做，讨好英人，其实并无对藏作战以逞大欲的决心，因而亦以政治手腕对付之，不为所慑。”据贡觉仲尼回忆：“当英人指使尼军入藏时，达赖佛极为镇静，不谋于众，独自决策。他用我的名义写一电稿，令我亲送至江孜英政府所设置的电台，以明码拍至南京友人转报此事于政府。他采用这个方式，意在使英籍电员视作要电，密报英国当局，就会发生作用。我即日遵办，后来果收息事之效。”
英国的目的是警告和威胁西藏，而不是侵入西藏，面对一触即发的尼藏冲突，也感局势严重，一旦爆发战争，全藏僧俗仇恨英人，并不利于英国。据锡金政治官威尔回忆：西藏地方严重怀疑英国支持尼泊尔，英国在西藏的影响降至最低点。
英印政府一面令尼泊尔息战，一面令大吉岭警察总监莱登拉入藏调停。莱登拉是在刘曼卿之后到拉萨的，据刘曼卿记载：“不数日有联典（莱登拉）者，为尼泊尔事件入藏，此君即尼人，自称英籍，后渠欲破坏予入藏之目的，而欲施其陷害，但卒未成功，亦云幸矣。”
贡觉仲尼致函蒙藏委员会，内称尼藏纠纷，中央派人相助，全藏僧俗深感大德，“伏思一电之威，闻风惊胆，彼此相仇以解。此亦国威镇慑所致也”。
表明通过此事，西藏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支持非常感激，中央增强了在西藏地方的影响。次年，噶厦政府特向中央表示：“无如藏廓虽有交涉，幸我中央一电之威，闻风惊胆，彼此相仇以解。此亦国威所致也。”
国民政府行政档案记载：“时尼泊尔与西藏发生战争，中央顾念西陲，复派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前往宣慰，借以调解。战事既息，西藏当局曾函呈中央表示感激之意，藏事至此始有转机。”
而谢国梁奉命赴藏调解尼藏战争危机途中，病逝于距拉萨仅一日程的曲水，由十三世达赖亲自诵经，举行隆重葬礼奠基。西藏地方的举动体现了对中央政府的感激和内向。
尼藏纠纷是英国为干涉藏事蓄意制造的一个借口。通过尼泊尔侵藏、莱登拉访问拉萨，达赖也深知离开英国要想维护西藏地方的安宁是不现实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仍仰赖于英国，因此不敢绕开英国直接与中央解决西藏问题。英国目的得逞，也就终止尼泊尔军事准备。随后达赖向英印政府发出邀请，请其派员访问拉萨，商讨解决藏事。达赖又一次屈服于英国，使得汉藏和平进程再生波澜。
实际上这是国民政府与英国不见硝烟的交锋，中国政府应对及时得当，英国得知西藏地方感激中央政府的帮助，倾心中央，其自身则引起西藏地方的反感，思虑侵略西藏的阴谋暴露，于己不利，也佯装“劝和”，派代表“劝说”尼泊尔息兵。尼泊尔本不愿意因此影响中尼国家关系，同时战端一开，将直接损害尼泊尔的利益，遂主动收兵言和，重归旧好。老一辈藏学家杨公素先生曾经这样评述：“（1929年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互相派员联系，协商恢复、改善关系）但就是这种态度与联系也遭到英国的反对与破坏。达赖与国民政府的这种初步接触，引起英国人不安，于是采取威胁手段企图压服达赖。1930年初，因尼泊尔商人在藏因税收问题发生争吵，英国遂唆使尼泊尔突然出兵大举入藏，全藏震动。达赖喇嘛用明码由英国在江孜的电台，电告南京请求援助，很明显的这是告诉英国。南京国民政府当即电尼泊尔制止出兵，并派巴文峻赴尼泊尔，后又派谢国梁赴西藏（半途逝世）调解及调查此事。英国看到南京中央政府插手，怕弄巧反拙，乃自己出面担任调解人，派一委员团到拉萨‘劝说’尼泊尔撤兵，及至巴文峻到加德满都时，尼藏纠纷已告结束。这次尼泊尔出兵事件看似小题大作，实是英国对藏的一种恐吓手段，由于中国中央插手，弄得有头无尾。”
这个评述是客观、公正的。这说明，国民政府成功化解尼藏战争危机，不仅维护了国家对西藏的主权，也挫败了英国侵略西藏的又一个阴谋。
国民政府调解尼藏纠纷成功，化解了一场可能造成双方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战争，对于我国西藏人民和邻国尼泊尔人民都是有好处的。通过这场危机的化解，西藏地方当局和普通僧俗体会到国民政府愿意保护西藏地方的安全，从怀疑、犹豫，到开始向中央政府靠拢，扩大了亲中央势力的影响，为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政治联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事对十三世达赖思想触动很大，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英国居心叵测。1930年5月25日，达赖会见刘曼卿时，请她向国民政府说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俗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
这是当时十三世达赖思想的反映，依靠中央政府，才是避免英国鲸吞的良策。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于河南归德前线作战指挥部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对于研究民国期间西藏地方和中央政权的关系的恢复和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故专文详细解读。
这封信最早被公之于世是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1995）中，原件彩印。近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将其复制，作为珍贵陈列品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兴趣。信封书“达赖大国师法启”，印“国民政府缄”，左上角有藏文标记；红格信笺4页，眉印“国民政府用笺”。原信是依照传统书信格式，毛笔汉文繁体竖写。若按照现代报刊的一般排印方法，将其简体横排，会为读者的阅读提供很大方便。不过，这会淹没其中携带的大量历史信息。本节将其按照原来书信格式排印，对原来书信格式所隐含的一些时代信息略做解读，以便对其深入研究。
达赖大国师慧鉴：昨，在归德防次接见棍代表，出示
复书，并缕陈
国师倾向中央之热诚及拥护鄙人之盛意。又承
惠致哈达、相片、金碗、绒褥等项珍贵物品，对
使拜嘉，感慰无似。中藏一家，历史最古，中经事变，音问罕通。中正禀承
总理遗教：国内民族一律以平等相待遇，对于藏卫民众尤具有扶持之决心。去岁，棍堪布入藏，嘱将此意转达，耿耿此心，幸荷
谅察。
遴派棍堪布等前来首都协商藏事，对中央所提八事均有相当之答复，具见
深明大义，爱护宗邦，至堪嘉慰。已责成蒙藏委员会马委员长与棍代表等，开诚布公，悉心商办，务期以往之隔阂悉予扫除，从前之和好由此恢复。仍希
国师饬令棍代表等，顾全大局，与马委员长和平办理以竟全功，庶西藏主权益臻巩固，佛教事务益见发扬，造福藏疆，即所以维护祖国，岂仅
国师及中正个人之荣幸而已哉？前防战事行将结束，反动分子皆已扫除，大局奠定指顾间耳。中正托庇
福荫，顽健如恒，知关
锦注，谨以附
闻，专泐布谢。顺颂
道祺，并祝
福体健康。
蒋中正（印）
这封信的书写格式和文辞用语都表现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尊敬。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同时也是文明礼仪之邦，这体现在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大臣给皇帝的奏折（包括有关书籍）遇“皇上”、“圣上”、“圣鉴”、“圣裁”等字样，都要回行顶格，以示特别尊敬，这是官文书规制。往来书信，也有一些规制，例如，给长辈、上级或尊敬的人写信，涉及其名讳，都要回行抬头（即另起行至顶格）。民国成立后，书信往来规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仍然保留（特别是在上流社会）。例如，蒋介石信中“总理”（孙中山）二字即回行抬头，以示尊重。
蒋介石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凡涉十三世达赖喇嘛用词，例如“国师”（对达赖的尊称）、“复书”（十三世达赖回函）、“惠致”（意为达赖喇嘛的惠赠）、“对使拜嘉”（意为当达赖专使之面接受礼品，故“使”字回行）、“谅察”（意为达赖喇嘛谅察）、“遴派”（意为达赖喇嘛选派）、“深明大义”（指达赖喇嘛深明大义）、“福荫”（意为达赖喇嘛的荫庇）、“锦注”（意为达赖喇嘛的关怀、关注）、“谨以附闻”（意为达赖闻知，故闻字回行）这些意指达赖喇嘛的文辞，都回行抬头书写，表示尊敬。而“鄙人”（自称谦词）、“中正”，系蒋介石自称，都以小字偏左书写，意表谦恭。
另外，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称谓和有关词句的选用，也经过了缜密思考，精心选择，颇具深意，有必要稍为诠释：信的开头称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大国师”，文中又称为“国师”，这是对达赖喇嘛的尊称。“国师”是古代帝王封赐僧人的尊号，意为“一国师表”，举国归依。始于北齐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封高僧法常为国师，后历代沿袭。隋朝封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为国师。唐代，禅宗北宗创始人神秀（约606～706）为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国师。元、明、清各朝，则主要作为对藏传佛教上层人物的封号，而且封赐甚多，且明朝在国师之上，又有“大国师”、“灌顶国师”等封号。清朝鉴于前朝封赏过滥（明朝册封“大国师”二三十位，国师有数十位），仅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封章嘉呼图克图为“国师”，之后即不再封赐这种名号。历辈达赖喇嘛都没有受封过“国师”、“大国师”名号。蒋介石在这封信中尊称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国师”、“大国师”，是借用历史典故，对其表示尊敬（“达赖喇嘛”是清朝封赐的藏传佛教首领尊号，其本身只有宗教上的意义，而没有政治上、行政上的意义，而“国师”、“大国师”则含有“帝王之师”、“国家宗教领袖”的含义，具有很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和相应待遇。在历史上，“国师”、“大国师”的封号品级不同，不可混用。在这封信中，“国师”和“大国师”并无实封意义，故可混用）。
“慧鉴”是对收信人的赞美之词。“慧”，意为智慧、聪明，意指收信人；“耿耿此心”，是说写信人的关切、期待。“耿耿”形容心中不能宁静、踏实，典出《诗·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后来，也转指忠诚，例如，黄宗羲《感旧》诗：“寒江才把一书开，耿耿此心不易灰。”蒋介石信中用此词，含上述两意。“福荫”，护佑之意，典出《左传·庄公十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此处系写信人谦词，大意相当于今人所说“托您的福”。“锦注”，感谢对自己的关怀之意，也出自历史典故。唐代大诗人李白《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后来，因以“锦心绣口”形容文思优美、词藻华丽，也借指人的聪慧、心良意美。蒋介石书信用“锦注”称颂达赖喇嘛对自己的关心和祝福，是对收信人的尊重和赞美。“泐”，原意为铭刻，转意为书写，写给平辈人的书信中，常以“泐”代书写、手写使用。“道祺”，表示对达赖喇嘛的祝颂。“道”，古指有道之士（即道德高尚之人），典出《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陵，固守一德。’”汉文佛教典籍有时也用来泛指僧侣，《盂兰盆经疏》（卷下）载：“佛教初传此方，呼僧为道士。”蒋介石此信中的“道”，意指达赖喇嘛，两种含义都有。“祺”，意为吉祥，典出《诗·大雅·行苇》“寿考维祺”。古代书信中常用作祝颂语，如文祺、时祺等。“福体健康”，意同“祝您健康”。“福”，语出《韩非子》（卷六）：“全寿富贵之谓福。”
通过上述简略的文字解读，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其字里行间携带的历史信息：蒋介石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尊重，是在带有敬意的前提下写这封信的，不是以上下级之间指令，而是以通报情况、协商的口吻，洋溢着亲近、友好、尊重的善意。这封信文辞典雅，是幕僚捉刀。但既经蒋介石签字认可，无异其亲书。蒋介石和十三世达赖喇嘛都是政治人物，文字间透露的这些信息，不仅反映双方个人关系，更主要是政治关系的折射——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不正常关系的缓和、改善。
一般来说，书信末尾都会注明时日，有的甚至说明地点。但这封信有点特殊，末尾没有注明时间，因而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准确地考证其写作时间，是深入研究这封信最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根据信封和第一页信笺上同样的藏文标记的铁马年，可判断是1930年；信中提到的“归德防次”（即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在河南归德的前线指挥部）和有关历史事件，推定信函写于中原大战期间。
研究这个问题，要从信中所说“归德防次”谈起。1930年，蒋介石集团、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之间的战争，便是民国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战”。有关蒋介石的研究论著也无不涉及这场大战。对于我们研究蒋介石这封信而言，最具参考价值的，首推著名史学家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它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具体记述了蒋介石在归德的行踪。
1930年初，阎、冯、桂系形成了反蒋联盟和相应的军事部署。4月5日，蒋介石下令免除阎锡山本兼各职，通令全国讨伐。冯、阎等为争取战争主动，首先对蒋军进攻，“四月底，阎锡山夺取天津海关”，“五月一日蒋介石发布了他讨伐的誓词，中原大战正式开始”。“津浦铁路在徐州与陇海铁路相交，陇海西行至郑州又与平汉铁路相接，这个大H字形上是一九三○年主要的战场。桂系在湖南用兵只有牵制作用。”归德地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陇海铁路要地，反蒋联军与蒋部为夺取归德，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蒋军取胜。“自五月十八日中央军（指蒋军——引者注）占领归德之后，此处为蒋经常驻在之所，有时司令部设在铁道车箱内。”此后，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争夺，蒋部逐步占上风。“八月中旬，中央军（指蒋军——引者注）大破阎军，于十五日收复济南。”9月6日，蒋介石发布总反击令，于陇海、平汉两战场同时发起攻击。阎军自知难于应战，开始向黄河以北撤退；冯军也难独立支撑。反蒋联军败局已定。坐山观虎斗的张学良于9月18日通电拥护中央（蒋介石），“中央军于十月三日入开封，六日入郑州，九日而克复洛阳，蒋亦于同日飞返南京”。
上述蒋介石在中原大战期间行踪，应该是我们考订蒋介石信函写作时间的重要根据。信中所说“前防战事行将结束，反动分子皆已扫除，大局奠定指顾间耳”，据前述战争形势分析，是指9月6日蒋介石发布总反击令后，阎军向黄河以北败退，但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战况（“大局奠定指顾间耳”，是对夺取战争胜利的一种预期，不是胜利已成事实）。据此，信的撰写时间应在9月6日后数日内、张学良9月18日发布通电以前。
更重要的是，可以找到相应的档案文献史料。这要从信中提到的马委员长和棍却仲尼两个人物的行踪谈起。
马福祥时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1928年12月27日，阎锡山被任命为首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4月5日蒋介石明令撤销阎锡山本兼各职，才由马福祥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此前蒙藏委员会的公文，签署人都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副委员长马福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阎、冯共同签署的公文是1930年3月17日的《蒙藏委员会为拟定派驻各处专员办事处经费及驿差薪工补助费预算书请核准拨发致行政院呈》。
此后，蒙藏委员会的公函都是由马福祥以副委员长名义签发。1930年4月15日《蒙藏委员会为西藏会议准于五月内举行事复班禅驻京办事处快邮代电》，签发人即副委员长马福祥。细审其原稿，注明“3月28日拟稿”，
说明从此时开始，马福祥即以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直至1930年9月9日《蒙藏委员会为请检送西藏会议提案事致五院秘书处及中央各部会公函》仍署名“副委员长马福祥”。
此时，棍却仲尼已返抵南京，为西藏驻北平经费事进行交涉。9月2日蒙藏委员会呈报国民政府，请求解决经费事宜。历史档案有明确记载，《蒙藏委员会为请由国府交际费项下先行垫发西藏堪布驻平办事处经费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函》称：“查西藏堪布驻平办事处每月经费一千一百元，自本年之三月份起，即未发给。现达赖全权代表棍却仲尼由藏抵京，该处转递函电，需款甚殷。拟请由国府交际费项下先行垫发该处六个月经费九千元，以资办公。”毛笔亲署“马福祥”。
这说明：第一，9月2日，马福祥和棍却仲尼仍在南京，他们赴归德谒见蒋介石，当在此后数日内；第二，此时，马福祥仍以副委员长代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权，其正式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是在由归德返回南京之后。
1930年9月23日《教育部、蒙藏委员会公布国立南京及康定蒙藏学校组织大纲令》，签发人为“教育部部长蒋、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马”。说明直到9月底，马福祥仍是以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此时，已是由归德返回南京之后了。直至1930年10月11日，蒙藏委员会为西藏驻平驻康两办事处应同时成立及经费如何拨给事呈文行政院，签发人才改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
此后的蒙藏委员会公函均照此例，说明从此时开始，马福祥正式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棍却仲尼（1883～1944），因“棍却”二字汉文不够典雅，故1931年底的蒙藏委员会档案中，译写为“贡觉仲尼”。他于1924年1月到京接任西藏驻京堪布、雍和宫主持札萨克喇嘛。1929年9月，国民政府委任其为赴藏专员，颁给特派状（委任书）并携带蒋介石写给达赖的信函和礼品等，足见国民政府对其赴藏一行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命其携带国民政府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的恢复正常关系的八项办法。
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当局深知贡觉仲尼身负重任，对其行踪极为关切。达赖喇嘛得知其于1929年12月21日行抵印度噶伦堡，即电令其急速返藏，中途不要耽搁，并随时报告行程，电文说：“尔奉国民政府委派，自应从速来藏，行抵靖西（离西藏边疆小镇亚东约十里——引者注）时，随即电呈。”
贡觉仲尼于1930年2月16日到达拉萨，达赖喇嘛命噶厦官员率藏军到坚赞鲁顶（清代西藏地方政府迎接中央大员的地方）迎接，并列队进拉萨（最高接待规格）。贡觉仲尼将公文礼品等面交达赖喇嘛并与之会谈数小时，22日会见行政大员，23日会见各噶伦等，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将贡觉仲尼所负使命视为关乎西藏命运的头等大事。
贡觉仲尼由拉萨寄密函给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马福祥转呈蒋介石（签收时间为7月24日），说明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当局得知国民政府恢复与西藏地方正常关系的各项政策措施后，非常高兴，积极研究回文，“目下达赖喇嘛尊崇中央所需复文，躬亲料理，不日完竣，命下之日即当转呈”。
密函着重说明，“发生廓（廓尔喀，即尼泊尔——引者注）藏交涉一层，电致中央作主，幸喜我国毅然维持，派人相助等电，复奉之下，上致达赖喇嘛、擦戎噶布伦、合藏僧俗大众，深感大德，欢呼震地。伏思一电之威，闻风惊胆，相仇以解，此亦国威震慑所致也”。
贡觉仲尼于7月12日离藏抵达印度前驻藏办事处长官陆兴祺处。陆即电告国民政府，并请示派人护送晋京。国民政府文官处于7月17日致函行政院知照，文称：“径启者：奉主席交下前驻藏办事处长官陆兴祺电陈：‘贡觉仲尼文日（韵目代日，即12日——引者注）抵印，携有重要公文礼物，应否派员护送晋京，乞即电复’一案，奉谕：‘电达陆兴祺派员护送来京，仍交行政院知照。’等因，除分电外，相应函达查照。此致行政院。”
奉命赴藏专使谢国梁和使尼专使巴文峻于7月19日抵印后，听说贡觉仲尼已由藏抵印住陆兴祺处，不与会面，二专使颇为不满，随即电致国民政府令陆兴祺偕贡觉仲尼与谢、巴洽商后再晋京。国民政府即电令陆兴祺照办，陆于8月1日电告国民政府：“棍堪布已遵谕与巴、谢二员会面，并定三日起程赴京，祺派秘书丁尔憧护送。”
贡觉仲尼于8月3日离印，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经过20余日，至8月30日才到达南京。稍事休息两三天，即由马福祥亲自陪同急赴归德晋见蒋介石。1932年接任马福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石青阳在其所著《藏事纪要》中有较详细记述：“民国十八年（1929），以北伐事竣，统一完成，中央对于西藏之关系，亟应及时恢复。比经本会查，有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系达赖亲信之人，因招致来京，进行解决藏事。一再商洽，乃呈准国民政府，派遣贡觉仲尼为中央特派赴藏慰问专员，备具礼物及蒋主席亲笔函、相片等，饬交该专员带往西藏，赠送达赖。对于西藏问题应如何解决，并经开具八款，一并交其带去，询问达赖，请其逐条答复。是年11月7日，贡觉仲尼由京首途，于十九年（1930）1月16日行抵拉萨。3月11日由楚臣丹增（即楚称丹增——引者注）、巫明远快函报告谓：接贡专员函称，抵拉萨时（中略）并蒙特别优待，（中略）并云中央此次派员赴藏，西藏官民极为欢忭，西藏问题必得圆满之解决，等语。嗣该专员于是年8月30日返京复命。同时，并经达赖加派该专员为西藏总代表，常川驻京，就近商洽藏事。所有中央交由该专员带去之八款，亦经达赖逐条答复，带呈中央，由本会马委员长偕同该代表，谒见蒋主席，递呈达赖复函及该项答复。经蒋主席阅后，仍交本会负责办理。未几，达赖复派楚臣丹增等为代表，随同贡代表接洽藏事。”
1930年9月18日，蒋介石复达赖喇嘛函：
达赖大国师法鉴：
径覆者，罗藏瓦楚称丹增来京面陈棍专员此次赴藏，荷大国师不时延见，礼遇优渥，具见倾诚内向，尊重中央之盛意，闻之曷胜钦慰。中央政府誓遵总理扶植国内民族之遗教，以力谋藏民今后之福利。现在棍专员业已到京，所有西藏问题已令蒙藏委员会马委员长妥为商办矣。先此布复。顺颂慧祺
蒋中正
这封信是针对楚称丹增来京之事，给达赖喇嘛的复信。贡觉仲尼是8月30日返抵南京的，因事关重大，非蒙藏委员会能够专主，马福祥很快陪同其前往作战前线归德指挥部晋见蒋介石，不可能拖至半个多月之后，否则不会在激战前线接见。石青阳《藏事纪要》说明：“（贡觉仲尼谒见蒋介石之后）未几，达赖复派楚臣丹增等为代表，随同贡代表接洽藏事。”贡觉仲尼赴京后没有多久，十三世达赖即派楚称丹增晋京探寻情况，事在贡觉仲尼于归德谒见蒋介石之后。
贡觉仲尼8月30日返抵南京，为办理西藏堪布驻北平经费事耽搁了几天时间，即由马福祥陪同至归德蒋介石前线指挥部，归德防次信函的内容表明，其撰写时间应在9月6日蒋发布“总反击令”之后，9月18日接见楚称丹增后复致函十三世达赖之前。10月3日蒋介石已离开归德前线指挥部，信中不可能说“昨，在归德防次……”。《民国藏事通鉴》说“9月12日，贡（贡觉仲尼）谒见蒋介石”。虽未说明史料根据，但大体是不错的。蒋介石写于归德的这封信，时间即在9月6日至18日之间的数日内。
在激战前线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急于在炮火连天的战斗间隙约见贡觉仲尼，当然不是礼节性会见，只说一些客套话而已，而是视之为一次重要政治活动，会谈内容事关重大。这在信中做了画龙点睛的说明：“（达赖喇嘛）遴派棍堪布等前来首都协商藏事，对中央所提八事均有相当之答复，具见深明大义，爱护宗邦，至堪嘉慰。已责成蒙藏委员会马委员长与棍代表等开诚布公，悉心商办。”
贡觉仲尼谒见蒋介石呈递达赖喇嘛复函及八条答复意见，蒋介石命其与蒙藏委员会具体协商办理。蒋还当面应允西藏地方当局提出的在南京、北平、西康设立办事处的请求。
贡觉仲尼回到南京后，即于10月8日以西藏代表的名义，就成立驻平、驻康办事处经费如何拨付致函蒙藏委员会转呈国民政府训示遵行。函称：“敬陈者（代表）去年奉命赴藏，所携中央询问八款，均经达赖一一陈复，其中关于设立驻京办事处一节，亦经达赖允诺，并拟同时成立驻平驻康二办公处。月前，（代表）赴归德谒见蒋主席，亦蒙面谕，迅速组织成立，自应遵办，惟经费如何拨给未奉明令，为此函请钧会迅予转呈国民政府，训示遵行。……谨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
马福祥接函后，即于10月11日呈报行政院，行政院会同财政部商议经费拨付事宜，很快得到落实，西藏驻南京、北平、西康办事处随即成立。这是贡觉仲尼谒见蒋介石会谈及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达赖喇嘛复函所说八款中其他各款，都因为川边大金、白利事件而耽搁下来。1930年，四川甘孜地区大金（也作“大吉”）寺与白利（也作“白茹”）土司因争夺差民引起纠纷。甘孜守军兵围大金寺，寺僧遂向西藏当局求援。1931年2月，藏军向川康军进攻，占领甘孜、瞻化（今新龙）等县；1932年3月，进攻青海玉树。1932年春，刘文辉联合青海马步芳军反击，收复炉霍、甘孜、德格、邓柯、白玉、石渠等县。1932年10月8日，刘文辉派交涉专员邓骧、委员姜郁文和达赖喇嘛所派交涉专员琼让、委员吉卜举行谈判，签订《岗拖停战协定》。历时两年多的“大白事件”遂告结束。石青阳《藏事纪要》说：“适其时，西康白茹、大吉两寺发生纠纷，对于达赖答复之八款，未及考虑进行，仅依照其答复第七款，设立西藏驻京、驻平、驻康三办事处。”
事实确是如此，西藏当局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张，除设立三地办事处外，其他各项拖延下来。
虽然蒋、贡会谈得以落实的结果只是设立了三个办事处，但其历史意义还是值得重视的。它对于恢复和改善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蒙藏委员会档案记载：“政府以完成统一，西藏关系亟应恢复，于十八年（1929）八月派贡觉仲尼为慰问专员，入藏宣达中央德意。次年（1930）八月，贡觉仲尼回京复命，同时经达赖喇嘛派为西藏总代表，加派阿旺坚赞、曲批图丹等为代表，常川驻京，就近接洽藏事，并设立西藏驻京、驻平、驻康三办事处。从此，西藏关系日趋密切。”
办事处官员中不少人还加入了国民党，甚至担任了中央执行委员或国民政府参议员及监察委员、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要职。